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应变、适应市场、多空皆宜、求生之本。
这么多年来，我在股市上摸爬滚打，吃了不少苦，也尝到了很多甜头。从一开始拿着向双胞胎姐姐借来的3 500元入市，到现在积攒下近千万元的资产，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很多和我一起下岗的姐妹，目前的生活状态并不是很好，我没有任何笑话或者冷眼旁观的意思，我也非常希望她们能过得和我一样好。
很多人是从一档“炒股真人秀”电视节目《股市天天向上》中认识我的。说实话，我起初真的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参加的，我的文化程度并不高，经济学的知识也不丰富，这些年能够从如此跌宕起伏的国内资本市场上“活下来”全凭我在此篇开头自己总结的那几句也不算十分押韵的“顺口溜”。
我曾去海外做过劳务工，几次和死亡擦肩而过；下过岗，曾无奈到需要用儿子的获奖证书去向用人单位求情；曾在大冬天的深夜，吃着冷馒头，在饭店门口等着当时的一些“股市风云人物”出现，目的就是为了能让他们回答我的一些关于股市的疑惑……
同样，我也曾揣着在当时来说算巨款的3万元在陆家嘴地区找房子买；曾一次性付款买下多套大房子；曾在“5·30”暴跌前一日清仓；曾因个人炒股经历而被多家媒体追逐采访……
这些经历都是我宝贵的财富：掉在身边的炸弹没爆炸，让我知道了“生命是最重要的东西”；下岗，让我知道了“人必须有忧患意识”；“5·30”暴跌前夕出逃成功，让我知道了“股市的凶险”；被聚光灯照着，让我知道了“人在成功面前最需要的是冷静”。
现在，我把我和股市的故事写出来，希望大家能从中收获到对自己、对自己家庭理财方面有益的东西，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能有所帮助。这是我写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
我差点就不姓孙了
直到现在，我仍然会时常感到庆幸。我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儿而被祖母私自送了人，但最终还是被父亲要了回来。否则很难想象今天的我会处于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许目前已经退休在家，看着电视，料理老伴、孩子的一日三餐；或许会想着为家庭多赚点收入，而四处找散工打；或许也会和现在的我一样，天天跑证券营业部，和散户朋友们聊着所关注的每只股票的细微变化，但能否进大户室，能否从市场上获取如此多的收益，这将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
我出生于1954年的江苏太仓。在四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三，是双胞胎中的妹妹，我还有一个弟弟。我仍然很清楚地记得我所在的那个地方叫“19大队6小队”，后来祖母也和我讲了很多关于我出生后为何会被送掉的往事。
由于父亲是在上海工作的，因此在我妈妈生产的时候，未能陪护在身边。祖母说，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生活条件都很差，我妈妈在怀孕期间也根本不可能做现在流行的“产检”。在我妈妈将我的双胞胎姐姐生下后，接生婆才发现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有两个孩子出生，根本来不及准备更多的衣裤，算上双胞胎姐姐和我，家里就有了三个女孩子，当时家境也实在是困难，全家都靠父亲一份工资收入养活，因此祖母没有等到父亲回来，就决定把我送给别人抚养。
后来，到了星期天，我父亲从上海回到了太仓老家，一听说我已经被送了人，坚决去别人家把我给要了回来，说即使再苦也要自己养大这些孩子。
于是，我就被幸运地留在了这个家庭里。尽管童年的生活相当艰苦，但是和姐姐弟弟们一起摸鱼捉虾、挖野菜、抓知了啥的都干过，这段在农村的童年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开心的。一直到了要上学的年纪，我们才回到上海，但是每到放假，我们还是会回到乡下帮着祖母干活。
我一直都非常感谢我的父亲。虽然他后来在一家饮食公司当上了党委副书记，但是却从小教育我们“人要勤劳”，成绩好的有奖励，成绩不好的就要“吃”批评，但从来不打我们姐弟几个。父亲还会给我们几个分配工作，这个负责洗碗，那个负责做饭，这个负责倒马桶，那个负责打扫卫生，下一次大家再轮换。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被关牛棚的时候，一条腿受了伤，后来这条腿就算废了。但他也是第一批被平反的，这一点让他感到非常欣慰，之后他工作起来更加积极认真了。几年前，他因为中风瘫痪在床，原单位的老同事来看望他时，都说“老孙真是个好人”。我想，他要是能听见这些评价，心里肯定比谁都高兴。
事实上，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能把“炒股”这件事情做得那么好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这段经历告诉他们，很多人自然也不太理解我的动因。
首先，童年时并不富裕的家庭生活水平，让我从小就养成了能吃苦的精神。炒股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需要学习大量的知识，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也需要无比认真的态度，这些要素都是缺一不可的。炒股的过程非常漫长、枯燥，没有“能吃苦”的精神是很难坚持的，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地投入进去，那么所获得的回报也就非常有限。
其次，父亲对我的影响。父亲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好人，他在工作期间可以说是完全一心一意地在为了企业、为了企业员工不知疲倦地付出，这让我们几个孩子从小都耳濡目染到“要对自己、对家人、对别人负责”这句话的重要性。这也是鼓励我在下岗之后，努力找工作、养活自己、照顾好家庭的动力；同时，对我在之后成为一个专业股民产生过重要影响，不盲目投资、不听信消息、谨慎投资等操作思路就是最直接的“对自己和家人负责”的表现。
再次，我始终牢记“人要勤劳”这句话。它让我能同时打好几份工、能忍受各种目光、能勤勤恳恳研究上市公司的各种数据、能坚持天天阅读所有政治和经济新闻……这句话也是我在股市上能获得较多收益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差点命丧伊拉克
尽管我当时内心是非常想和两个姐姐一样，去“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但身体不争气，终究也没能去成。不想，我在工作之后，居然插了一回“洋队”。有时候想想，命运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从学校出来后，我被分配到了上海电子管厂，现在这家厂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当时这家厂和在这家厂里工作的工人所享受到的那份荣耀感，现在很多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再大一点的上海人都是能够回忆起来的。不过，这种“风光”后来并没有让我们逃过下岗的安排。
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厂里主要生产红灯牌收音机使用的电子管。这个牌子的收音机当时是很紧俏的产品，因此厂子经营得也是相当红火。后来由于有新的产品出来，就不太使用电子管了，再后来就改为生产日光灯及日光灯管。
1983年，厂里接到上海市有关部门的任务，需要派遣一批工人去伊拉克工作，而我当时正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并且是当时很受尊敬的“全能工”。所谓“全能工”就是说，在整条流水线上，从第一个岗位到最后一个岗位，都能胜任的员工，就和体操项目里的“全能冠军”一样。
那时候去国外工作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人员的挑选非常严格，组织方甚至去了我之前念书的学校和街道居委会作政审调查。之后就叫我去面试，后面的事情居然相当顺利，面试和体检都通过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时的国际环境，那时伊拉克和伊朗正打得不可开交。有领导就问我，去正在打仗的地方工作，会不会害怕？我回答说：“不怕。”当时我已经成家，并且有了一个3岁的儿子，于是我就把孩子交托给我妈，安排好了家里的事情。就这样，我的生命里多了一段两年多“洋插队”的经历。
不过那会儿我们“洋插队”的工资并不多，只是回国的时候，他们赠送给了我们一些当时国内仍相当稀罕的电视机、照相机等物品。不过，我并不是太在意这些，被认可、被选拔上的自豪感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我们当时是从北京转机到的巴格达。20世纪80年代初的伊拉克就已经相当富裕了。但我们一开始去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和饮食，很多人第一天就发烧了，不但吃不下当地的食物，甚至连自来水都喝不下去。很多人当时就哭了，但我是不哭的，想着既然来了就好好工作，身体本来就不适应，再一哭一折腾就更吃不消了。
最后我们还是都撑过来了。
记得我们当时的工作是生产汽车灯泡。那家伊拉克企业的厂长对我们这些中国工人还是蛮好的，一方面我们的技术过硬，另一方面我们的坚持精神也很让他钦佩。他对我说，他们也需要技术人员，问我是否可以带些伊拉克徒弟，我欣然答应。我在操作的时候，徒弟就在旁边学，后来慢慢我只需要在旁边指导就可以了。适应了异国生活后，一切就显得比较顺当了。
但是有一天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原来人离死亡是那么近。有一天，我们几个中国员工去巴格达最高的山上拍照，正开心时，一颗炮弹落在我们身边。不幸中的万幸，这颗炮弹并没有爆炸，而是击穿了一幢房子的好几个楼面，着实把我们给吓坏了。
还有一次，在离我们宿舍非常非常近的煤气厂里发现了一颗定时炸弹，当时我们宿舍楼里的人都撤离了，我由于睡得太沉居然没有被吵醒。事后，他们都说我实在是“太沉着”了，说我“命大”。
我到现在还时常能回忆起这段生死经历。和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庆幸，庆幸当时身边的那些炸弹都没有爆炸，不然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这些事情让我更加珍惜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生命，更加懂得“活着”的意义。后来炒股的时候我都很小心谨慎，尽量回避风险，哪怕少赚一点。毕竟“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
下岗了，天塌了
四平路46号，对我来说，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那是上海电子管厂的原址。我第一份工作在那里，但也是从那里下岗的。记得我当时的工号是1 000多号，那么按推算估计，当时厂里的员工数量应该在2 000左右。我们从上海出发去伊拉克的时候，这家厂还是有生机的，但是当我们在1985年插完“洋队”回到上海的时候，这家厂就已经风光锐减。
这家厂主要有两大主营业务，一个是日光灯管，另外一个是黑白显像管。单就日光灯管业务来说，我们当时的损耗很大，管理、设备、技术也都没有跟上，越做越亏，越亏越多。一开始尚且能够吃吃老本，但是后来企业的生存状况就越发艰难了。
有时候想想，自己总是那么不走运。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这家企业经营效益最差、收入最少的时候，我被查出汞中毒，也就是水银中毒。
现在已经很少有家庭继续使用当年的那种日光灯管了，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那种灯管是需要往里面加汞的，当时我身体的各项汞指标都超出了正常值很多倍。
我在医院里整整排了三个月毒，天天挂盐水。这对我身体的打击很大，身体中的有益物质和有害物质都一起被“排”掉了，体质变得非常不好。当时有很多同事都出现了汞中毒的情况，于是那套设备也就不再使用了，而我们这批人也就这么下来了。
现在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厂里并没有和我们直接说明，而是让我们先回去休息几个月，最后通知说是“下岗”了，让大家各自出去找工作。这一切来得真是太快太突然了，之前厂领导还和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保证能够光荣退休，但转眼没几年时间，我们就下岗了，需要自谋出路了。
再加上，我排汞毒之后身体极度虚弱，找工作是件相当相当困难的事情。那时候，就觉得天真要塌下来了，觉得没希望了。
当时有很多同事，成群结队地去厂里和主管部门闹，甚至还砸了一些办公室里的东西。我何尝不想去找个人问问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没活可干了呢？为什么国有企业也会出现工人没工作可干的事情呢？
作为一名老职工，我肯定完全理解这些同事巨大的心理落差，这样的落差我也有。但我最后还是没去，一次都没去过。一方面是觉得，既然厂子的经营情况已然如此，再闹也没什么用；另一方面，我还是觉得，与其闹不如好好想想今后的出路。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大哭过好几回的。
我曾想过做钟点工，或者去医院做私人护理员，但最后认真想想，还是得找份收入有保障的工作，即使钱少点。因为毕竟家里这点开销要维持，孩子学习的费用要保证。现在回想起那段没有工作的时间，日子真是很不好过。
我这一辈子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很多。就在我为家庭生计最发愁的时候，我原来的一个同事出手帮了我一把。他在我原来工作单位不远的虹口区武昌路开了家很小很小的，面积不足3平方米的早餐店，主要就是卖豆浆和包子。
他让我过去帮忙，并且包三餐。毫无疑问，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自己也不富裕的朋友却能给我希望。
于是我天天凌晨3点半就到他那儿去干活。先是用机器磨豆浆，接着做包子馅，上海人比较喜欢吃甜的，早餐店就会做比较多的豆沙馅包子。由于我父亲长期在饮食公司工作，我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制作豆沙馅，并且相当有技巧。
在过了早饭时间后，我们就马上开始准备午饭。那时候，还不流行现在的“盒饭”，只是做“客饭”，附近很多工地上的工人在我们这吃了早饭之后，午饭也会过来吃，因此我们的时间被安排得很紧。工作很忙碌，但是让人觉得很踏实。
我家的经济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好，甚至可以算是差的。我和我先生在结婚之前，就没有什么积蓄，也没置办过像样的家具或电器，连电风扇也都是在我儿子出生之后才买的。结婚之后，我们非常节俭地过日子，但下岗让我们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来源。下岗后，为了保证家里的开销，我把从伊拉克带回来的暂时派不上大用场的电器给卖了。现在我和别人说，当时我们需要靠卖电器来过日子，很多人都不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
之后，我用硬凑出来的钱，和人合伙做点小生意，但是并不成功。反而是后来的股市，让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出路。
初涉股市，吃到第一口肉
事实上，我在朋友那家早餐店帮忙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寻找其他工作。当时为了能找到工作，也没任何的羞涩感，什么样的工作我都愿意去做，只要别人要我。但是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也碰了很多次壁。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家庭的生计总归是要维持的。
1991年年初，有一次在找工作的时候，我看到在人民广场附近广东路上的万国证券营业部门口经常有很多人围在那里。像我这种四处找工作的人，但凡人多的地方，总要凑上去听听看看问问，是不是需要招工。第一次听说“股票”这东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后来我也才知道，广东路上的万国证券营业部有着“全国第一营业部”的大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