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本来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但是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政治经济中心东移，陕甘等省大部分地区却成了文化最落后的边地了。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要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大量人才、兴办文化教育事业，这是做过塾师的左宗棠多年来一贯的认识。早在任闽浙总督时，左宗棠就提出了“敬教劝学，卫国于以中兴”的口号《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80页。，视教育为国家由贫弱而富强的根本。他一直关注西北问题，早年在两江总督陶澍家中执教时就搜集了大量的西北边疆问题的各方面资料，并和曾充军伊犁的林则徐成为忘年交。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少数民族杂处，各地语言、文字、习俗差异较大，中原汉族的相对先进文化没得到广泛传播，读书识字的人很少，文化落后，人才缺乏，再加上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使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处于极其凋敝落后的境地。到甘肃以后，他亲身触及到西北文化落后、读书人少、人才缺乏的严峻现状，深切感到，在西北边疆面临严重危机、强邻窥伺、民族杂处、少数民族人口多的情况下，“若读书人日渐减少，势不尽沦为戎狄不止也”，认为在西北大兴科举，“因科目而兴教劝学，则较他省为尤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84页。于是提出了“关陇要事，读书为急”《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55页。的观点，呼吁各地官员，“所至均以兴教劝学为急”《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67页。，重点办好西北文教事业，开发西北人民的智力，为传统的封建教育补课，以达到“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的目的《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56页。为此，他上任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振兴措施，力图改变甘肃与西北教育落后的状况。
（一）倡办义学
左宗棠到甘肃以后，要求各府厅州县，兴办义学。据载，西征军“师行所至，饬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61页。他本人也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崇信设义学一处，以后各地方一律开始兴办义学。各县创办的义学，除个别偏僻的穷县只有三四所以外，普遍的都有七八所到十多所，多的达几十所。如秦州就达54所，而西宁陆续设置的义塾达120多处《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6~207页。这些义塾都是由官府筹措经费，聘请教师，免费发给学生书籍、笔墨，甚至提供生活费。如“两当知县萧良庆，于同治十二年亲捐廉、集资，以设义学，奖蒙童。诸如此类，足见当时学风很浓厚”《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8页。
对于回民子弟的教育问题，左宗棠极为重视，以为在西北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较多，“便嘱各善后局、各防营，广设义学招收回民子弟。先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教他们识字；并用楷书仿格，教他们写字”《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8页。认为欲“化回、汉之见，则义学不可不设”《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2页。为了使回民子弟学习文化，同治十三年，命总兵凌春召在河州三甲集设回民义学三处，命知县董仁治在大通设义学十三处，其中一部分是回民义学，命知府龙锡庆在西宁设义学二处，乡义学二十二处，乡义学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7页。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又“拨（兰州）北山荒绝田775亩，收租供各官学经费。于是有四个义学重新修建，就是正德、序贤、养正和存诚，后面两所专收回民子弟”《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6页。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命知县英麟在平远设义学五处，其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令海城知县建义学六处，其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7页。嵩武军统领张曜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驻防宁夏期间，在回族聚居的村落，普遍设立义塾《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8页。
上述回民义学，多为新创设，原有恢复的，仅是很少一部分。前述统计亦不完全，据记载，其他如平凉、秦安、清水、安定、狄道、巴燕戎格等地，均设有回民义学。
各地义学除教授四书、五经、孝经等法定课本外，根据左宗棠的提议，又增加了《小学集注》、《吾学录》和《圣谕广训》等三种。
为了吸引回族子弟读书，左宗棠采用了不少奖励办法。化平川设立的十二处回民义学，书籍、笔墨、伙食均由官府免费支付。河州、贵德、大通、海城、平远等地的回民义学，也均有一定的补贴，予以特别关照。尽管左宗棠为举办回民教育不遗余力，但成效并不大。究其原因，一是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视不够，回民义学大都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设备也简陋。像兰州府这样的地方，办起的回民义学也不过是一座凉棚而已，其他的地方可想而知。二是当时回族群众大都经历迁徙、被掠，财产损失殆尽，生活无着落，子弟们上学读书并非急务。三是由于回族群众对这种同化教育的抵制。由于以上三种原因，当时回族子弟仍“以诵经为急务，以读书为当差”，义学“从者殊寡”《甘宁青史略》，卷23。
尽管办义学面临重重困难，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期内，甘肃各地新办的义学，可以统计的计有兰州16处，狄道4处，河州3处，平凉9处，平远5处，海城6处，化平川12处，崇信2处，秦州54处，秦安16处，徽县8处，两当2处，加上青海、宁夏、新疆兴办的其他义塾，共有300多处，其中有回民义学57处《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6~208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甘肃各地文教事业的发展。
（二）兴建书院
左宗棠对文武官吏和士民子弟的求学问题也很重视，倡导修复和兴办了一些书院。书院是近代学校出现以前所在地的最高学府，是科举考试的学习场所。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在甘肃新修的书院有：
书院名称所在地制办年代制办人
尊经书院庄浪1869年（同治八年）隆德县丞王季寅
文明书院岷州1871年（同治十年）同知吴恕
襄武书院陇西1872年（同治十一年）知县吴本烈
钟灵书院宁灵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知赵承隽
金山书院洪水堡1873年（同治十二年）山丹士人张廷赞
归儒书院化平川，特为回民所设1874年（同治十三年）提督喻胜荣
河阴书院贵德1874年（同治十三年）西宁府知府龙锡庆
南华书院甘州1874年（同治十三年）甘州士人给左宗棠建生祠。左不许，因改为书院。
陇南书院秦州1875年（光绪元年）巩秦阶道董文焕
文社书院镇番1875年（光绪元年）知县钱崇基
庆兴书院董志原1876年（光绪二年）安化县丞
五峰书院西宁1876年（光绪二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等
湟中书院西宁1876年（光绪二年）旧礼拜寺改建，原为左宗棠设立生祠，被阻止
鹤峰学舍三岔镇秦州州判薛佩兰
凤池书院惠安堡盐捕通判喻长铭
（本表根据《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3～206页资料整理）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左宗棠令在回族聚居的化平厅修建书院。当有人以“初开草昧，安用诗书，况在花门，识字者少”为由加以拒绝时，他便大加斥责，并以通过学习汉文化而知名的丁鹤年、马文升为例，启发这些目光短浅的官僚，表明自己的苦心。书院建成后，左宗棠题名“归儒”。他对此事的办理十分得意，曾令其幕僚施补华专文记录《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4页。
此外，左宗棠还令部属在甘肃各地修复了许多旧有的书院。从1869年到1881年甘肃地区先后修复的书院有：
书院名称所在地重建年代重建者
仰止书院东乐1871年（同治十年）士人张文美等
银川书院宁夏1871年（同治十年）知府李藻
河阳书院静宁1872年（同治十一年）知州余泽春
鹑觚书院灵台1873年（同治十二年）知县彭光栋
崇山书院大通1873年（同治十二年）知县黄仁治
洮阳书院狄道1874年（同治十三年）知州喻光容
蓼泉书院抚彝1874年（同治十三年）通判孙承弼
育英书院安定1875年（光绪元年）提督刘端晚
灵文书院灵州1876年（光绪二年）知县孙承晚
又新书院平罗1877年（光绪三年）知县孙维孜
凤鸣书院崇信1878年（光绪四年）训导孙寿山等
鸣沙书院敦煌1880年（光绪六年）知县苏俊吉
陇州书院秦安知县程履丰
正明书院阶州知州文治
（根据《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3～206页资料整理，以上二表反映的只是个大概情况，不是完整的资料。）
此外，对原有书院加以修整的还有兰州的五泉书院，漳县的武阳书院，洮州的洮滨书院，平凉的柳湖书院等。其中“魏光焘兴修平凉的柳湖书院，最为宏大。文襄公于入京时路过视察，称为‘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佳树成林，尤称胜境’。”《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
上述资料虽然不够完整，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西北地区书院的发展和复兴时期。后来晚清兴办新学，当年左宗棠开办的书院都顺理成章地改为新学堂。一般省属书院就改为师范学堂，府属书院就改为中学堂，县属书院就改为小学堂。
兴办书院的经费：一是发动地方官员、义士捐款，二是各地方财政划拨。许多地方还由官方出资聘请教师。左宗棠本人也多次带头向各地书院、院生和考生捐款，对学生也采取奖优罚劣的办法促进其学习。同治九年，正是进攻金积堡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左宗棠就关心当时的甘肃最高学府——兰山书院的生存与发展，在百忙中叮嘱甘肃布政使崇保代筹书院师生的日常生活费。并规定：书院招正式学生40名，每名每月生活费3两；附生50名，每名每月补助生活费1．5两。每年需银2000多两，都由左宗棠用年薪捐助，或在公款中酌拨。他还亲自阅读崇保带来的兰山书院学生的书信，认为“文理尚可，殊为欣然”。还在给崇保的批札中给学子们传授自己的学习经验，指出在学习上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24页。在收复新疆时，左宗棠驻扎在肃州，指挥大军西征，他常抽暇到肃州的酒泉书院，和师生讨论学问，并捐助膏火。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求生求食尚且兼顾不及，更遑论求学了。但在左氏的鼓励和支持下，各地方秩序一经恢复，都掀起了兴教劝学的热潮。这对迅速恢复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分闱乡试
左宗棠以“兴教劝学”为己任，在对传统教育的改革中，奏请陕甘乡试分闱，可以算是其振兴甘肃教育的一项重大的举措。甘肃自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以后，在二百一十多年内与陕西合闱举行乡试，闱所设在西安。甘肃生员赴陕应试最近也有七八百里，受尽跋涉之苦，所费不资，能抵陕完试者在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中最多只有十分之二三。因此，左宗棠力主甘肃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他在奏稿中写道：“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59~560页。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大概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这就严重限制了甘肃各地的士子参加乡试，因而严重阻碍了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政界的道路。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59~560页。他奏请将甘肃乡试每科名额定为40名，经部议驳，只准30名。及至光绪二年乡试，经左宗棠再次奏请，始准再加10名。从此每科乡试，甘肃可以产生40名举人，还可以另加满族士子3名。这对于当时甘肃士子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发奋求学的积极性。
1875年，适值新皇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筹办。恰在这一年，左宗棠授命督办新疆军务，又得到清廷同意甘肃乡试分闱的喜讯，他身兼陕甘总督，自然有照例入闱监临之责。他说：“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甘肃分闱已定，数千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94页。于是，左宗棠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修建贡院。贡院建成，规模宏大，可同时容纳4000多人参加考试，在当时全国各省贡院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统共花费了50万两白银。他为兰州贡院还题写了楹联：
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甘肃考生在此举行了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3000余人，较以往赴陕人数多出数倍。这次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恰是左氏所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才生安维峻。左宗棠曾记述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邦所重，意其报在此。……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结果正是安维峻考中解元，使左宗棠“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574页。安维峻也不负左氏厚望，中举后又考中进士，为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名噪一时，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这次考试场面十分隆重庄严，但左宗棠也凄然看到，不少参考士子，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而调查他们的川资，则多是由地方官赞助的。第三次乡试时，他在肃州对安西州去的19名考生，肃州去的43名考生，从个人的薪俸中资助他们每人八两白银，至于乡试后中举的举人去北京参加会试，左宗棠也酌赠津贴，或每次每人二十两，或每次每人三十两《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3页。这种捐廉助学的义举，在西北传为佳话。在每年的乡试中，左宗棠也注意优待回族考生。光绪元年，陕甘乡试分开，但在一、二试时，回民士子竟无一人考中，左宗棠认为这很不利于回民教育的开展，因而奏准清廷，把回民士子分两科，一科仍与汉民合试，一科另用“良”字编号，必取中一名，这样每间一科，必有一名回民士子考中。这样，也使回民士子能看到前途与希望。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