“暴涨无常”光绪《泾州乡土志》，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八），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421页。的河源，怎么能同“小筏可至插岭关下”的“醴陵渌水”同日而语呢？根本没有考虑到泾水变化大、季节性强的特点。他提出的“作闸通航”一事根本无法实施。至于用机器开渠的方案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泾水的水文、开渠上水的高度等缺乏科学的论证，工程可行性差，修建三年，只好“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成为治泾史上的一大憾事。
4．开挖抹邦河——一个成功的范例
抹邦河水利工程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部将王德榜率军驻扎在陇西狄道（即今临洮县）时所建，是左宗棠在甘肃各地兴建的诸多水利工程中最成功的一项，很值得一述。
王德榜（1837—1898），字朗青，湖南江华人。湘军将领，随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曾任福建布政使。后来随左宗棠到西北，又参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左宗棠所部湘军，原是湘军中的另一支派，独立于曾国藩所率湘军之外，系王鑫旧部，号称老湘军。这支军队的勇丁多是湖南农民，所以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特色。左宗棠不仅给老湘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他本人对于农事，也确有浓厚的兴趣。而楚军勇丁又都是农民，所以，“遇他们在某一个地方驻防时，便常教他们就路旁、河边、屋角，种树种菜”《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因此，左宗棠凡遇到地方的公共工程，像开河、筑路、造桥、修城之类，也常派勇夫去做。王德榜所部湘军，就是这样一支既能打仗、又能辛苦劳作的部队。
同治十年，王德榜参与了进攻河州回民起义的几次战役。河州回民起义被镇压以后，根据左宗棠的安排，“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所部定西等营，仍驻狄道，西北接宁河、太子寺、三甲集各营，南接岷、洮各营，东接巩、秦所属各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283页。并要求他们耕垦自给。王德榜以前为了向岷州运粮，曾炸过洮河的九岭峡，以便打通粮道。现在，为了搞军屯，他又打算引抹邦河水来灌田。抹邦河是洮河的一条支流，流过狄道岗关坪之上，坪下就是洮河。在引水的地方，有一个山头，“高三十五六丈；这一个山坡，长四百二十丈”。王德榜决定把这一段四百二十丈的山坡，挖低二十五丈，开成明渠。他估计要人工五六十万。他施工的要求，经过多次的请求才得到了左宗棠的同意，并给予了支持。因为工程太浩大，以致使从来不怕困难的左宗棠也产生了犹豫和动摇之心。在工程动工以后，王德榜每天抽调一半的勇丁约二千五百人来工作，大概经过六七个月后才告完工，可灌田数十万垧——每垧二亩半《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页。
关于详细情况，王德榜在龙王庙碑文中记述到：“斯渠也，始造于同治十二年六月既望之翼日，以同治十三年五月晦日讫功。其长七十里，广丈有六尺。堤高三丈五尺，宽二十丈余。横亘两崖。糜金钱四百万有奇。火硝磺二千六百石。”在巩昌府知府给左宗棠呈文中，记载了勘验该工程的情况：“知府于七月（同治十三年）初四日起程，初六日抵狄道州城。次日，会同王藩司德榜，狄道州知州喻光容（字仙稿，湖南宁乡人）等携带丈尺，驰往距狄道城南三十里岚关坪地，从迤东之陈家嘴行水旧道勘起。勘得此股渠水，旧由陈家嘴分出之岚关坪山腰，穿洞入渠。据该处民人称：道光年间，山洞崩塞，是以水不归渠。此次王藩司于抹邦河上流，筑坝一道，阻往来水；另开新渠，引水灌溉田亩。坝高三丈有奇，宽二十丈；俾河水鼓起入渠。引至岚关坪山脚，复凿平山石，高七丈有奇，长四百余丈，中开石渠一道，而宽三丈，深八九尺不等。水由石渠绕入土渠。并于狄道城南川一带，开挖支渠十一道；川北一带，开挖支渠七道。所有南北两川民田，均可以资溉灌。其渠口之西，设有板闸一道。需水多少，则按闸板启放。坝右石山，又开便河一道，东西长三十八丈，深一丈八尺，宽约十余丈，以备水旺时分水势，免致伤堤。坝之南，便河之北，就石坪上立庙一座，横联三楹。其沿山一带之土沟，碱水下注，均筑桥漕，架水过渠，由田间另辟水路，将碱水泻入洮河，不致有伤禾稼。洵为筹划尽善，办理得法。查由入水渠口，西行抵岚关坪高坎，计长七里；自高坎迤北至狄道州城，三十里；过州城迤北搭视渡，过东峪沟，以及八里、十里、十五里，直达清水渠。计自坝口至清水渠，统长六十余里，始由清水渠泻入洮河。卑府周视岚关山脚渠道及新开便河，均系石山开凿，地雷轰成，委非民工民力所能举办。且时值雨后，水势颇旺，渠内源源灌注，亦无泛滥之势。”慕寿祺：《甘宁青史略》（二十四卷），第5页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抹邦河水利工程质量优良，岚关坪灌区可灌田约25万余亩。
关于这项水利工程，左宗棠的记述很少，只在同治十二年给王德榜的一份信中说：“狄道荒地甚多，又阁下新开水利，使旱地变为上腴，尤便安插，诚为一劳永逸之举。”《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14页。这实际是对这项工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誉。
应该说，在左宗棠的部属中，“魏光焘一支兵，可说最善于筑路；王德榜一支兵，可说最善于开河”。《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因为魏光焘一军长期驻扎在从平凉经六盘山到定西一带，这段路是关内最难走的，也是最难维修的。而王德榜自在狄道炸山开渠以后，在督带恪靖定边军出征越南以前，还帮助左宗棠“在北京做成了永定河上源一千数百丈的石坝；开成了六合境内滁河下游二十多里的别支，铲除其中最艰阻的二十丈的石脊；整治句容赤山湖到南京秦淮河间又是一个二十多里的水道”《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9页。故而被秦翰才称作“开河专家”。
5．成绩与评价
水利是农业的基础，水利更是西北农业的命脉。开发西北首先面临着兴修水利的艰巨任务，但开发本身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大军每收复一地，随着左宗棠大营向西推进，关中、平凉、宁夏、河州、西宁、河西，都依次出现了兴修水利的场景。
通过前面的记述我们看到，左宗棠在其任期内兴修的水利工程几乎遍及甘肃的各个角落。工程项目从治河、修渠、筑坝、凿井，到挖掘坎儿井等，内容丰富；工程动工主要依赖人力畜力，甚至使用炸药开山炸石，运用最新治河机器施工开渠，使用了他当时所能动用的所有的工具和手段。因此，从西部开发史来看，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里，有组织、有步骤、大范围地开展如此大规模、多类型的水利建设，在甘肃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很值得总结与研究。
左宗棠短时间内在开发甘肃水利的创举中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主要是因为：
第一，左宗棠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他对西北进行建设性开发，使他与以往的官员相比，在措置上大为不同，能够把着眼点放在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兴修水利自然就被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上，成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用人得当、施工得力。在兴修水利工程时，左宗棠非常注重考察和选派得力可靠的官员。他认为兴修水利，“其要只在得人，勤恳而耐劳者，上选也”。“此在勤民之官自为之，令各知其意，不必多加督责，王道只在眼前，纲张斯目举矣。”《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387页。如指派王德榜开挖抹邦河，选派张曜在哈密开渠引灌，使用刘典、杨昌浚、刘锦棠等人督办水利工程，都能如期较好地完成任务。尤其是王德榜将军，后来几乎成了协助他兴办水利的“开河专家”《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9页。
第三，注重采用先进的生产力设备和技术兴修水利。左宗棠虽偏处西北一隅，但却能放眼世界，引进德国先进的治河机器，聘请德国技师，用于对泾河的治理。泾河的治理虽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率先使用开河、凿井机器，表现了左宗棠作为洋务派巨擘应有的眼光与气魄。
当然，左宗棠在西北兴修水利的活动，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和教训，也值得后人汲取：
第一，水利建设方案缺乏科学的规划和论证。左宗棠在西北各地兴办水利，基本上是按当地收复的先后顺序逐步开展的，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成分，但从总体来看，仍缺乏整体科学的统一规划，小范围也缺乏整体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具体的水利工程有的虽有简单规划，但该规划能否行得通，又缺乏必要的科学的可行性论证。以治理泾水为例，该项目虽为左氏花费心力最多的水利工程，但由于治泾规划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规划的适用性差，无法继续实施，只好中道而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第二，兴修水利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左宗棠在任内重视兴修水利，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但他之后的继任者，未必都能持之以恒地重视水利建设。许多水利设施后来都停建或废弃了，无人过问，这是很令人痛惜的。
第三，西北兴修水利没有得到清政府和民间的有力支持。左宗棠投入到水利工程上的资金，都是他本人想方设法筹措的，很少有来自清政府的直接拨款。至于民间出资，由于战乱使西北各地一片赤贫，几乎没有人有能力捐资治河修渠。连年战争，也使西北人口锐减，百姓元气大伤，民间很难独立完成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再加上地方官吏推诿扯皮，许多难题都压到左宗棠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能取得上述成就，实属不易。
左宗棠在甘肃兴建的水利工程，虽然有治理泾水失败这样的损失，但也有王德榜开挖沫邦河一举成功这样的成就。由于他历时十余年不间断地治理和建设，西北一些地方一度出现了“水利大兴、而垦事亦盛”《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3页。的局面。左宗棠在甘肃兴建的各项基础设施，为此后西北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水利工程的兴建，对甘肃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左宗棠的功绩永远值得西北人民铭记！他在西北兴办水利的经验教训也值得今人汲取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