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狩四年，飞将军李广因为在漠北之战中误了与大将军卫青会合的时间，犯下死罪，他没等人审问，就拔剑自刎而死。在此之前，李广也有过一次犯死罪的经历，但那一次，他出钱赎了罪，而这一次，他没有给自己一点机会和余地。
王立群老师说，因为李广非常看重他一生中最后的这一次漠北之战，这时候，李广己年过六十，他希望这一次出征能完成他一生的夙愿：立功封侯。可是，在即将遭遇匈奴单于建立战功的那一刻，他被卫青调走，他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如果说上一次李广出钱是赎命，不如说是赎下一个建立功勋的机会，可是现在，机会不再有，他留下性命又有什么意义？
在一个将军眼里，最光荣的死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最荣耀的事是立功封侯。如此说来，李广之死是理想破灭的结果。他当然属“不得好死”之人，而其死蕴涵的高尚人格追求，怎么不让人觉得比泰山还重。
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在中国南部崖山海面上，风吼海啸，撕杀冲天，南宋海上小朝廷的二十万军队，与元军进行着最后的较量。在船上缺乏淡水和物资十日的宋军终于抵挡不住元军的进攻，失败就在眼前。一直拼死保护皇帝的陆秀夫面对此景，悲痛地对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说着，他身着朝服，背起皇帝，用素白的绸带将两人捆在一起，纵身跳入茫茫大海，跟着他们一起入海的是成千上万的宋军。在此之前，陆秀夫的妻儿在他的命令下也跳海殉节。
公元1645年5月的扬州，再现类似场景。清军凶猛地围攻着扬州，扬州城破就在当即，清军力劝城内史可法率军民投降，被史可法严词拒绝。城破后，史可法自刎不死，被众人拥下城楼，他对清军将领说：“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随后壮烈就义。
陆秀夫在南宋朝廷投降元军之后，拒不承认元政权，另建一宋政权，与元军对抗达三年之久；史可法在大明己灭亡、各地纷纷降清之际，率扬州军民奋起抗敌。他们表现的是一个民族永不妥协的气概。在紧急关头，明知不可胜而为之，牺牲了生命，这种为民族大义而死的精神，怎不比泰山还重。
公元前494年，吴越开战，越国大败。越王勾践成了吴王夫差的奴仆，负责看守夫差父亲的坟墓，兼为夫差养马，他“服犊鼻、著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百依百顺，小心伺候夫差。三年后，得以回国。回国后的勾践卧薪尝胆，富民强国，12年后，率军一举击败吴军，并成为春秋时间最后一个霸主。
越军初败之时，勾践本有以死相拼、不愿受辱的想法，终于被文种劝住。由国王而变为异国奴仆，勾践体会的是天堂地狱的差别，是荣耀屈辱的变更。难得的是，他坚定地活了下来，为了一雪国家耻辱，为了一展称霸宏图。为了一个远大的抱负，选择了比死更艰难的活法，这种生命散发的意义重于泰山。
公元前278年，在得知楚的首都郢都被秦攻下之后，悲愤的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在此之前，他被两度流放，时间长达二十年，其中的艰难困苦，无以言表。在各国纷争的战国时期，“朝秦暮楚”、“楚材晋用”成为士大夫们和各国的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以屈原之才，他受到的将不止一个国家的欢迎，他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在漫漫流放路上，他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最终以死殉国。这种为了国家而苦难地支撑着生命、又义无反顾选择死亡的品格，可与日月争光，可与泰山比重。
司马迁在给好友任安的信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是司马迁经历李陵之祸后对生命全新的认识，对生和死的最透彻的领会。因为他并不怕死，他可以为李陵去死，可是他的心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他要完成《史记》。于是这个堂堂七尺男儿，选择了接受宫刑，选择了这种屈辱的活，只有活下来，才能完成这个宏伟的著作。这种生命的本质，难道不能与泰山一比轻重吗？
人固有一死，但死的境界各有不同，为远大理想、为民族大义、为高尚人格、为真理大义．．．．．．死得其所。作为生命的个体，生的意义也各不相同，是苟且偷生，还是为理想信念而生，其价值各有不同。
司马迁从自身的经历中提炼出了全新的生死观，他也用实际行动，活出了生命的意义。无数的先人，用他们高尚的人格、坚韧的品质，在生死的诀择中，生得灿烂，死得辉煌，照亮着历史长河，照亮着我们的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