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唐
一九四二年，我出生在山东聊城城南，运河东岸的一个小村庄。
这里民风淳朴，爱习武，善舞狮，十里八乡有名。杂姓。姓张，姓李的多，还有安、孟、耿、王、杨、陈、刘、孙等，以前还有过姓靳的，姓曾的，姓平、姓常的，姓蔺的。据说，就是因为一位姓蔺的武师，早年在这里开武馆，我们村兴起的练武风。
传说他威武高大，好本事！不仅武艺高，而且会看邪拉病。谁要被什么扑了（迷信说法，意即因什么精怪而致病），犯了魔怔，找他就行。
一次，张家胡同谁家有人病了，请他去，刚走到胡同口，那边就好了。把“魔怪”吓跑了！这当然传奇，也许是巧合。但小孩儿听了，不能笑。一笑，大人们真给你急。他们对老靖很迷信！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搬走了。也许是死了。
我记事时，村上还有四五个老人，据说曾是老蔺的高徒。每当玩儿，或者说，演出到最后，就会有他们出场。一亮相，就欢声四起。就像现在明星出场似的！
果真好本事！年近花甲，有的甚至年近古稀了，很利索！穿蹦跳跃，展转腾挪，来如风，去如电，看得人眼花缭乱！一招一式，很见功力。据说，他那一拳打出去，如果碰到人，一定要打到一仗开外！真打起架来，十个八个人是近不了身的！
最拿手的压轴儿节目，是耍七节鞭，或是流星锤。越耍越快，渐渐地只见鞭影不见人！全场就掌声雷动，欢呼跳跃。最后，躺下来，也是浑身鞭影，仿佛身子悬着似的！神奇极了！于是，达到高潮！一转眼，武者挺身而立！脸不变色心不跳！绝！
小孩儿一到七八岁，就跟着学，都能会一套两套拳的。我就学过七八套，“小四叉”什么的。打不好，功夫不到位，做广播操似的，瞎比划。还学过翻跟斗。曾经因在家中院子里练倒立，在小树叉上碰伤了腿，至今左边小腿儿上还留有伤疤。
狮子是用麻批儿当毛，辫了做成狮身，腿上也披上麻。一律染成绿色。用硬纸板、木头，做成大大的狮头，头上有一个个鸡蛋大的疙瘩，上下嘴唇像两只簸箕，一张一张的。前边钻在里面举狮头的人，就从狮嘴里看外边，或者伸出手来拿绣球，就像叼起来一样。后边钻进去一个人弯了腰当狮子后腚，用手抓住前边人的腰带。配合很好。能跑，能跳，能打滚儿，还能打立站，就是前边的站在后边的肩上。另外，还有一个会武术的人拿了绣球，蹦来蹦去，做各种动作，领狮子。绣球分两层，外层是竹架。里层用纸糊了，里面吊一只可以自由改变方向的蜡烛。无论怎么滚也摔不掉，摔不灭的，很科学。里边的小球，也比篮球大得多！
每到春冬农闲季节，天一黑，外边儿的鼓声就响起来了，伴着锣声：“咚咚嚓！咚咚嚓！咚嚓咚嚓咚咚嚓！”一阵一阵地响。人们就陆陆续续走出来，围成一个大圈子。在附近树上高高地挂起汽灯（那时候没电灯）。先舞一阵狮，再有人跑出来，打几路拳。还有拉娘娘车的，男人们化了装，扮成大闺女小媳妇，演绎人们所熟知的一些民间故事，逗的人笑成一片。全是义务，自愿的！就是个兴趣！玩儿！
那时候，没电视，没收音机。这成了农民的主要娱乐活动！
每到春节，还要应邀到附近村上演出，也是义务，最多管顿便饭，或者再送上几合烟，或两瓶酒，也不是好酒。后来，县上，地区，还组织过汇演，抱回来一张张的奖状，还有奖旗，锦标什么的。也有过一点儿物质奖励，给两个篮球什么的。没给过钱。我的父亲不练，有时参与组织，召集人。他幼时念过几年私塾，可能念的不错。院中与他一块儿念的人后来都成了文盲，他却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见书就买，床头上满满的。会写毛笔字，写得很见功夫。每年春节，邻居们都买了红纸，有的裁好，有的裁也不裁，整张的就送去。他就自己买了墨汁，毛笔，写好多天。整个村东头，差不多各家门上都是他写的对联。
不客气地说，父亲称得上一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
听村上老人们讲，解放前，他在天津带领劳工与日本鬼子斗，满头满脸的血，仍不后退，最后日本人迫于其他国舆论的压力，答应了劳工的要求，败下阵来（当时天津卫住着好几个国家的军队）。
回家后，打土豪，闹翻身，他一直走在头里，当了农会干部，后来还当过副乡长，县人民法院的陪审员等等。但一直没有摆脱贫困，为我上学没少作难。
最让我难忘的一次是：
我在聊城一中上初中时，大约是五七年，秋假开学，要九元钱学费（当时，因为家里穷，学校给我六元钱助学金，而我的伙食费每月只要四元，还能剩两元零花钱，这得感谢共产党。但开学的钱，必须自己拿）。
父亲在村上转了三圈，回到家里，抓着一把分分角角的票子递给我，当我伸手接时，他又收了回去，一边声泪俱下。
他颤声说：“小唻！可得好好念！”
我放声大哭。
娘流着泪责备父亲：
“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你叫孩子哭着走，你放心啊？”
事后，我听人说，一向以硬骨头著称，“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连日本鬼子都不怕的父亲，为了孩子的学业，为几块钱，给人家下跪了！
真是“天大地大不如爹娘恩情大！”父母之恩，天高地厚，永远报不完！
多少年来，自己总觉得对不住爹娘，给爹娘多少东西也觉得少，每逢吃好饭时就想起他们。
就在过去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仍是热泪涌流，几乎哭出声来。
我姥娘（外祖母）家更穷。母亲从小没机会读书。但记忆力很好。整天有啦不完的呱，讲不完的故事。多半是劝人行善的，长工与地主的，还有立志成才的，等等。《三字经》、《百家姓》也能大段儿大段儿地背。不知她是怎么学的？她对于我后来喜爱文学很有影响，应该是我的启蒙老师！
母亲记忆力强，人性也好。不仅勤劳，而且宽厚，仁慈，爱助人，好行善，不爱传舌，在乡邻中很有人缘。一年到头儿，家里总断不了串门儿的。婶子、大娘的有空儿就爱找她玩儿，给她商量事儿。家里就成了俱乐部似的。
爷爷去世时，我还小，记不清他的样子。印象中，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儿吧！
奶奶死得早，但关于她的传闻，我听得最多。
都说她记忆力特好！传得很神，说她虽不识字，但对四书五经都熟。我父亲在她面前念书，不会了。只要说出上句或者下句，她就能教给你。
我不知她的样子。后来参加工作后，我住的地方曾与一个药铺相邻。开药铺的是我舅爷爷，奶奶的亲弟弟，一奶同胞。他是一位名中医，文质彬彬，一副名士派头。我就推想奶奶的形象、素质，应该也是不错的。我想，我母亲，特别是父亲爱书，一定受她的影响不小。
我出生的第二年，一九四三年，就是民国三十二年，大灾。也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据说，饿死过不少人。我都不记得。
后来，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土改，父亲当农会长，整天开会；一九四七年大参军，一九四八年支前，村上一阵阵过大部队，父亲推小车南下的事儿，我只是朦胧记得。因为他经常爱给家里人啦哪些艰苦而危险的经历，挺自豪的！
一九四九年上学前，我经常住姥娘家，那里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
那是一个有围子的村庄。在运河西边，偏南，距我村五里。全村姜姓。村周围从前有过围墙，防盗用的。那时已破败得像大土堆了。墙外还有壕沟，护城河似的。没南门北门，从东门进去，一条街直通西门。
西门里，往东不远，街北的一户人家，就是我外姥娘家。
屋后就是围墙。屋与围墙中间，有一段儿距离，就形成了几亩大的一个后园。里面长满了石榴树，一蓬一蓬的，花开时节，满园红红的，榴花似火，美极了！
秋天，石榴长大了，拳头般大，每棵树上都是，一嘟噜一疙瘩的，伸手就能摘下，甜甜的，好吃得很！
树下是绿绿的小草，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野树棵子，花也各色各样。当然也少不了小虫，地上有乱蹦的蚂蚱，花间有飞来飞去的蜜蜂，天空有转来转去的蜻蜓。
我最爱捉蝴蝶玩儿。看到有美丽的大花蝴蝶飞过，我便放慢脚步，悄悄地，远远地跟着它，等它落在花上，就慢慢凑上去，轻轻地捏它的翅膀。手太轻太慢了捏不住，往往不等你捏，它就飞走了，弄得心里松落落的，说不出的遗憾；太快太重了更不行，把翅膀捏坏了，怪可惜的，而且也没什么用。须恰到好处，既捏住，又不伤它。捉住用细线栓住它的腿儿，牵了它飞，拿到家里叫大人看。姥娘心疼，就说“你把它“摆坏”（方言，拿着玩儿）死了！快放了！”我就赶快放了。以后，还捉，好像就是想看自己的本事，享受捉住后那份儿成功的喜悦似的。捉蝴蝶不仅要细心，而且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它落稳了才行。
还有，北面的围子墙，年代久了，被雨水冲刷的并不太陡。下部很厚，顶部秃秃的。顺墙有一道斜斜地道儿，我就经常爬到墙头去玩儿。墙头也很宽，不像家里普通的墙头。还可以爬到墙后的围子壕里去洗澡，逮小鱼儿。那是夏天的事儿。特别是雨后，墙里墙外，壕上壕下，密密长着的大树遮天蔽日。树叶间传出蝉声一片。壕沟里蛙声阵阵。形成一部最雄壮的交响乐，真是壮观极了！
冬天，坐在围墙的北墙跟，晒太阳，也很惬意！
下了雪，满园的石榴树顶着皑皑白雪，真像古人写的那样，“千树万树梨花开”！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句诗，只是看到雪后的阳光一照，鲜亮亮的，就像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中写的那样，“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然，这句词也是以后上了学，才知道的，当时，只是觉得好看，陶醉！
小舅也帮我堆过雪人，支起筛子捉过麻雀。就像鲁迅写过的那样，真的很有趣的！
姥娘家的后园，对于我，远胜于鲁迅的百草园！这一道美丽的风景，永远清晰地甜蜜在我的记忆中！
那时候，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学前班儿。但是，我似乎并没少学东西，从娘的故事里，从淳朴的民风里，从姥娘家的后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