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当许多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总是会伴随着戏剧性很强的情节，如同拿破仑之于滑铁卢，胜败的关键往往只在一瞬间。从魏东到中经开的高层人士，在经历了6个半小时的茫然与狂乱之后，忽然看到了更戏剧化的一幕。
面对万国证券的违规操盘，政府管理层终于无法忍受。23日一天里发生的交易，创造了中国证券史上的纪录。尤其是万国证券在最后7分多钟的时间里所放出的大量空单，按照10%的保证金计算，也至少需要100亿元，而万国连十几亿元的损失尚且承受不了，遑论拿出这样规模的保证金。
基于此，管理当局判定，万国证券不但在进行违规操作，而且其手法之疯狂、大胆，几乎已经到了毫无顾忌的程度。6个半小时之后，上交所出面宣布：在16时22分13秒之后，也就是管金生的精彩表演属于异常，按照国际证券交易惯例，这样的交易是无效的。
在承受了6个半小时的煎熬之后，魏东等一干人又从地狱回到了天堂。就这样，青年魏东经历了一场十分奇特的大跌宕。他差点不文一名、倾家荡产，却在最后关头上演大逆转。他出身金融圈，是中国第一代“红马甲”，对资本市场的险恶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如此险恶、如此血腥的局面依然让他胆战心惊。
烟云散尽之后，这场将中国资本市场搅得天翻地覆的“327事件”，无疑给置身其中的魏东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对于魏东而言，这本是一场毫无悬念的争斗。据知道内情的人士透露，在这场大战发生的前一天，“北京圈”的关系人某教授刚刚从相关会议归来，那份至关重要的“上调保值贴补率”的文件内容，极有可能早就为多方所知。因此，中经开实际上已经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上靠“先看底牌”套利的先河。事后，明明双方同时在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违规操作，却只有管金生被追究责任。“由人脉关系来决定胜败”这种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特逻辑，几乎贯穿了魏东整个资本生涯。
无论如何，这场空前的大捷，都让魏东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据说在“327”一役当中，中经开内部诞生了一大批亿万富豪。根据一位当时与魏东共事的同事回忆，魏家的跟风盘，在此役当中至少获利达2亿元之多。也正是靠着这笔钱，魏东从“高干子弟”中经开里跳了出来，带着一身不凡的见识与极丰富的人脉资源，开始构筑自己的事业。
资本炒家：从盲点套利到平台运作
1995年，魏东在上海先后成立了金钱豹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涌金理财顾问有限公司。在公司稍具规模之后，他把两个公司合并到了一起，成立了涌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涌金）。“327事件”之后，政府被迫关闭了国债期货交易业务，失去了用武之地的魏东只好试着在股票市场里寻找新机会。
这个时候的中国股市，其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在“5·18”井喷①的短暂牛市之后，股市陷入了长达15个月的熊市，市场人气低迷。而时间转到1996年，随着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重新启动，股市也开始缓慢地走出熊市阴影。股民一面想要跟进，一面却仍然对“5·18”井喷之后的暴跌心有余悸。正是股民们的这种心理，为魏东杀进股市创造了理想的条件。
日后人们在研究涌金系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一个关键词“盲点套利”，这个词指的是利用市场的定价错误或制度障碍来获得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投资者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够抢先入手，在别人尚未发现机会的时候进入其中。
显然，在资本市场里摸爬滚打多年、早已将市场看穿的魏东，这样的能力自然不在话下。很快，刚刚成立不久的涌金就找到了一个盲点—法人股。
在当时，法人股是否会上市流通，还是证券市场当中的一大悬案，许多人为此争论不休。正因为如此，尽管此时的法人股价格奇低，但真正敢下手的投资者却并不多，都唯恐法人股日后不能上市而砸在手里。
善于审时度势的魏东偏偏不这样看，他认为，这绝对是一座储量丰富的金山，上市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谁介入得最早，谁就能以最低的净资产价格拿到股权。用如此低的成本持股，即使有可能遭遇风险，也值得一试。
从1996年开始，涌金开始四处出击，大肆收购国有企业的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尽管这是涌金系在股票市场上的初次试水，但涌金系的独有风格却逐渐显露出来：在法律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的时期，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拥有信息渠道的投资人往往利用信息优势，先行一步，获得宝贵的投资机会。他们往往对股市政策和市场机会的把握高人一筹，能灵活整合各类资源、利用各种漏洞。
关于魏东的灵活与机变，最富戏剧色彩的一幕是这样的。他曾参加过长江流域某城市的企业法人股申购，在抽签申购之前，他发现进入这个江畔小城最方便的方式，是每周两班的轮船。于是魏东便找到航运公司，把这两班船的船票都买了下来，其他投资者无法如期抵达，涌金的中签概率自然要高得多。
这个细节日后被一些媒体报道出来，被作为魏东头脑灵活的标志。然而客观地说，这并不是魏东在这一时期可以凭借的主要优势。真正让涌金在收购新股上获益的，是他广阔的人脉和灵通的信息。
1996~1999年，中国的股市进入了一个较长的上升期，投资者的信心与人数也随之增加，因此企业在发行新股的时候，采用了存单认购的方式。这种方式对资金的要求很高，一旦发行新股，就会指定一家本地银行作代理。想要申购的投资者可以直接转账，到截止日期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这也就是说，谁能在短期内筹集到最多的资金，谁就可以买到最多的新股，低成本地赚到最多钱。涌金在认购中，便利用了银行方面的资源优势，如挂账免息、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单位间资金拆借等。
事实证明，涌金在法人股领域的投资均取得不菲收益。根据公开的资料，在2007年2月15日、16日，涌金先后两次减持所持的812.43万股中宝股份，按照每股9元的平均价格计算，仅此一项就获利6 635万元。涌金在2000年以每股1.74元受让的四川湖山股份，到2007年4月已上涨到每股12元，获利过亿。
在法人股领域套利的成功，无法让魏东止步，他随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股市中另外一块利润丰厚的领域：转配股。所谓的配股，指的是上市公司向原有股东配售新股筹资。根据惯例，公司配股的时候，原股东享受优先认购权。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原股东里的国家股东、法人股东拿不出钱来参与配股，便只能把配股权转让给社会公众，这种由社会公众认购的新股，就是转配股。
就当时而言，由国家或法人控制的转配股是无法上市流通的，私人拥有的却不受限制，因此很多个人投资者都愿意投身于此。然而在1994年之后，由于担心几十亿股转配股一起上市，会对股市造成过大的冲击，在1994年10月，证监会特别发布了一个规定，决定全部的转配股暂不上市流通。这种令人吃惊的反复性政策，对于那些已经受让了转配股的个人投资者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一时之间，业内外投资者纷纷大呼失策。绝大多数投资者都开始将转配股看得一文不值。
可是，在魏东看来，越是政策不明朗，就越是大有可为，转配股上市是早晚的事情，唯一需要弄清的是上市的准确时间。此言一出，自然又引起对转配股能否流通的争论。
在当年投资转配股的炒家当中，魏东是极为特殊的一类。他并不像别的投资者那样，买进大笔转配股后死捏不放，坐等时机到来。他是金融圈里的世家子弟，其眼光、对时机的把握自然非常人可比。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绝无仅有的信息来源，对政策的反应极为敏锐。因此，从1995年开始，他就一直在观望。直到1999年12月底，涌金才突然出手，以4.5元每股的价格，从兴业证券手里协议受让闽福发转配股股权600万股，一跃成为闽福发的第二大股东。
3个月后，证监会突然发布了转配股分期分批上市的通知，安排被“雪藏”了5年之久的转配股逐步流通。2000年4月18日，魏东打下的埋伏收到了回报，涌金持有的闽福发转配股获准上市流通。
从入手闽福发开始，时间仅仅过了4个月。魏东对资本运营的掌控，几乎如同外科手术一般精准。更令人眼红的是，闽福发在2000年年中发布的股东名单里，涌金已然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按照上半年每股17.5元的均价计算，魏东在这场速战速决的“战役”中，至少套现1.05亿元，合计收益率高达577.8%。
2000年3月，涌金系成立了另一个资本平台—上海纳米。在这家注册资金为3亿元的企业中，魏东之妻陈金霞出资2.25亿元，占比为75%，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一大股东。在日后打造涌金系的过程中，上海纳米攻城拔寨斩获颇多，成为涌金系最重要的产业平台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涌金的竞争对手都只是自己。魏东需要面对的挑战，也仅仅是根据市场行情和政策制度变化来作出应对。上海纳米的成立，正是为了对准备上市的企业进行战略投资，在直接参与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同时，获取最大程度的无风险收益。
魏东入主上市公司，并不像一些中小庄家那样在二级市场零散购买、大量囤积。在金融界人脉深厚的他，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直接瞄准了上市企业的投资处，以紧密参与、共同谋划上市的方式，从企业手里收购配售股。这样既节省了交易成本，又不用承担任何风险。涌金的这种方式，很快便成为当时私募基金获取无风险收益的主要渠道。
2000年3月，药业龙头企业三九集团以“三九医药”之名在深交所上市。这只代码为“000999”的股票，在开盘当日升幅为177.5%，一下子就融到了将近17亿元的资金。而涌金早在上市之前就获得了其306.47万股的配售股，在这场资本的饕餮盛宴里，着实狠狠地赚了一笔。
跟一些中小庄家相比，魏东拥有很多的先天优越条件：他参与上市公司的IPO，不必花高昂的持股成本；作为金融圈里的资深人士，他在中国金融界高层里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可以帮助这些要上市的企业打通关节，因此大受上市企业的欢迎和优惠；在银行对私营企业普遍惜贷的时候，他却可以熟门熟路地拿到贷款；最重要的是，他有很多中小庄家无法接触到的信息渠道，总是能够最早知道哪家企业想要上市，哪家企业需要什么。对涌金系有着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巴曙松评论道：“小投资者信息缺乏，对事物的实质和新事物的特性不能及时把握。但是涌金系等私募基金，刻意经营、拥有非常灵通的信息和丰富的人脉资源，并且对市场非常敏感，因而能够掌握制度变迁的时机，并形成相应的新赚钱模式。”与魏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出身草莽的庄家并没有来自金融圈的独特身份和如此灵通的信息来源，因而不得不冒极大的风险去市场直接坐庄，不得不采用“囤积建仓—拉抬股价—出货套现”的方式，不得不去用一些期限很短的贷款，或是借一些成本很高的钱。身份上的天然差异，决定了魏东的庄家生涯要顺畅许多，当然，他对人脉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就要高出许多。
从1999年11月开始，涌金以战略投资的方式参与了多家公司的IPO，除三九医药之外，它先后获得220万股首旅股份、140万股诚志股份、900万股丝绸股份、120万股波导股份、15.73万股茉织华。①从这些股份开始流通那天算起，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涌金就凭借战略配售至少获利1.5亿元。
这种对企业的直接股权投资，让魏东在赚钱的同时开始涉足实业。不过在当时，这种投资只能增加大众对他资本炒家的印象，不能让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当时最想干的事情，就是控股一家真正的上市公司，并且最好是有实际经营业务和良好的经营利润的实业型企业。
经过缜密的研究与考察，魏东看中了一个颇具潜力的行业：制药。
那时，在中国企业界三九药业大概算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其掌门人赵新先既精于管理，又善于运用资本作为放大器。2000年前后，在企业并购领域风生水起的三九药业正在积极谋划上市，其风头一时无二。更何况，药业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发展前景，同时具备科技研发、工业生产双重特征的行业，其利润也很可观。商业嗅觉极其敏锐的魏东因此极力谋划，希望通过制药这个行业，实现更大的商业理念。
就在魏东要入手药业的时候，中国的制药行业和许多行业一样，正在进行“国退民进”的转型。从1996年开始，许多国有企业都陷入了困境。从地方财政拿不到钱的国企，尽管完成了自己的股份制改造，有些甚至成功上市，却因为被体制所困，在将筹来的钱挥霍一空后，很快又陷入困境。即使是那些拥有较好品牌的企业，也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魏东看上的千金药业，正是一家这样的企业。
千金药业的前身是株洲市中药制药厂，1993年其率先将企业改组为股份制。在几年时间里，尽管这家企业拥有一些不错的药品品牌，也成功地实现了扭亏为盈，甚至称得上经营稳定、业绩优良，但却一直偏安湖南一隅，无法实现企业层级的跃升。为此，当地政府不惜代价，组织了专门的小组力推其上市。这正是魏东要寻找的好机会。
如果无缘亲历、亲见、亲闻，并且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潜规则缺乏足够的了解，我们自然很难知悉那些重重迷雾笼罩下的内幕。2000年前后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大佬们运用各种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手段，依靠人脉优势，在上市、重组等时机大获其财。
赶在千金药业上市之前，魏东以1.8亿元注册资金，专门成立了湖南涌金投资有限公司，一方面对千金药业进行“辅导上市”，一方面直接参与其股权投资。2002年上半年，魏东以湖南涌金的名义出资3 600万元，以每股4.8元的价格收购千金药业内部职工股753.3万股。两年之后，在魏东与当地政府的双重努力下，千金药业终于于2004年3月12日在上交所上市。其3 600万元的股权投资，转瞬间增值1倍有余，变成8 270万元。2005年10月，湖南涌金又以每股7.64元的价格受让第四大股东所持的450万股法人股，并成为千金药业的第二大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