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
征地补偿标准因土地位置、用途、肥力、用地单位经济实力、征地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农户层面看，农民并不区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只管拿到多少钱。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可知，失地农户实际得到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标准最低28790元/亩，最高为60350元/亩，平均43345元/亩，是被征土地前三年平均产值1767元的24.5倍。
土地补偿安置费的支付方式少数（占39.5％）为一次性支付；多数（占60.5％）为分期支付。截止到调查日，相关农户已收到土地补偿安置款户均37735元，占应得土地补偿安置款37850元的99.7％。这表明，本次调查涉及的村庄，征地补偿安置费的发放情况是很好的。
农民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是清楚的。农民得到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每亩在200～6600元之间，平均1888元。该款项均能按协议及时到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占84.4％），土地补偿安置费是平均分配给村（组）内所有农户，随后进行土地大调整（即再平均分地）；当征地规模较小时，也有采取其他分配方式的。
村民和村集体是按什么比例分配征地补偿安置费的？有85人（占28.8％）回答“全部发给村民”；有89人回答“大部分发给村民，村集体留一部分举办村集体公共或福利事业”，保留比例在1～15％，平均为4.7％；有118人（占40％）回答“具体比例不清楚”。
对于“你是否知道村集体掌握的征地补偿费有多少”这一问题，91.5％的人回答“不知道”。
对于“你是否知道村集体掌握的征地补偿费的用途”这一问题，85.8％的人回答“不知道”。
对上述两问题回答“知道的”，多为村干部或村干部的家属。
对于“村民与村集体对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方式和比例是否公平合理”这一问题，49.5％的人回答“比较公平合理”；27.8％的人回答“不太公平合理”；22.7％的人表示“无法评价”。
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地与土地征收有关的房屋拆迁有两种。一种是零星的、小规模的拆迁；一种是村庄整体拆迁。涉及几户、十几户的小规模拆迁，往往是修建道路等引起的，对于这类拆迁户的补偿，一是用货币对所拆房屋给予补偿，二是由村里再划一份宅基地，由拆迁户自建住房。村庄整体搬迁的补偿办法是：按一定的标准对房屋建筑物进行补偿，该项补偿款直接计算到拆迁户；对宅基地按征地补偿标准单独补偿，该项补偿款先支付给村，然后由村按人口平分到户；政府统一开发建设住宅小区，按规定的优惠价格卖给拆迁户。
在本次调查的295户中，发生房屋拆迁的38户，占12.9％。每户平均获房屋及其他建筑物补偿款72021元，房屋补偿标准平均每平方米313元。
拆迁后与拆迁前相比，农民居住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拆迁前房屋结构以一层砖瓦平房（占64.1％）和二层砖瓦楼房（占30.8％）为主；拆迁后房屋结构以钢筋水泥楼房（占84.2％）和二层砖瓦楼房（占15.8％）为主。虽然总建筑面积和人均面积有所减少，但房屋价值大大增加。
在搬迁到新房的过程中，因旧房补偿款小于新房价而使购房支出增加并产生负债的占40.6％，负债金额户均25076元；虽然购房款增加，但无负债的占48.6％，新增购房款金额户均29127元；旧房补偿款大于新房价而形成差价收入的占10.8％，差价收入户均3500元。
2.土地征收、拆迁程序
通过调查了解到，在实际工作中土地征收或租用的“一般程序”是：地方政府出面招商引资，商家实地考察提出用地要求；地方政府作为“中介”一方面同商家，另一方面同村干部协商，经过各方讨价还价形成初步方案；最后向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通报执行。总体而言，在征地过程中村民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并且征地过程对村民的透明度不高。
调查资料显示，只有35.6％的被访者看见了征地公告；只有40.3％的被访者看见了征地补偿公告。只有27.5％的人回答“在公布征地补偿方案前，当地政府征求过自家的意见”。直接或间接参加有关征地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比例仅为32.5％，参会人员对会议组织的满意率为42.5％。
只有22.5％的人对参与征地工作的村干部或工作人员表示满意，表示不满意的比例高达49.1％。一是对办事人员的公平、公正性表示怀疑；二是对办事人员的能力不放心。
征地和房屋拆迁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情，自然引起农民的高度关注。调查资料显示，有22.5％的被访者为争取更多的征地补偿努力过。
争取的方式主要是：找有关部门和领导（发生频率为90.8％），组织起来阻止土地开发施工（占22.7％，因为有的人同时采用两种方式，故两项的发生频率超过100％）。然而，失地农民维权行动得到政府有效回应且很好地解决了问题的只占29％；其余或没有回应，或采取一些安抚措施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有44.5％的人表示，在表达反对意见或要求提高补偿安置标准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相关压力。这些压力依次是（因每个人的顾虑是多方面的，故各项比例之和远远大于100％）：（1）害怕被政府处罚或制裁，占70.5％；（2）害怕得罪人，特别是村干部，占69.7％；（3）害怕被开发单位组织的流氓地痞打击报复，占57.7％；（4）害怕被列入黑名单，不再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占53.8％；（5）害怕已经得到的好处被扰黄了，占8.9％。
有23.9％的人认为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粗暴或强制行为。
有41.7％的人说，发生过冲突上访事件。到镇政府上访占45.8％；到县级有关部门上访占25.2％；地市级有关部门上访占14％；到省级部门上访占11.2％；到中央部委上访占2.8％。
有40.2％的人说，上访活动在村里有“牵头人”。
41.7％的人对上访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对于“土地征收和拆迁过程中是否发生过征地款被挪用、截留等现象”这一问题，13.1％的人认为“有”；10.4％的人认为“没有”。76.5％的人表示“了解不多，无法判断”。
3.土地征收对农民就业、经营、收入和消费的影响
调查资料显示，土地征收对农民就业总体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失地前平均就业率为89％，失地后为86.7％，仅下降2.3个百分点。失地对农民就业的影响主要地体现在就业结构方面。总体表现为农业就业人数减少，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家庭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同时增加，原因在于家庭劳动人口数量的自然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失地后就业相关情况的总体感受是不乐观的：
只有23.1％的人反映有了新的工作，而76.9％的人反映没有新的工作。
只有24.2％的人反映工资增加了，而67.2％的人反映工资变化不大，还有8.6％的人反映工资减少了。
只有12.2％的反映政府的服务增加了，而87.8％的人反映政府服务变化不大。
只有5.8％的人反映就业更容易了，而51.5％的人反映就业更难了，还有42.7％的人反映变化不大。
只有40.7％的被访者对失地后家庭就业情况和就业环境表示满意，而有近六成（59.3％）的人对此表示不满意。
同时，69.6％的失地农民对自己家里劳动力的就业存在担忧。所担忧的问题依次是：年龄大了打不了工（占28.8％）、文化水平不高或职业技能不够（占27.8％）、工作待遇无法保证（占26.3％）、就业单位的经营发生亏损倒闭（占9.3％）。
什么是失地农民就业的最大障碍？48.1％的被访者认为是年龄；23.7％的人认为是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不够；8.3％的人认为是外出打工竞争激烈；5.6％的人认为是当地经济、产业发展落后。不难看出，这些回答与失地农民对自己就业担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
调查发现，只有19个（占6.4％）被访者的家庭成员参加过政府和有关部门组织的就业培训，其中：14人回答是免费培训；5人回答交费在100元以上。有6人认为培训效果较好；9人认为效果一般；4人认为没有效果。可见，在目前，政府组织的培训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从总体上看，失地农民除土地之外的生产性资产在征地前后没有明显的变化。在294个农户中，只有13户（占4.4％）增加了商铺经营项目；9户（占3.1％）增加了住房出租项目；投资入股等经营投资少见。这一点，从农户得到的土地补偿安置款的主要用途上，可以得到证实。
农民拿到的征地补偿安置费主要用于生活补贴和建房，这两个选项所占全比重达到53％，由此印证，征地补偿安置费并未形成农民的生产经营性资产。
调查资料显示，失地农民收入水平征地后比征地前是提高的。户均总收入失地前为15788元；失地后为18602元，增长17.8％。其中：现金收入失地前为13764元；失地后为18018元，增长30.9％。
失地对农民收入结构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调查资料分析结果表明，失地在导致农民家庭经营的农林牧渔收入减少的同时，却使农民家庭经营的二三产业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不同程度地增加。其中：工资及劳动报酬在绝对量上增加最多，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幅最大。
在被调查的291个家庭中，绝大多数新购置了耐用消费品。其中：
17.2％的家庭安装了普通电话；26.4％的购买了手机；17.2％的添置了车辆；12.4％的购买了冰箱；17.5％的购买了洗衣机；25.4％的购买了彩电；2.4％的购买了电脑，还有6.9％的添置了家具、太阳能热水器和空调等。购买耐用消费品的开支户均4899元。
比较征地前后，失地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也是增加的。不仅总支出增加，而且食物消费、水电费、物业费和其他日常开支均呈增加之势。食物消费中的现金支出增加尤为明显，这与不少失地农民的口粮靠市场购买为主有关。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征地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支出）普遍性明显提高，但被访者对征地前后生活变化的自我评价与这一结果有所出入。在295个被访者中，认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和有所提高的合计131人，占44.4％；认为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和有所下降的合计66人，占22.4％；认为没有变化的98人，占33.2％。
4.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情况
在调查中了解到，在某村（组）土地被征收以后，该村（组）获得的土地补偿安置费在作了少量的村（组）扣除以后，余额全部按该村（组）的在册人口平均发放，然后进行土地大调整（重新均分土地）。在这种处理方式下，当某个村（组）人均失地不多时，征地对农民的收入水平等影响不大，因而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要求也不很迫切。特别是在征地之后的最初几年，由于各户均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土地补偿安置费用于当前的生活，故其生活水平往往提高（前面已有分析）。只有在失地较多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才引起农民和政府的关注和行动。
从调查资料的汇总情况看，在295年样本中，只有60多户参加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计划或低收入保障计划，这些农户是善南街道办事处下属的村和居委会的成员。在该办事处，人均耕地少于0.0133公顷的被政府视为失地农民，可享受失地农民生活补助金。生活补助金制度是一个临时的过渡性计划。善南办事处2005年对女55岁、男60岁以下的，每人每月发生活费50元；女55岁、男60岁以上的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43元。从2006年起改为：18岁以下的，每人每月40元；18岁以上（不含18岁）至女55岁、男60岁的，每人每月20元；女55岁（不含55岁）、男60岁（不含60岁）以上的，每人每月60元。保障金由滕州市财政发放，通过银行直接划入各家的专门账户。
但据农民反映，到本次调查（2006年4月中旬）为止，补助金尚未收到。
从调查数据上看，有199户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约占调查总样本的67.5％。其中：24.1％的户，个人交费每年10元；20.1％的户，个人交费每年15元；其余55.8％的户是村集体代农民个人交费，报销比例按该市统一规定执行。值得指出的是，本项保障是面向全体农民开展的，同失地与否没有关系。
对于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措施，有60人（占25.9％）表示满意；有172人（占74.1％），表示不满意（回答该问题的总数为232人次）。
5.农民对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的态度和意愿
土地征收不仅涉及农民当前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农民长远的根本利益。已失去土地的农民对此体会深刻，对政府的土地征收政策和配套措施更为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