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一系列的铺垫，农凯尽管未真正拥有一家上市公司，无形之中却已在资本市场里拥有了潜在的力量。不久之后，农凯便正式开始在A股市场上亮相。一家名叫徐工科技的公司业绩很糟糕，1999年时，其股价在每股8元左右，然而到2001年的时候却达到了每股50元的高价。随后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徐工科技的股价狂泻到每股18.19元，一下子套牢了大批散户。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面必然有庄家上下其手。在2001年12月31日公布的十大股东名单中，前五大股东皆为徐州当地机构，而第六大股东则是农凯控制下的大通证券。事实上，徐工科技从上涨到下跌，这个完整的洗盘过程正是周正毅与前五大股东合力坐庄的结果。
这是周正毅在A股市场上的初次试水。严格地说，徐工科技是一只小盘股，外面的流通股又大部分被控制，在前六大股东联合坐庄的情况下，想要操控股价实在是轻而易举。因此，农凯这一次坐庄行为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可接下来，周正毅却扎扎实实地做了几件大事，使得整个资本界都对他刮目相看。
农凯入手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即是日后名列农凯系四大支柱的海鸟发展。
海鸟发展的前身是1993年上市的海鸟电子。这家电子企业的业务，原本是为飞利浦等外资公司生产光盘，其效益平平、表现乏力。可是，让周正毅动心的是，海鸟电子在静安区握有多块旧城改造土地。更重要的是，海鸟电子的流通盘只有3 980万股，如果能够将其收入囊中，无疑可以令农凯更上一个台阶。
按照这样的思路，农凯集团在2001年5月、2002年9月先后两次用资产植入、现金支付的方式，控制海鸟电子26%的股权，同时将其更名为“海鸟发展”。在获得了海鸟电子名下优质地块后，周正毅将旗下一些资产注入到海鸟发展中去，再将其业务由电子设备制造转到房地产开发。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周正毅让海鸟发展的财务报表呈现出赢利的面貌，海鸟发展的股价自然也随之攀升。
随着海鸟发展在股市中大放异彩，农凯集团在资本运作领域的名声渐渐传开。而海鸟发展下属的房地产项目同时又为农凯集团带来了不菲收益，这让周正毅大感策略的正确。他开始潜心构筑自己的“农凯系”。在“国退民进”浪潮的掩护下，他和当时叱咤资本市场的其他庄家一样，将那些老牌的国有企业收购过来，然后当成手中的筹码用掉。
农凯集团麾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就是这样一个被周正毅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筹码。
读者们应该大多听说过著名的上海老品牌—英雄牌钢笔，它的制造商英雄金笔厂在上市几年后，企业效益急剧滑坡。这家上海本地企业就是被周正毅瞄上的“筹码”。通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 2002年11月25日，英雄金笔厂所属的英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雄股份）发布公告称：上海轻工集团将手上14.98%的国家股转让给上海华信集团。至此，英雄股份的第一、第二、第三股东变成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上海华信集团、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而前两者的控股股东正是农凯集团。在并购完成之后，英雄股份很快就“搬进”了农凯总部所在的兴业大厦。在进行了财务报表和固定资产方面的改造之后，英雄股份的业绩变得令人惊喜，股价也由此持续攀升。
两场资本运作后，农凯集团在大陆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基本上已经奠定了。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周正毅谈道：“我们要背靠资本市场，借力做第一流的地产商。”
如果仅仅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描述，那么我们很可能对农凯的坐庄方式产生误解。和同为“地产+金融”的泰跃系相比，它并不完全追求在地产界的深度发展。随着农凯系渐渐成型，周正毅越来越感觉到，中国商业的游戏规则实在是太过另类：认真经营的一个好项目未必会在一两年内赢利，也就不一定能获得配股融资的资格；如果自己坐庄动手炒作，反而可以成为大众眼中的“好企业”。
以周正毅的资本炒家心态，选择了一个炒作之风盛行的时代进入一个炒作盛行、规则诡异的资本市场，又如何会有好结果！因此，周正毅在地产业中进行的种种经营，只不过是他用来坐庄股市的筹码而已。基于这个理念，周正毅的投资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和原来的精打细算不同，他开始不在乎究竟用多大的代价来收购项目，因为他总可以用灰色的手段将花掉的钱再赚回来。
农凯坐庄的典型手法，是将上市公司当成质押资源，向银行申请贷款。这种手法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先放出收购的消息，预交定金之后，拿上市公司的并购合同向银行贷出并购所需的资金；在完成并购之后，再用资产置换的方式，将其他项目和资产转入上市公司，把资金置换出来。在农凯内部，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周正毅费尽心思设计的复杂的资本平台，其功用正是进行以资产置换为目的的关联交易。农凯系这些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多重质押、资金输送等违法、违规现象不胜枚举。其形式之复杂、数字之巨大，除了周氏夫妇之外，几乎再无一人能搞得清。
农凯所进行的种种欺诈与投机性的经营方式并非独创，许多与它同一时期甚至更晚的资本系族，都采用了这样的方法。比如在资本市场上有“湖南德隆”之称的湘军资本代表鸿仪系，在这一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根本不曾认真实施过任何一个项目。相比之下，农凯的收购与兼并，许多还都紧紧盯住那些半成品项目。
如果按照成熟的资本市场标准来判断，农凯这样的敛财手段是很难继续下去的，可是，在中国，许多比这更明目张胆的庄家行为都无法得到有效的遏制，像农凯这样并不显山露水的庄家，自然也就很难被发掘出来。而随着周正毅对这种手段的运用越来越熟练，农凯对这种灰色方式的依赖也越来
越强。
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细节出现在2002年6月。当时周正毅陪着几位来自香港的投资家在上海“游车河”，游览之余，周指着几处大厦，告诉众人这是农凯的产业。一位投资家问道：“这些物业出租了几成？卖掉了几成？”周正毅的回答让所有人都非常惊愕：“没租，也没卖，我不需要动用这些
资金。”
当一家曾经号称“要做上海最好地产商”的企业领导者说出这样的话时，其资本运作的实质也就可以一眼望穿了。
首富真相：都是给人看的幌子
在公众的印象中，许多资本系族的控制者都低调而神秘。例如泰跃系掌门人刘军，他在2002年之前甚至从未接受过采访；德隆系的唐万新也始终隐于幕后；人们甚至都找不到鸿仪系鄢彩宏的一张照片。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周正毅从跨入资本市场的第一天起，就是以一副高调光鲜的明星面貌示人的。
早在1999年5月，周正毅成立的佳运投资公司，便以8 600万港元购入一座900多平方米的香港豪宅，令地产界一片哗然。随后，周正毅又花了
3 000万港元进行装修。2000年该宅被窃130万元现金，引起香港媒体广泛关注。2001年，周正毅的妻子毛玉萍出手600万港元，在香港商业旺地铜锣湾开设了三层楼高的美容美发中心。
日后人们在对这些现象进行观察与评论的时候，往往认为是周正毅个人性格使然。其实，这种出风头的行为，和农凯高举高打的并购动作一样，完全是为了博取外界眼球，造成轰动效应，让人对农凯的实力深信不疑，并对农凯的下一步动作产生期待。因此，他之所以要在香港做这样的事，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决心要到香港的资本市场上去试一试水。周正毅试图通过这样的行为加强自身在香港商界的影响力。
在这个时候，一个英国人无形之中帮了他大忙。
2001年，胡润在编制大陆富豪榜的时候，估算周正毅当时的资产为0.66亿美元，名列富豪榜第94位。周正毅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异常不屑，他在约见记者时，对在座各位说：“不只这些！我家族全资拥有的农凯发展，在上海以发展房地产及基建为主，总资产近150亿元人民币，每年营业额达40多亿元。我投资了一些公路项目，数十亿元。我以前买的伦敦广场，当时每平方米不过4 100元，现在市价2万元每平方米，利润达5亿元……这个项目我真的赚了很多钱，有一点不好意思。最新购入的静安地皮，总销售面积约6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0亿元。”
这番话实在是颇为奇怪，它太不应该从一个坐拥多家上市公司的商业人物口中说出来。他在2001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排行榜的排名上升到第41位后，周正毅做了一件更令人想不到的事情—他主动找到胡润，要求把自己的排名放得更靠前一些。在2002年的排行榜中，他如愿以偿地名列第11位。
这个有趣的细节让许多人对周正毅刮目相看，这其实正是他要的效果。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诡异规则下，越是极端的方式，越是与众不同的态度，就越能够造势。从此，周正毅从常常露面娱乐版的风云人物，一下子转变为在财经版面经常出现的主流精英。如同一位资本人物评价的那样：“周正毅做的这些都是给人看的幌子。”这一切都是他为了进军香港市场埋下的伏笔。
2002年1月，农凯集团以6 180万港元正式收购香港盈荣集团74%的股权，随即将其股票更名为“上海商贸”，由周正毅之妻毛玉萍出任董事局主席。这一桩收购让他在香港财经界又一次名声大振，出尽风头。
此时，农凯已经正式拥有了三家上市公司，同时又是两家证券公司大通证券和富友证券的第一大股东。外人看到农凯集团涉足了五大行业：房地产、金融、贸易、农业及高科技产业。看上去，农凯的产业规模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周正毅标榜的四大产业里，他真正看重的只有地产业。农凯在其他三个行业的经营完全可以用“浮皮潦草”来形容，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填充。日后，当农凯崩盘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周正毅买来的许多项目，都是只有一个空壳的纸上工程。在用其融到一笔钱，装模作样地比画几下后，周正毅就将其弃之脑后，甚至干脆卖掉。
这种左右互搏的运作方式，可以在社会公众和普通投资者面前上演瞒天过海的把戏，却瞒不住业内人士。2003年前后，许多金融圈内人士在私下谈到农凯的时候，总是难以掩饰对其的轻蔑。香港著名的买壳中介人刘梦熊甚至以8个字来评价农凯的资本运作：“无道无义、无理无法。”
很显然，周正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一些内部场合提到，农凯“很需要找一个好的出身”。这句话的言中之意，无非是指农凯已经面临着声誉与资金上的双重问题，需要拥有一个更加光鲜、更加得心应手的资金通道。
2002年5月，周正毅志得意满地从香港归来，因为这一次的香港之行，他完成了资本人生中最漂亮的一单大手笔：他同爱立信、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两家公司达成协议，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59.98%的股份，随后将其更名为“上海地产”。
之所以说这单生意漂亮，是因为在这起收购中，周正毅和农凯都没有花一分钱。他先将要被收购的建联通抵押给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获得了21亿港元的贷款额度，然后用其中的15亿元完成建联通收购计划。
把建联通买过来之后，周正毅将其名字换成“上海地产”。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发布重组消息，表明日后的战略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将农凯在上海收购的物业、地产项目一一置换到建联通的名下，以套取这家上市公司手中的巨额现金。用这个办法，既可以还清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贷款，顺便也能还清农凯集团几年时间里在上海所欠的贷款。不仅里里外外不花一文，还可以获得一个上市公司的“壳资源”，这个算盘打得实在堪称精妙。
不过，在更精于商道的香港人面前，周正毅却遭到一定程度的质疑。有细心的媒体观察后得出结论：周正毅是个十足的资本炒家，因为在面对媒体谈股票的时候，他“只喊股票代码而不喊名称，只有那些华尔街的资本掮客才会这样干”。
面对香港人的质疑，周正毅则显示出了颇可称道的风度，他解释说：“我早就熟悉香港市场，入股这两家公司的目的是吸引人才，我现在缺的不是资金和项目，而是人才。内地人才的脑子不输港人，但职业精神不够。”他甚至还主动对媒体示好：“在香港，有平台才有人才，有人才才有品牌，品牌最重要。”
最后，周正毅信誓旦旦地对媒体表示，农凯的目标，是要成为上海房地产行业内最高级的开发商。“我会谨慎投资，把好的高科技项目拿回来，不好的就卖。我们放资产进去，值10亿元的就放5亿元进去，我们不赚上市公司的钱，只赚市场的钱。”
周正毅的这一番表白，自然得到了不少的掌声，然而他需要面对的挑战却是完全不同的。由于监管和法规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想要像在大陆一样坐庄，将上市公司玩得团团转，势必有一定难度。他私下里对人说，内地是上市公司越小越好玩，香港则完全颠倒过来，越大越好玩。
不管形势如何险峻，农凯毕竟还是完成了它的“造系运动”。在两年时间里，周正毅先后将4家上市公司揽至自己旗下，业界对农凯甚至有“英雄问世，海鸟欲飞，商贸开路，地产为王”的赞誉。作为资本人物，周正毅的荣耀达到了顶点。
为了让上海地产看起来更加繁花似锦。周正毅开始将数个大地块项目并入，其中包括紧靠南浦大桥的董家渡地块、打浦桥地块以及普陀长风地块。这些土地都位于上海市中心位置，建筑面积都在数十万平方米的量级，一旦开发出来均可获利不菲。当然，这些地块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周正毅手中新的可质押资源。
比起以上的项目，农凯更大的手笔要数建筑面积高达80万平方米的静安地块。在与十多家开发商激烈竞争一年多之后，这块总占地面积17.64万平方米，需要动迁1万多户居民、堪称上海市中心新一轮旧区改造中最大的项目最终落入农凯之手。面对媒体，春风得意的周正毅十分兴奋地宣称：“准备投资50亿元发展高档住宅，预计开发规模将达63万平方米。加上周边地区的联动改造，5~7年后，该地区将崛起建筑总面积达82万平方米的大型居住区，预计销售额将达80亿元。”
周正毅的这种把戏固然精妙，却很难瞒过行家的法眼。上海一位民营企业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直接送给周正毅一个“价值掠夺者”的绰号。他甚至断言道：在这个“价值掠夺”的过程中，其风险在于保持资金链条的连续，为此需要不断地盘资金，维持住资金链，只要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一定会崩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