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议题方面，他们析述了六项主张：振兴工商的思想（页288-299），生利分利论（页299-309），发展大资本企业的思想（页309-317），反对土地国有的思想（页317-322），货币思想（页322-339），国债论（页339-356）。可以看出有几项重要的题材漏失了，试举两例：
（1）梁对孙文和《民报》派人士之间，对经济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有过重要的争辩，这是一项重要议题，但侯与吴只处理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面向（土地国有论），对梁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题材却少有议论，甚至是避开了。
（2）第6项“国家经济”内有10篇相关文章，而他们在第3小节“生利分利论”内，只析论了最不重要的第5篇，其实梁论国家经济的重要文章还不少，但却大都被遗漏了。
整体而言，暂且不说他们对各个子题的观点、各项论点与分析手法，单是从选材的度来看就有两大缺点。第一，读者不易明白各小节的题材之间有何关联：梁的经济论述这么庞杂，他们应该示知为何挑选这几项来析述？ 第二，在“财税与预算”项内就有17篇文章，而且梁曾任财政总长，但他们竟然漏失了这个重要面向。退一步来说，以上这些内容只是他们三册书内的一节，自然不能过度要求，但他们应该先把分析的手法与选材标准说清楚。
本书所分析的经济背景，是清末民初中国的诸项财经问题。论述此时期经济问题的中外文相关著作甚多，若想快速地掌握那个时代的经济概况，费维恺较全面性也较概观性的长文（Feuerwerker，1980：1-69）值得推介，此文有助于理解梁所处的时代，中国经济面临了哪些结构性的问题，以及具有哪些特性。另一项有用的参考数据，是李允俊主编的《晚清经济史事编年》（1840-1911年，共1264页，2000）。此书有五项优点：（1）所引录的事件都有资料来源说明；（2）有阴阳历的日期对照；（3）索引非常有用，可依题材的分类查索（页1183-1244）；（4）有中外人名和主要外资企业的中外名称对照表；（5）依书名笔画排序的参考书目。但也有排校上的失误：以页1244所载的“梁启超”为例，相关条文记为1868年6月，但梁是1873年才出生，所以此项索引的年代必误；正确的年月是1898年6月28日（见页732）。此外，梁的名字在页1244的索引内只出现一次，感觉上略少。
1.3综述与摘要
本书共分12章，除了首章是导论以及末章是讨论与省思之外，主要的议题有10项。虽然各章的主题参差，但在处理手法上我尽量遵守三项基本要点：（1）用现代语言简化、条理地解说梁的论点；（2）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以及现代对那个时代的研究，来判断、评论梁的观点和主张；（3）对比不同人士对同一题材的不同见解，以币制改革问题为例：当时议论此事者相当多，后人评论研究此题材者也不少，更有许多新发现的档案，若能整理出全盘性的或一系列的观点，来和梁的见解相对照，就比较能理解梁对某项议题的见解。前两点较易做到， 第（3）点的困难较大，几乎已构成一整部中国近代经济史，各个题材都已有好几部专书和许多论文在探讨，若要综述这些见解再来和梁的说法相辩驳，本书的篇幅恐怕会扩张到无法掌握的程度。所以我还是以梁本人的论点为主轴，他人的见解为辅。
首先，梁在写这些文章时，多少也提到了他所反对的见解（例如第6章所分析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和土地国有论），所以在析述梁的论点时，也已经对比到另一些人士的见解了。其次，梁对某些题材的论述不够体系，例如第5章的工商实业、第11章的经济学说史，梁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较少，精彩可论之处也不多，所以上述的第（3）点，比较能落实在第2、3、4、6章内。由于梁对各个主题的关照程度不同，在分析时的体例上也就难求一致，所以我在写作时遵循三项准则：（1）只要论点确切，篇幅应浓缩；（2）把梁自己的见解维持在主轴性的位置，不要被其他意见冲淡；（3）引述参照性的观点和见解，让它们发挥辅助之功而无夺主之嫌。
以下概述诸章的结构、内容、论点。第2章论梁对币制改革的主张与作为。他对这个题材下过相当的工夫，也写过许多文章。本章讨论三项主题：（1）梁一直主张中国应采虚金本位制，他对这件事有哪些独特的见解？虚金本位制对中国经济长期而言真的是利多于弊？（2）他一直批评中国无国币，所以积极鼓吹推行国币，他有过哪些高见与建议？这些建言的可行性有多少？（3）民国成立后他两次入阁，一次是1914年（民国3年）任币制局总裁，一次是1917年（民国6年）任财政总长，负责财政和金融改革的事。这两次主政的时间都很短（10个月、4个月），为什么他的主张都未能成功？
第3章处理财政和预算这个一体两面的题材。梁对清末的财政制度很有意见，曾经提出一篇《改革私案》的长文，论述改革中国财政的方法与预期的成果。他对税务制度也有很多建议，包括各项税源、关税、税率的改革。他最批评的是中国政府无预算制度，东挖西补，各部门之间严重缺乏协调性。除了解说他对这些复杂问题的诸多见解外，也举统计数字来对比他的说法。最后说明他在1917年任财政总长时，所遭遇到的主要障碍与困难。
外债与内债是第4章的主题。中国的外债问题，因赔款、国库匮乏、战乱等因素而愈来愈严重。若向列强借款，虽然可以稍为缓解窘状，但列强会伺机掌握中国财经的命脉。另一项困扰是列强皆采金本位而中国仍采银本位，在国际银价长期下跌的情势下，中国不但要偿还沉重的本金，还要多付出因银价贬值而产生的汇兑差额（称为“镑亏”）。梁对外债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剖析得也很清楚透彻；他在文章内所表现的，一方面是激情跃然纸上，但另一方面也很能展现出理性冷静的推论和政策建议。整体而言，他对外债问题的析述相当有说服力。相对地，他对内债问题的态度，则多采批评性的立场，版攻击各省的公债行政措施不当。他对公债的见解，相当受到日本经验的影响，屡有仿效日制公债措施之建言，甚至在入阁后都还有此主张。
然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梁对在中国推行公债的预期成果过度乐观，他的政策建议可行性甚低。
第5章的主题是工商实业，梁对这方面的论述不多，可深论争辩之处亦少。较有趣的一项，是他对美国大企业集团（托拉斯）的介绍与分析。他的目的很简单，但也相当天真：希望中国的工商业界能够联合起来，成立各行各业的托拉斯，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再受列强工商业强势的欺凌。他甚至替托拉斯的弊端过度辩护，说中国若行此制，则这些弊端“亦不必深虑也”、“若是不足以诟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