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过了一大半，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为了蕊，我放弃了一切赚钱的机会。“阳光文化策划”公司的吴总经理已经呼过我好几次了，他要我帮着他搞几次大型的全国性的会议，回报当然是可观的，成功地举行一次会议立码可得人民币几万元。“大地广告”公司的总裁刘经理亲临我宿舍好几趟，要我帮着设计一些包装广告词和灯箱广告画。还有好些报刊的朋友要我定期地写上几篇针对性较强的杂文。
我好不容易完成了“百花奖”的采访，我准备集中精力好好地赚一点钱。
我首选了吴总经理的邀请。接下来的项目是亲拟两个会议的全盘方案，然后打电话找一些知名的举办单位和赞助单位及协办单位，把会议从设想状态付诸实践。难度肯定是大的，何况我又是第一次接触会议策划，但我还是信心十足。我告诉自己：只能成功绝对不能别失败！
第一个是“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讨论”，第二个是“关于如何提高中小学生心理品质研讨会。”
我首先拟写了前一个项目的宗旨、实施方案，把与会议相关的单位或人员全列了进来，初步规定了时间、期限和地点。下一步是确定举办单位。举办单位必须是在国内有名气的，否则就没有号召力和吸引力。我首选了“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委员会”。举办单位有了，还必须有协办单位，协办单位是越多越好，它们不仅要能提供资金，还要有一定的名气。我在办公室呆了一整天，打了上下二百个电话，最后确定下来的企业或国家单位才几家。接下来是找赞助单位，这都要人家自愿，给多给少则要看造化了。第二天，我又用了近一天的时间，总算找到几笔不大不小的赞助，条件是替它们附带作广告。
前期准备做得差不多了，吴总高兴得眉开眼笑，一个劲儿地夸我是神人。我的办事效率之高确实令我自己惊奇，我不知道我是得了哪位高人指点，总之，我几乎是事事顺心。
接下来的事则是实践性的了。吴总负责打印发放信函，与全国粮食系统的各级大小单位进行联系。我则去东北的佳木斯、云南的昆明和湖南的邵阳布置会场。
我连夜飞往东北的佳木斯，在机场招待所住了下来。佳木斯的气温很低，虽然是夏天，可是凌晨的寒气却冷得我直打寒战。第二天天还未大亮，我就迎着晨风赶往吴总指定我去的地方。
经过一天的奔波，我把佳木斯的会议召开点布置得井井有条。第二天清早，我又飞往云南的昆明。
昆明是春城，这里四季如春，风景如画，会员肯定要去观光。想到此，何不来个一石双鸟，进行连锁经营——会后成立临时旅游团，从中收取附加费用。
我在云南大学租借了几间宽敞的会议室，当晚就雇请了几个学生把会场布置得特别漂亮。然后与滇池的管理人员取得了联系，到时方便购买团体票，第二天上午，我拨通了石林风景旅游区的电话，那边的订票问题很顺利地解决了。
随后，我飞往长沙，在长沙下了飞机，登上一辆大型卧铺客车。又是近10个小时，我终于来到了邵阳。
邵阳旧称宝庆府，在国民党时期是个很重要的军事重镇。这里历史悠久，文化久远，在中国的南部闪闪发光似一颗明珠。这里土壤肥沃，阳光充足，俗有“鱼米之乡”的称谓，这里的人们朴实而勤劳，俗有“才子之乡”的美称。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我要布置一个最美丽的会场。
我飞来飞去，前后用了近10天的时间，终于布置好分布在全国三个城市的会场。
吴总这边也是捷报频传，先后收到了几百封反馈信，同意参加会议的并把会费寄过来的单位已达几十家。
也许是国家最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帮了我们，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就我和吴总两人再加上一些临时帮忙的不上10人，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把如此一个阵容庞大、意义深远的会议组织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接下来的事儿就是去请相关的专家、教授来作讲师。老师有了，余下的任务就是举行会议了。
我和吴总必须亲临会议现场。会员的接待、组织及其他安排都等着我们去办。忙里忙外，忙这忙那，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忙过。虽说是好事，我们成功了，但好事多磨，非让我们折腾个够。
佳木斯、昆明、邵阳这三个点，经再三考虑，都定在8月12日同时举行会议。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有原因的，吴总知道我们9月1号就要开学了。为了充分利用暑期的时间，只有在三地同时举行会议，这样，整个项目才不致于拖拖拉拉。
眼看着大功告成，一次成功的会议就要开始。这也意味着几万元的会务费提成就要进入腰包，学费、生活费、购买电脑的费用快要到手……可有谁知道，所得皆废之一旦：距离成功才一步之遥，为了某一不可理解的意念，竟然激流勇退。
8月11日，当我刚要去买去昆明的飞机票时，腰间的呼机响了：“请立即赶往报社，长江、松花江发大水，报社记者全前往前线采访，请速来值班，不得有误！”——怎么办？报社老总王老师的命令，不听也不行，否则蕊的实习证明怎么办？
情况真是十万火急，这边要当晚的飞机票，那边要赶往报社，两边都重要。一边是金钱的诱惑，一边是爱情的压力，金钱和爱情从来都是人生的润滑剂，缺少哪个都不行。去了昆明，眼看着几万元的人民币滚滚而来；回了报社，蕊的实习证明肯定可以弄到手……可是，自古熊掌和鱼翅二者不可兼得，有得必有失，一箭双鸟的事几乎太少了。
我想了许久许久，期盼着万全之方涌进脑海，最后，还是决定先给王老师打电话，打探一下事态的严重性。
我拨通了王老师的手机：“王老师，到底有什么急事？现在给我详细说说，好吗？”
“是这样的，你现在哪？怎么现在连人影也见不到了？”奇怪，王老师一改往日的粗鲁口吻，特温和地询问道。
“我在飞机场，帮人买票。”我特焦急地回答。
“赶快来报社，票就交给人家去买，我这儿情况十分紧急。曾伟、寿蕾他们几个前几天去东北抗洪前线了，编辑室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我每时每刻都要和他们联系，处理他们从前线发回的消息、图片等——我真是急死了，快过来帮我吧！”王老师的话越催越急。我想，如果电话线能拉动，他可巴不得直接把我拉过去了。
我操，去还是不去？他妈的鸟人，真是没长眼睛，我前世是不是与他有仇？上回采访百花奖，我挨过的训斥已够受的了。不是为了蕊，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会如此低声下气。我也是有尊严的啊。他算什么东西？混了八九年，不就是一个部门的小主任吗？他凭什么在我面前大发兽性……
为了让他帮着弄一个实习证明，意然使我受尽了如此的折磨。我已在他面前“温柔”地说了好几次，每次都是极有礼貌地请他帮忙。可是几乎是每一次，他把开证明的事儿给忘了。后来，他借口说报社最近有新规定，必须要本人亲自去报社指定的医院体检，然后拿着体检表去人事科登记，一个月后经社长批准同意方可开具证明。
如果这一次不去报社，我敢肯定，蕊的实习证明是百分之百的泡汤了。意识到这一点，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力量，我猛一转身，一辆红色的夏利朝我开了过来：“去××报社，快点！”
就这样，我放弃了去昆明的机会，我放弃了就要到手的money，为着一个遥遥的目标而忍辱负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