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重伤害人民的身心健康
大量种植罂粟，使鸦片烟价大跌，加之在很多地方几近公开售卖，得之较容易，故而吸食者越来越多。在绥远，原来鸦片要六七元一两，到1921年时，只有二三元，故吸者日众。在湖南长沙，戒烟司令部稽查处附设的查禁处竟勒令各旅馆领照抽烟。亦有军队开设的烟馆，并派兵予以保护。在陕西潼关街上随处可见挂有“官膏公卖”招牌的烟馆，烟土价格极贱，每两1．2元左右。西安约有2／3的人吸鸦片，以青年人居多。安徽合肥一带，种烟极多，吸食鸦片的人随处可见，沿街商店无一不买烟具，吸烟自尽者也日有所闻。在湖北宜昌、沙市一带，罂粟种植广泛，占土地的五六成，吸烟者也有十之七八，甚至四五岁的孩童也吸食鸦片。贵州的黔东地区由于罂粟种植广泛，无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多有烟癖。因此竟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十人中有十一人吸烟。”广西100人中就有80人吸烟。四川每年所收的各种鸦片税达800万元之巨，吸鸦片者更不知凡几，以万县为例，全县居民不足15万人，而吸烟者竟有八万之多。由于四川的瘾君子急剧增加，曾有“十里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之说。李扩清在《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中写道：“河西为产烟区，吸食之人，无家无之，以大烟为应酬宾客之用，鸠形鹄面者比比皆是，而以倾家荡产者，又不知凡几。”1928年英文版的《中华年鉴》上称“抽鸦片烟成了自由的和普遍的行为”。一旦吸食烟毒成瘾，这些人也不愿从事耕作，更加剧了贫困的程度。同时鸦片日益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吸鸦片又一次成为一种时尚，鸦片烟成为待客之品，使社会风气更加堕落，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日渐降低，甚至获得“东亚病夫”贬损，鸦片对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四）外国毒品祸华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在中国鸦片泛滥之时，外国毒品也再次乘机涌入中国。据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调查报告称，1921年海关搜获的鸦片数是66吨，为1918年的4倍。麻醉毒品比1918年多53倍。1926年，外国麻醉品的输入超过40吨，而未能查获的走私毒品不可数计。仅日本一国，每年输入中国的吗啡最少有18吨，而且在不断增加。日本吗啡经大连运入东北各省，经青岛运入安徽、山东等省，而福建、广东一带的吗啡则是由日本占领的台湾而来。因为大连、青岛海关都是由日本人管理，故而日本对中国的毒品输入形同公开。一些以往禁烟成绩较好的省份，也相继被外国毒品侵入。如浙江省一向禁烟较为努力，鸦片不复多见，然而随着各地军阀的开禁，“红丸”（由海洛因、吗啡加上金鸡纳霜、砒霜等制成，呈粉红色）却流行开来。以兰溪为例，日销“红丸”150箱，售卖店有70余家。“红丸”多来自上海，不久在浙江也开始设厂制造，并返销上海。安徽也有以“红丸”取代鸦片之势，以鸦片为嗜好的瘾民相继改吸“红丸”，每年运入安徽的“红丸”价值700余万。江苏省除了鸦片盛行外，亦开始流行海洛因，特别是地处苏北的徐州，因交通便利，来往人员繁杂，吸食贩运海洛因者较多，而且有向偏僻之地与乡村蔓延之势。更有甚者，竟有土豪劣绅秘密设厂提炼海洛因，地方当局对此也疏于过问。1928年前，华北的制毒机关很多。据1927年《拒毒月刊》记载，“外人在华私设工厂，制造吗啡，不肖华人，利用外洋原料，仿造毒丸，在南满、山西、直隶、山东、河南为尤甚”。河北的情形，“濮阳一县，制造‘金丹’的，闻有二百家；昌黎有六七家，出产约一千二百袋，计24，000两，但是毗连山西的石家庄更觉厉害！无论住户商家，十有九户是制造‘金丹’的，日本人占其大数”。河北省销售的“白面”、“红丸”较多，大多来自天津，由日本人贩运而来。1925年，驻在四川梁山的川军第六师竟雇日本技师设厂制造海洛因，然后将海洛因销往汉口和华北各省。外国毒品的涌入及国内的设厂制造，更加重了北洋军阀时期的烟毒泛滥，为以后的禁毒工作增加了难度。
（五）加剧了中国政局的混乱
由于鸦片烟土已成为军阀的生命线，故而军阀之间为鸦片开战的事情屡有发生，军队内部也有因鸦片收益分配不均而发生内讧的事件，而倚重鸦片战胜对手的事更是屡见不鲜。例如，四川自1916年护国运动之后到1935年川政统一，军阀之间大小战争400余次，许多战争都与鸦片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1920年的川滇黔之战，1928年刘湘、刘文辉与杨森、赖心辉、罗泽洲、李嘉钰的上川东之战与下川东之战，1932年刘湘与刘文辉的“二刘大战”，都是与争夺鸦片利益分不开的。正如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绍竑所说：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是国际战争，而中国数十年的军阀混战也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在国内的继续和扩大。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到1922年北洋军阀与各省军阀之间、各省军阀相互之间的混战，大大小小达139次之多。这些战争表面上双方都说得振振有词，有的打着“讨伐救民”的旗号，有的号称“南征北战”，实际上多是由鸦片问题所引起的，可以名之为中国国内的“鸦片战争”。
湖南1923年7月发生的赵（恒惕）蔡（钜猷）之战及随后的谭（延闿）赵（恒惕）战争，究其实质，就是一场变相的鸦片战争。蔡部旅长刘叙彝，本是学生出身，因考不起学才人湖南混成协（相当于旅，笔者注）当兵。他率部久驻黔阳、洪江一带，利用军队贩运烟土，大发横财，积资巨万。仅在汉口一带，就占有好几个里弄。刘自营别墅，请求名人署名“墨庄”。署名者解释为希望主人能兼爱天下，取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得天下而为之意，实则寓有讽刺之意，因为墨字由黑、土拼成，盖指“鸦片烟庄”。刘不自知，窃为得意。正因为谭延闿支持的蔡钜猷拥有洪江等鸦片集散中心，早已被赵恒惕所垂涎，从而引发了赵蔡之战，又导致了谭赵战争。谭赵战争则以历时4月，蹂躏30余县，死伤万余人，耗资200余万而告终，给湖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24年爆发的齐卢之战，也是由鸦片烟问题引起的。当时，外国鸦片经常大批运沪销售，并且运销内地各省。卢永祥管辖上海税收和鸦片烟土的收入，从中抽取了巨额税金。根据卢永祥手下的知情人讲，光是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其税收就足够养三个师的军队。直接经营鸦片，比向烟商征税牟利更丰。卢永祥在上海不光对外国烟商和中国买办抽取重税，还派员直接到印度采办烟土，运到上海、浙江等地销售。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马鸿烈等人，都参与了这项活动。他们将所得款项大部分用于购买军械，一部分在承办人和高级军政人员中瓜分。每个人都分得几十万元。作为直系主要人物之一的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在占有江苏这块膏腴之地的同时，还垂涎着卢永祥管辖的上海税收和鸦片烟土的巨额收入，想从卢永祥手中夺走这块肥肉。战争于1924年9月3日爆发，持续40天，齐卢两军始终胶着在上海附近，战场广及数十里，难以决出胜负。后来，孙传芳的介入，使战局迅速出现变化。最后，卢永祥在走投无路中，被迫于10月13日通电下野。14日晚上，孙传芳、张允明等进入上海。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经过协商，推出张允明为上海护军使。孙传芳则得到了浙江的地盘，又收编了卢永祥的大约五个师的军队，通过战争，军阀之间重新瓜分了鸦片利润。
与此同时发生的滇桂战争，鸦片烟毒也是起因之一。1920年以前，云、贵两省都归唐继尧统治。两省出产的烟土，北路经四川、鄂西、湘西行销长江流域各省，南路经广西分销珠江流域，并运销海外。在1915年的护国战争中，滇军一部进入四川，云、贵烟土销路更畅。唐继尧以云南一个穷省，在1920年以前能连年扩军拥兵，主要靠的就是鸦片烟的收入。搞不到鸦片，或搞到鸦片找不到出路，军队都不能生存。1924年底，唐继尧为争夺地盘，力谋向外发展，率6万余滇、黔军队，号称10万，分三路东下，主攻广西柳州、南宁等地。唐军人数虽多，但所经之地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人烟稀少，加之部队携带鸦片很多，以烟代饷，还有好些烟商带着烟土随军，沿途售烟，行军速度极慢。据说唐继尧本人即携带烟土数百万两，在途中等待上海、武汉等地烟商来贩运。这使得广西方面李宗仁等可以从容部署，以逸待劳。1925年5月16日，李宗仁指挥桂军向占据昆仑关的滇军龙云部发起进攻，龙云军队弃关逃跑，桂军遂合围南宁。后龙云悬重赏，遴选敢死队，突击桂军，每人发烟土20两，烟足饭饱，一声呐喊，冲出城来。沙浦之战，双方用兵都在万人以上，滇军死伤、被俘4000余人，将唐的主力一举歼灭。白崇禧向李宗仁报捷的电文说：“见唐部所存部队，只有警卫军千余人，及由柳（州）败溃之吴学显部千余人，合共沈鸿英部，最多不过四千余人。……现时（广西）长安空虚，（滇军）进退维谷，我军日内即向长安方面攻击前进，扫清残敌。……滇军辎重烟土三百余担均在长安，无路可逃，多获甚易……”可见桂军也时时没有忘记烟土。在滇桂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桂军军费困难几乎全军断炊。而久困南宁的滇军见胜利无望，不能把烟土顺利带到广州卖高价、发大财，便跟南宁的烟商勾结，从桂军包围的薄弱点，偷运出烟土20多万两。很可能是滇军买通了桂军某些下级军官，并缴纳了保护放行费，但桂军上级翻了脸，把滇军的这些烟土通通没收。桂军将领黄绍境得到关于截获滇军20万两烟土的报告，大叫起来：“天无绝人之路！”这批烟土及时补充了桂军军饷，决定了滇桂战争的最后结局，奠定了桂军胜利的基础。数十年以后，黄绍蜕在回忆中谈到鸦片与军阀战争的关系时说：“全国各省数十年来的军阀战争，可以说没有哪一方面与鸦片没有关系。”
鸦片虽为军阀带来了财源，却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同时也为军阀政权的覆亡埋下了祸根。一方面，一些军阀主要依赖鸦片为其经济来源，而不在所占据的地方进行经济建设和开发，这种急功近利，又几近竭泽而渔的掠夺方法，必然不能长久维持，当鸦片不能提供足够的经费时，军阀政权的衰微也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过分倚重于鸦片，必然侵蚀军队自身。军人迫人种烟、护送运烟、设局售烟，每日与鸦片为伍，条件便利，必然染上吸烟的恶习。许多军阀军队上至司令，下至士兵，均为鸦片烟鬼。如湖南军阀萧耀南、云南军阀龙云、直系曹锟都是无日不吸的“瘾君子”，其士兵常常是烟枪不离身，与步枪一起随侍左右，被称为“双枪兵”。吸烟成瘾，必使军纪涣散，士气低下，战斗力下降，其失败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国民革命军的攻击下，军阀军队纷纷败退溃散，北洋政府被赶下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