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司礼监禀报:“启奏陛下:上奏章的大臣中有一多半都在‘大礼议之争’中被责令痛打过,他们难免对陛下心生怨恨。”
“果然不出所料!看来必须立即重新审讯张寅案。”嘉靖认为。
“群臣内外勾结,想报复议礼派诸臣,请陛下明断!”桂萼、张璁二人趁机再一次上奏。
这明显是护礼派官员们在挟私报复!嘉靖马上这样认定。他由犹疑而至愤怒,由冷静而至偏执,由维护国家的法律而转向维护议礼和自己的尊严。
“速速提取李福达到京审问!”嘉靖下命。
接到圣旨,山西官员就提取李福达案涉及的证人共三十余人立刻动身,尽管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但谁也不敢稍作停留,这个新年他们都是在路上过的。当这三十余人被提到京师时,已经到了嘉靖六年的正月初六。
山西官员、李福达、相关证人刚入京,嘉靖帝就迫不及待地下旨,诏令此案由三法司于京畿道会审。按照明朝的制度,刑部负责侦破审理案件,都察院负责督察官吏,大理寺则负责审核刑部所审案件。一般的案件,只需要刑部审理即可结案,遇到圣旨钦定的案件或者久审难结的疑案才交三法司会审。
遵照圣旨,三法司开始着手调查审理李福达案。
这时候的所谓再审,嘉靖的本意就是要翻案,以维护、保护议礼派的郭勋,但群臣并不明白嘉靖皇帝的意思。
刑部尚书颜颐寿、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沐等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在京畿道会审,经过三推六问,引证质对,与原来的审判结果并没有不同的供词,最终还是指证张寅就是李福达。李福达见证人语气坚决,证据确凿,一时哑口无言,只好低头认罪。
三法司会审的结论很快由刑部尚书颜颐寿奏报皇帝,确认李福达与张寅是一人,李福达罪迹昭著,依法应处磔刑。
嘉靖一听,还是原来的审判结论,非常生气,他每天在寻思着如何对付三法司的官员。
三天后,嘉靖下达谕旨,命九卿大臣在朝廷会审,而且要求不得徇情回护。显然,皇帝对三法司会审的结果表示怀疑,或者根本不信任这一结果,才要求九卿大臣重新会审。
这次九卿鞫讯又称圆审,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寺九部门的一把手对案件进行会同审理,只有极少数的重大案件和疑案才会采用这一审理方式。
九部门接旨后自然不敢怠慢,更加认真仔细地查对了卷宗,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三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颜颐寿会同其他八部门开始在午门前审理李福达一案。
原山西巡抚毕昭曾审讯出李福达是被仇人所诬,当时毕昭提供的证人是戚广,这次把戚广找来,戚广说:“我根本就没出过庭,怎么会作证。”这说明,薛良并非诬告李福达。
毕昭当时说李福达身上并没有文有龙虎,颜颐寿早做过调查,在当时,去掉身上的文身非常容易,所以,毕昭提供的为李福达翻案的证据不能成立。
这样,该案已没有任何疑点,颜颐寿就上奏嘉靖皇帝九卿审讯结果:张寅与李福达实为一人。
嘉靖帝却依然不相信,说颜颐寿等人无视律法,徇情回护,并对颜颐寿严厉斥责,表示要亲自审理此案。
首辅杨一清对嘉靖皇帝的这一决定感到非常震惊,他急忙上疏劝阻,说审案是刑部等司法部门的职责,陛下贵为天子应把握全局,怎么能去审讯一介草寇呢?
嘉靖这才作罢,称九卿“不从公分理”,而是“朋谋捏告,泛言奏饰”,就再令他们戴罪办案,并警告他们如有袒护偏信,必将“重治不饶”。
四月四日,九卿进行了第二次会审,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变化。颜颐寿思来想去想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想是否皇帝嫌判罚太重了。为了能顺利通过皇帝审查,他与其他审讯官员商量,减轻对李福达的判罚,由磔刑改为斩决,并取消了连坐李福达亲属的惩罚。
这个结果奏报皇帝后,嘉靖帝依然暴跳如雷,说九卿官员朋比为奸、袒护薛良,同时,又下旨让锦衣卫赶赴山西将原审官员、山西巡按御使马录逮赴进京,就连山西巡抚江潮、已经致仕在家的毕昭也要进京配合调查。
此时,颜颐寿已经模模糊糊察觉到此案背后定有背景,但还是以尽职尽责的态度来审理,想凭自己的公正之心打动皇上。
同时,因李福达智慧过人、行踪不定、姓名多变、身世不详等特点,也有不少人怀疑张寅是否是李福达,纷纷上疏分析此案的疑点,表明对此案的态度。这些人提出的疑点大致有五个:
一、传闻李福达有朱砂痣、龙虎文身,但张寅没有。
二、山西五台县一户户主为张子真的人家中,有张寅的名册,而张寅幼时走失,不知生死。
三、到崞县调查时,发现了李福达的坟地。
四、原告薛良品行不端,在乡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个无赖,因此有诬告的可能。
五、通过对证人们调查询问,发现他们都是张寅的仇人,因此不排除有作伪证的可能。
然而,刑部主事唐枢却一一指出以上五点不能成立。他上疏嘉靖,力斥上述几点,并在疏中条分缕析,言之凿凿,他的剖析贴合实情,深刻精辟,很有说服力。最后他认为李福达罪状甚明,拟死不枉,请求嘉靖皇帝立即将李福达明正典刑,以为圣世一大快。
没想到嘉靖帝被这一奏疏触到痛处,当即大发雷霆,严指切责唐枢轻率狂妄,出位奏扰,将他削职为民。
戴罪办案的颜颐寿越来越觉得此案不好处理,想来想去还是尽快与这个案子脱离关系好,他经过深思熟虑,不敢再坚持定罪之说,而是摘引审理过程中前后不同的情节和证词,称这个案件有许多疑点,应作为疑案,然后小心翼翼地上疏表示:此案经过十次审讯,均不能明辨是非,就此为止不能继续审讯。
嘉靖帝立即严厉责备了颜颐寿等三司审案大员。
颜颐寿不得不又进行几次审讯,并安排李福达与马录对质,得出的结论依然与前几次一样。
刑部尚书颜颐寿见到了如此地步,便毅然上言,不仅说李福达谋反的罪证确凿,还提到他以神奸妖术蛊惑人心,表示自己纵然死也不敢姑息奸恶。
可嘉靖根本听不进去。颜颐寿所指的神奸妖术,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这显然是在讽刺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斥责颜颐寿朋奸肆诬,叫他戴罪重审。
颜颐寿再次会审,让马录与李福达对质,结案仍与往常一般,再一次上奏嘉靖。
嘉靖仍然是不问青红皂白,严厉斥责。
七月十日,颜颐寿终于撑不住了,就假称有病,请求退休,却没被批准。
案件一次次审讯,一次次上奏,一次次被驳回。各个审讯官员都极尽其能地认真仔细、客观公正,却依然无法通过。案子已经无法下手,似乎陷于停滞,无法打开僵局。
八月三日,嘉靖帝撇开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又安排锦衣卫进行了一次审讯,结果却依然照旧,这让嘉靖大失所望。
5 议礼派倒转乾坤迎圣意嘉靖帝借机报复护礼派
“这帮专横固执的旧臣们,欺负朕年纪小,朝中无人支持,一直不把朕放在眼里,看朕怎么收拾你们!”很快,嘉靖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事变革,下达了一份对原审讯官员的处理意见:因为原三法司官员不用心推究,辗转支调,朋比罔上,将颜颐寿及刑部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伈逮捕入狱,要求刑部追查他们是否串通徇私舞弊。原审问此案的刑部郎中、都察院御史、大理寺寺正等官,也都逮捕待罪。朝中掌刑法的三个主要部门的首脑都因审案入狱,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此外,将山西巡抚马录逮捕入狱后,还查抄了他的家产。其他涉嫌舞弊、情节较轻的官员,则等候谕旨发落。
同时,桂萼、张璁、方献夫分别被安排掌管三法司,这三个人均是在大礼议中支持嘉靖帝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卿桂萼被封为刑部尚书(三法司之一刑部的长官,掌管全国司法和刑狱的大臣,正二品),兵部右侍郎张璁掌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任大理寺卿(三法司之一大理寺长官,正三品,掌握全国刑狱的最高长官)。这样,桂萼摄刑部,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寺,三人主掌的新一届三法司开始运行,主持重新审理李福达一案。
当审案大权完全落入议礼派诸臣的掌中时,接下来的审讯自然不同于之前的审讯。
桂萼、张璁、方献夫等人很清楚嘉靖要干什么,而嘉靖的目的也正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不从验证张寅、李福达是否是同一个人这个核心问题着手,而是从原审案诸官员对于郭勋等议礼派诸臣的态度入手进行调查。
他们很快搜查出了马录的秘密书信,内阁贾咏及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大理寺丞汪渊等写给马录的秘密书信相继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