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指出光学八条定律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这些都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甘德著有《天文星占》，石申著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太白（金星）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19年，木星为12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他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统一天下的不同道路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各学派的人物或著书立说，或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曾邦哲《结构论》提出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
儒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由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孟子加以发展。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儒家认为“仁”是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分，“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孔子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呼吁恢复“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分，社会便能安定。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认为“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民生困苦，道家认为，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恢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状态。道家还认为，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墨家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
墨家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经济上主张强本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由于墨家从创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会中底层的学者，所以墨家更能体会到战乱时期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相对于儒家的过分讲求“礼”，墨家更注重刻苦、节俭的生活习惯，而且不吝于做低层的劳动工作，被儒生辱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场上的对立，和思想上比“仁爱”更难遵从的“兼爱”，使得墨家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日后发展不大。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集法家大成，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子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指的是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诸子其实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三家学派。
真理，也许不止一个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独尊法家，但是，仅仅十五年的时间，秦朝覆灭。秦朝的灭亡也代表法家的失败。后人评论说，法家学说是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实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
到了汉武帝时候，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让儒家弟子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董仲舒代表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此后，儒术独尊，儒生治国，成为历代基本国策。
到宋朝时，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儒家思想几经改造，到这时已经吸收了先秦其他诸多学派的思想。而为了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王守仁心学也发展起来，至此，儒家思想经过几次大的“手术”之后，依然稳固地站在统治阶级的纲领中。从西汉到清朝灭亡的这两千年里，几乎没有哪家的思想能够动摇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甚至连征服汉族并且对汉人实施统治的清朝也在其统治中极度尊崇儒家思想。
而两千五百年之后的我们，一谈及国学，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一说封建思想，那也是非儒家莫属。真的，就是这样吗？可叹历史不会重来，无法证实究竟谁才是真理。我们只能说，历史给了儒家长久发展的机会而已。
曾经红极一时的法家思想，虽然在大秦朝时惨败，但是，如果在其他的历史条件下，法家不也是成功的吗？比如说，战国时代的秦国。秦孝公时，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国力猛增，不仅在军事上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昌盛之师，在国内经济实力上也可以与齐国等基础底子优越的国家相提并论。秦灭亡的原因不仅仅是法家的过错，而是时代变迁给统治者的一道难题。
再看秦朝之后的各朝各代，法家的思想都是蕴涵哲理的。中华两千年的政治表现都可以看到法家所表现的重要作用，其中最为显然的就是吏治。中华所谓的法治其实是强意志理论，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着重于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从而助长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薄弱，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古代人民有被压迫的意识，使得中国的国民性极其的淡漠，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所刻意打造的。尽管我们在现代听不到法家的呼声，看不见法家的大旗，但它不过是隐身于儒家之中而已。
墨家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多大的发扬，但是这个学派的主张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兼爱，完全的博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而言，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尚同，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非命，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节用，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节葬，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这些对于社会浮躁思想盛行的今天，依然有着很明确的指导意义。
此外，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使当时诸子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在汉初时还存在，但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融入道家思想，独立的阴阳学派就不存在了。但是，阴阳学说影响深远，据说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便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的。大名鼎鼎的兵家，其思想不仅是单纯的论兵攻略和军事思想，还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我们知道，染布的过程，就是把纯色的布放进不同的染缸里，布就会有不同的颜色。放进绿色的染料里，就是绿色，放进红色染料里，就是红色。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就如同这些布，把它放进固定的染料桶里，就变成固定的那种颜色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布，已经不是原来的布，而是经过各个时代的文人染过的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