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不仅是努力在国内热情宣传鼓动，而且还积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如孙中山于1912年5月4日向英国人民和伦敦各报社发出公开信，要求给予支持和声援。在国内，北洋政府教育部将鸦片的毒害编入教科书，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各省当局也比较重视宣传工作，大量刊印告示，广为散发，痛斥鸦片罪行，说明禁烟的好处。有的省份所印禁烟告示之多，可以达到每10户及不满10户者均发一张，“以供人人传览”。有的地方组织艺人，专门编导禁烟戏曲，四处演唱。例如上海著名演员孟春帆专门排演了一出名为《枪毙烟贩》的戏剧。有的地方当局发动绅士和学生上街演讲。在宣传鼓动方面，报刊发挥了尤为积极的作用。各大报刊不仅经常刊登有关禁烟的消息、诗歌、杂文，劝世讽喻，影响很大。如《申报》连载的改良新剧《劝夫戒烟》和《烟丐叹》，前者借妻、妾二人之口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劝瘾君子们戒烟，后者刻画瘾君子的悲惨下场。而且敢于揭露官场假借禁烟之名，而行敲诈之实的一幕幕丑剧，使之不法行为有所收敛，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这些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
3．设立禁烟督察机构
清末禁烟主要由各省督抚及其所属地方长官负责，禁烟大臣与各地的戒烟所只负责查验官员的烟瘾和戒吸事宜，没有督察任务。民国成立之后，南京临时政府设立禁烟公所，委任石瑛为总理，要求各省、县设禁烟局、处、所，其职责是协助地方行政长官推行禁政，兼有督察任务。这个机关的设立在推行禁烟方面起过一定作用，而在督察方面却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914年3月21日，为督促各级官员认真执行禁令，特设禁烟督察处，附属于内务部警政司。这个机关由朱启铃任处长，下设评议员、审查员、调查员、事物员。禁烟督察处主要查访禁烟成绩及违禁事项，具有特务侦探性质。这样一来，全国各省、县禁烟行政便置于中央监控之下，各地官吏不得不认真履行禁烟职责。例如，湖北设立禁烟专科，主管全省稽查事务，选派20余名调查员下到69个县实地踏勘罂粟种植情况，督促各县知事切实推行禁政。又如，浙江禁烟局，调查员每日挨户查验吸食、种植情况，不，何私情，如实上报，各级官员莫不悚然。禁烟督察处的设立，在禁烟运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督促作用。这是民国初年禁烟的一个新特点。
4．查缉洋药贩运活动
辛亥革命后，湖北处在革命党人控制之下，民族主义情绪相当高昂，与外国鸦片的贩运活动展开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如1912年9月，安庆查获一起私贩洋药案。一位中国的鸦片商私运洋药，被安庆警察厅查获，英国驻上海领事出来干涉，调动军队示威恐吓。驻华公使朱尔典也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照价赔偿，声称：“浙、皖、赣、湘各省严令禁烟，不但违背约章，且致英商销路窒碍，赔累甚巨，请中国政府妥筹办法”，放宽对洋烟药的查运。对于这种无理要求，中国外交部根据皖督柏文蔚的意见，据理驳复说，此事纯属中国内政，与外国没有关系，查禁无货单的洋药运输，符合《中英禁烟条件》。这些事件使民国初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资产阶级地方政权的抗争性与前清地方政权的妥协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进一步完善了禁烟法规
民国初年，在沿用前清禁烟法令的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条例规定，进一步完善了禁烟法规。民国初年的禁烟章程、条例与清末相比，除进一步加强了对各级官员禁烟工作的有效考核外，还增加了查处鸦片烟案的物质奖励，分别规定了查缉人员应得赏金的百分比率。有的地方专门设立举报奖金以鼓励检举。如上海县为根除境内罂粟，以赏额100元鼓励人们举报。这种物质上的合法刺激，有利于查禁活动的有效开展。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的禁烟法规也在不断强化和完善。例如在1911年，受武昌起义影响成立的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在都督蔡锷的领导下，于1912年10月28日特别地拟出《禁种专则》8条。此条款后经云南省议会议员们的修改，不断完善，扩充成为9条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凡种烟田地悉数充公，本犯监禁10年，不准罚赎。其租人田地种烟，而地主并不知情者，由地方官估计该田地价目，勒令本犯照数缴纳。如无力缴纳，除本犯监禁10年外，仍照刑律发所工作，1日折洋1元。如有抗拒不服铲除，按照军法枪毙。
第二条：地主与人田地种烟、知情不报者，除将田地充公外，地主监禁10年，不准罚赎，种户照前条办理。
第三条：凡散给烟籽、使人栽种者，监禁5年，其私售烟籽以图渔利者，监禁3年。
第四条：各属按照自治区域，由自治员绅、团绅负禁烟连带责任，倘查禁不力，于该区发见烟苗，处300元以下、30元以上之罚金。
第五条：该区绅董见有烟苗，故为容纵，如查明确有包庇指使情弊，监禁10年，不准罚赎。倘敢出头抗拒铲除，即照军法枪毙。
第六条：一年之中一区发见烟苗，地方官停俸半年；数区发见烟苗，地方官免职留用，将烟铲尽方准回省。如查有纵容情弊，免职后监禁10年。倘敢借禁烟私罚，吞蚀入己，分别赃私，轻则监禁，重则枪毙。
第七条：种烟田地，本区不报，由他区揭报，无论自治学警，实业，是何机关揭出者，即将其田地归于该揭报者，充公由地方官呈明立案。如有吓诈得、及将充公田地吞蚀入己者，分别赃私，轻则监禁，重则枪毙。
第八条：应枪毙及监禁人犯，由各该道观察使核明请示后，当地执行。
第九条：各地方行政官吏以及铲烟军队，如因铲烟吓诈得赃者，分情实处，以军法枪毙或无期徒刑、或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云南都督府制定的《禁烟专则》的内容，远比清代末年的禁烟处罚严厉得多。轻者监禁，重者枪毙，可谓是触网即犯法，惩罚必施重。当然，其中也存在有利用实施条款的机会来扩大军队权利的问题，特别是条款当中动辄以“军法”相威胁，可能会助长军队之中的不良风气。另外，该条款明确地以连坐方法实施禁烟，规定士绅、县官在禁烟事务之中的义务，明确了责任，加强了制约的力量，有助于禁烟法令的深入贯彻。
除了上述民国初年禁烟的新特点之外，还有一些特点，但对全局影响不大。例如，民初禁烟侧重于禁种、禁运，对于禁吸抓得不如清末那样紧，尤其是对于官员吸食查验不力。
总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在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中严格执行禁运、禁售、禁吸政策，将清末的禁烟运动引向深入。故此，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虽在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展开，却“取得了暂时的不彻底的胜利”。
军阀混战时期的烟毒再起
一、各派系军阀大开烟禁
正当第二次大规模禁烟运动取得一定成果，民国初年的鸦片走向禁绝之时。袁世凯为了筹措洪宪帝制的经费，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方面指使梁士诒以禁烟名义，对香港运沪的“印度大土”6000箱予以征税，前后所得2000万元，占其筹备帝制所需经费的1／3；另一方面，亲自批准在江西、江苏、广东试行“鸦片新税”，从而变相承认鸦片生意的合法存在。接着，袁世凯特派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督办，“藉禁烟之名，行卖烟之事”，通过推销积滞在上海、香港两地的洋烟来索取每箱3500元的“报销”费，为鸦片烟毒再次泛起打下了基础。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和非北洋军阀两大集团之间、众多派系之间的争夺地盘、割据混战时期，北京中央政府先后掌握在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之手，社会陷入了长期动荡不安之中。
经过民国初年的禁烟，国内罂粟的种植与印度鸦片的进口基本停止，但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吸食鸦片，需求量大大超过了供给量，导致烟价不断上涨。在私下交易中，鸦片的价格有时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面对如此厚利，先是奸商、恶霸秘密贩运，接着他们与军阀相勾结，组织武装贩运，最后发展到军阀强迫农民种烟，以抽取烟税作为军费的最大来源。个别军阀这样做，其他军阀群起而效尤，不顾国际禁烟禁毒公约，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先后弛禁烟毒，继而鼓励推动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各种黑暗社会势力，乘政治混乱之际，从事毒品贩卖活动，形成了各类“烟帮”、匪帮。虽然，迫于民国初年禁烟运动的影响及全国民众禁烟呼声的不断高涨，中央政府表面上仍维持着禁烟政策，但实际上却烟禁大开，致使第二次禁烟运动中途夭折，禁烟的丰硕成果毁于一旦，中国再次陷入烟毒迷漫的劫难之中。禁烟已成为政治的装饰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军阀开放烟禁的所作所为，真可谓是花样繁多，方式各异。
（一）劝农民种烟费尽心机
劝种是军阀最先采用的一种方式。1918年，陕西刚刚宣布罂粟禁种不久，督军就开始散布消息，说当年可种罂粟，劝说乡民毁麦种烟，虽然当时麦苗已有一尺多高，乡民仍将麦田改为烟田，而烟土商人也闻风而动，许多地方的罂粟刚一下种，就被预订一空，每亩出价白银80两。财政厅也贴出告示，称每亩种烟之地须缴银6两，这实际上承认了种烟为合法。这一年陕西军阀所收的烟税在千万元以上。可以说陕西是此次大规模复种罂粟的始作俑者。1920年，陕西督军陈树藩因答应于佑任的300万欠饷无法支付，以及报销段祺瑞政府及联络李烈钧、李存厚的款项无法填补，而想到鸦片这根“救命草”。他与省长刘镇华商议，委派40余位劝种烟委员分赴各县，劝导农民种烟，并宣布种烟一亩，征收大洋30元的税金，一次缴纳完毕。因种烟较之种麦所获之利超出四五倍，农民纷纷犁麦种烟。同年，甘肃省长借金融困难为名，倡议全省大种烟苗。省长电令各县知事，召集农会人员发给种子，饬令四乡农民播种，并派4名查勘委员，查勘各县种烟的数量，以定收款的数额。每县再设一名“产烟罚款委员”，与县知事一起，负责收款，每亩烟田收白银4两～10两不等，先交半数，余款待收烟后再交。省长此次倡导种烟名为解决金融困难，实为筹集军饷。云南曾在1916年一1917年间，采用严刑峻法禁烟，因此到1919年时，烟土在云南很难买到。一些地霸、奸商勾结军阀到四川、贵州等邻省产烟区组织长途贩运，牟取暴利，货币源源外流，造成银根奇紧。全省财政每年比以前减少100万元以上的“烟亩罚金”收入，导致以鸦片烟为重要支柱的云南经济濒于崩溃。到1920年，由于战事不断，军费无着，云南省政府公布了《云南禁烟处罚暂行章程》，实行“寓禁于征”，实际上是开放了烟禁。1923年，昆明全县共种罂粟3万余亩，收入烟捐7万余元。云南共有95个县，以此类推，云南省政府每年的收入可增加六七百万元。
各地军阀在劝种罂粟中，可谓是费尽心机，现举出二三例。1923年，驻福建仙游的军队为劝农民种烟所发的劝种文告，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其反动逻辑可见一斑。文告中说：“鸦片原是害人的东西，劝人家种，好像是没有道理的。你们不晓得禁不了还是种好，而且种多的更好。……现在军兴时代，军饷急的不得了，钱粮杂捐，完了又借，借了又完，若是借得太多，你们大家负担不起，官厅也不便开口，想来想去，没有别的法子，就是劝你们种鸦片好，并且种的多、种的快的更好。从前官厅禁的好厉害，你们还是想偷种的，现刻劝你们种，还要随时给你们保护，不过按亩收一点捐费，上能裕国，下能便民，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你们不种，是自己抛弃了权利，并且不种也要按亩收你们的捐费，到了那时候，后悔就是不及哪。”另有四川军阀为劝农民种烟想了各种办法，如农民缺少烟种，他们就从别处运来散发给农民；如缺乏种烟的资金，就提供给农民贷款，本利以鸦片烟折算。湖南军阀张敬尧从奉天运45袋大约万余斤烟种到湖南，发给农民种烟，结果在湖北武昌车站被查获。湖南学生闻此，即派代表赴京，要求大总统、国务院将张敬尧明令撤职，提交法庭依律处断。同时致电万国拒土会及各省议会、省长、督军等，请求主持正义。谁料，张敬尧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派人于夜间率辎重队数十人，用枪强迫车站将45袋罂粟种子运往湖南。
（二）武力强迫广植罂粟
各个军阀采取勒种、迫种的办法，强迫农民种烟，对拒种罂粟或拒缴高额税金的农民甚至动用武力进行镇压的事例屡见不鲜。在四川，军阀对不愿种烟的农民加倍征收田赋，称为“懒捐”。农民种粮而不种烟，则种粮一年须缴三年的粮税，而种烟者只需缴当年一年的税。如第二年仍不种烟，须缴纳五年的粮税。如第三年仍不种烟，就要缴纳七年的粮税，用这一方法迫使农民种烟。在河南，军阀勒令各县普种罂粟，每亩抽税8元，大县限定最少种150顷，中县120顷，小县100顷。种者纳税，不种者也纳税，不得缺少分文。每年可收取烟税1200万元。在河北，1927年前后，就有“赵县每田十亩，定要种烟一亩，蠡县并有大村四十五亩，中村卅亩，小村十五亩的规定”；河南豫西一带，“每百亩农田中，规定要三十亩种烟”。在江西，督理蔡成勋令县知事购买烟种，通令民间栽种，并美其名曰提倡实业。同时向农民摊派税金，如农民缓交，即派人带兵按户索要。在湖南湘阴、石门等县，军阀强迫农民种烟，如若不从，除处以罚款外，有的竟被处死。在广东潮汕，陈炯明严令县属农民种烟，明文规定为筹集军饷开办特别田亩捐，按各乡田亩的多少，分别派定，致使潮州留省学生200余人通电声讨。粤军黄大伟部所辖之同安县，因无钱缴纳烟苗税而被拘于监狱的农民就达数百人。在新疆，农民因拒种罂粟与军队发生冲突，许多人遭杀害。在福建，1920年，军人保护种烟，所征烟捐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每亩交8元，中等为5元，下等为3元。如有抵抗不种，或种植而不缴纳者，一律军法惩处。1923年11月，孙传芳、王永泉等在福建福清县要求农民种罂粟，并威胁说，如若反对，即是阻挠军饷。同时派出军警到各乡强迫种植。种罂粟者每亩必须缴纳13．20元，不种则加倍科罚。同年，在军阀王永彝的辖区，人民反抗纳税，竞遭杀戮，一连数乡，人民死伤者以万计，房屋被焚者数千座。无怪1924年英文版的《中华年鉴》对此现状概括说：“只要（有）军队驻扎的地方，就盛行强迫种植鸦片的做法。由知县出布告，要人们种植鸦片，士兵强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