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自己也一直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决心。在印度独立前夕，印度的开国元勋和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尼赫鲁就有这样一个理想，即要把印度建成一个强大、统一、受到国际社会尊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大国。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明确提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53]印度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认为印度作为一个“地区超级大国”（regional super power），“我们的战略利益波及从非洲之角、西亚、中亚、东南亚和更远的地区到印度洋的广泛水域。”[54]还有学者提出：“不能把印度与巴基斯坦等量齐观，而应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55]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印度提出要成为世界第六大力量中心。
二、美国学者眼中的巴基斯坦
1995年，美国众议员李·哈密尔顿（Lee H.Hamilton）就认为，巴基斯坦是美国不能轻视的一个国家，因为：第一，从规模上看，巴基斯坦是世界第六人口大国、第八军事大国和第二大******国家；第二，从********和地缘战略上看，巴基斯坦与主要大国中国、俄罗斯、伊朗、印度相邻，靠近中东、波斯湾和中亚；第三，巴基斯坦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支持者，是联合国中提供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第四，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极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能力却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的国家之一，而导弹和核不扩散是美国政府的主要安全目标之一；第五，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需要与巴基斯坦合作；第六，在巴基斯坦鼓励民主、多样化、世俗主义和尊重人权是美国的利益，巴基斯坦可以成为民主和世俗的******国家的典型；第七，经济和贸易的考虑。[56]
从防务角度看，美国也非常重视这一地区。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认为，首先，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重大海外军事行动———1990年和1991年在波斯湾的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1992年美国参加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1994年美国参加联合国在卢旺达的维和行动都靠近印度洋，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因为世界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和印度作为海洋大国的崛起而在增强；第二，巴基斯坦连接着三个不稳定地区：南亚、西北亚和中亚；第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潜在冲突及其可能对美国产生的影响。[57]
在“9·11”事件以后的反恐战争中，巴基斯坦再次成为前线国家（冷战时的反共前线、现在的反恐前线）。巴基斯坦的地缘战略地位特别突出：地理上，巴阿直接接壤，是美国对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最便捷的桥头堡；军事上，巴基斯坦是美国对塔利班进行轰炸的空中走廊，是实施地面进攻的重要前沿，是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存在的理想平台；政治上，巴基斯坦曾与塔利班政权有密切的联系，对塔利班的情况较为了解，是美国搜集军事情报的倚重对象。为此，美国立即向巴提供1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延长3.96亿美元的债务偿还期。美国开始军事行动后，又追加5亿美元的援助。在美国的努力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先前提供1.35亿美元融资的基础上，同意提供新的融资。世界银行也决定提供3亿美元的新融资。“9·11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作为反恐前线国家，巴基斯坦是美国三个需要“高度重视”的国家之一。[58]
库克斯在总结半个世纪的美巴关系时指出，巴基斯坦是美国的一个“不稳定”和“不平等”的联盟。所谓“不稳定“，是指“1954—1955年美巴结成的反苏联盟，在上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期间分裂；到70年代在尼克松总统期间恢复，在卡特总统期间又破裂；在80年代里根时期再次形成，冷战结束后在克林顿总统期间又彻底瓦解”。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利益和相应的安全政策时聚时散”。[59]所谓“不平等”，是因为双方在文化、地理和国家力量上的不一致。“美国是拥有全球利益的全球大国，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苏联解体后又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巴基斯坦尽管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却是“经济上贫困的地区国家，其安全利益仅限于其周边国家———印度、阿富汗、伊朗和中国”。
因此，“在双边关系上，很明显美国是一个高级伙伴，而巴基斯坦是一个低级伙伴。”事实上，“除了阿富汗战争（Afghanistan War）时期，巴基斯坦很少接近美国的政策重心。”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1947—2000年期间，“只有4位总统到过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领导人有21次访问华盛顿，其中12次是国事或正式访问。”[60]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通过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以平衡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地位。[61]而对美国来说，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在美国利益受到考验（共产主义、苏联、恐怖主义）时就格外突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三次与巴基斯坦结盟，都是共和党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面对直接的外部安全威胁，而把巴基斯坦作为反共、抗苏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前线国家。但美国与巴基斯坦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别及安全利益和目标上的分歧，很难建立起全面和稳定的战略关系。特别是在冷战后，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印度地位的上升，巴基斯坦在美国南亚战略中地位下降。只是为了实现南亚地区稳定和不扩散目标，美国还必须与巴基斯坦进行合作。“9·11”事件后，美国别无选择地与巴基斯坦结成反恐联盟，因为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或搜捕其残余都离不开巴基斯坦的配合和支持，但巴基斯坦的核政策、国内政治体制和******极端主义又是对美国的不扩散、民主化和地区稳定等目标的重大挑战。用许多美国官员和学者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巴基斯坦是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如果说美国政界和学界对印度的认识还较为一致的话，那么对巴基斯坦的认识可谓大相径庭。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变化无常和美巴关系的起伏不定，[62]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真正的巴基斯坦问题专家并不多。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看法往往极端化。一个极端是把巴基斯坦视为“无赖国家”（rogue state），[63]或“另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南斯拉夫”，[64]或“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65]或“失败国家”（failure state）。[66]一位印度官员告诉他的美国同行，“巴基斯坦代表着美国所有主要的安全关切：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掌握在一个失败国家手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装成民主的军事独裁政权。”[67]但是，也有一些美国政府高官对巴基斯坦表示赞赏，认为它是一个被误解但仍然有效的朋友，并值得美国的支持。[68]还有学者持中间立场，认为巴基斯坦是“有缺陷但不是失败国家”。[69]当然，对什么是“失败国家”还有多种理解。[70]
斯蒂芬·科恩在其新著《巴基斯坦理念》（The I dea of Pakistan）中，从一个美国学者的角度对“作为理念的巴基斯坦”（the idea of Pakistan）和“作为国家的巴基斯坦”（the state of Pakistan），对巴基斯坦的军队、政治、******和地区精英，对巴基斯坦的人口、经济和教育，对巴基斯坦的未来和美国的政策选择进行了极其精彩的分析。[71]他特别提出了巴基斯坦未来发展的几种前景：精英统治的寡头体制、自由和世俗的民主、软权威主义、温和的******国家、强硬的******国家、分裂、战争等。[72]
小结
冷战时期，美国把南亚纳入其全球遏制战略，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近巴远印、60年代的拉巴近印、70年代的援巴抑印，还是80年代与巴基斯坦重新结盟，都服务于冷战的需要，在南亚地区保持美巴与苏印之间的力量平衡，避免苏联控制南亚地区。
随着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以及随后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得以从地区视野（地区力量对比和发展潜力）和功能角度（不扩散等）审视南亚，超越冷战、超越均势。
克林顿政府“经济—安全—民主”三大目标在南亚具体表现为：经济利益———开拓印度这一庞大的新兴市场；安全利益———避免印巴战争、打击恐怖主义、实现南亚地区稳定；民主利益———加强与印度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关系，同时，促使巴基斯坦回到民主政体。美国在南亚主要面临三大安全难题：不扩散、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和恐怖主义。基于美国与巴基斯坦在不扩散、恐怖主义、民主等方面的利益分歧和冲突，克林顿政府对南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第一，冷战后，美国认识到自己是唯一能在南亚地区发挥全方位影响的地区外超级大国，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已无力也无心与美国在南亚地区进行争夺。
在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思维中，南亚地区已超越冷战，不再是美苏争夺和利用的对象。
第二，从印巴核试中，美国认识到，冷战后，南亚地区的这两个大国为了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屈服于外部压力，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优势一方面有利用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限度。
第三，从卡吉尔冲突中，美国感到冷战时期在南亚地区实行的均势战略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目标相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和价值发生了变化，从“经济—安全—民主”这一全球战略目标出发，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安全战略只能超越均势，向印度倾斜。
第四，美国还发现，美国在南亚地区最主要的安全目标———不扩散必须与地区利益相结合才能有效。美国在南亚地区面临的四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核武器的扩散、印巴之间的冲突、印度作为主要大国的崛起和巴基斯坦国内不稳定。
注释
①锡金（Sikkim）曾是南亚地区一个独立的公国，1975年被并入印度。中国政府表示，锡金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考虑现实因素。随着中国和印度关系的不断改善，这一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据了解，中国外交部网页上，锡金已没有被列入亚洲国家列表之中。
②美国******南亚局（The Bureau of South Asian Affairs，U.S.Department of State）就包括处理与阿富汗的关系。
③孙士海主编：《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February 1995，Preface.
⑤Ibid.p.31.
⑥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February 1996.
⑦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May 1997.
⑧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October 1998.p.53.
⑨Ibid.
⑩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December 1999.
[11]Ibid.
[12]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Global Age，December 2000.
[13]Ibid.
[14]Sumit Ganguly，“South Asia after the Cold Wa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Autumn 1992，p.173.
[15]Richard N.Haass，“U.S.and South Asia”，in Strategic Digest，Vol.20，No.4，April 1990，p.2178.
[16]转引自V.Kapila，“U.S.Policy in South Asia and its Impact”，Indian Defence Review，Vol.9，No.1，January 1994，p.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