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反应、劳累和疾病、缺粮和饥馑,像阴云一样,始终笼罩着,挥之不去。即使年轻强壮的体质,也扛不住断粮之苦和极度劳累。思乡,想家,移民们人心开始浮动。这三批移民,都有淅川县级干部领队。为了求得口粮和生活生产必需品,干部们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找当地政府反映实情要粮。当地政府也有难处,拿不出粮食,都已经按规定给了,你怎么能多要?双方争执起来。为移民奔走呼吁的干部,在假话盛行的年代,很容易受到打击。原任淅川县委委员、县检察院检察长、支边移民团“政委”的王海申,原淅川县城关乡党委副书记、一营营长侯富润,因此立即受到政治处分--这起错案,直到1965年才给予平反摘帽。少了当家人的河南移民们,人心更加不稳。
青海省有关方面认为,移民思乡和队伍不稳的原因,是他们的家庭、亲属不曾迁来。
1960年2月,青海省组织“慰问团”到淅川。慰问团还有另一个任务,即继续动员支边青年家属到青海,这次共动员了4709户、14334人去青海安家落户。他们认为,家整个搬来后,移民们就能安心扎根了。至此,淅川水库移民支边青海的总数达到了2.2万多人。这一批移民中有不少老人、妇女和孩子。
秋季,边地风起,百草枯黄,霜冻来得早。
在青海种粮,不了解当地气候环境,可能只差几天就没有收成。粮食减产,有的地方种下后颗粒无收。
连绵淫雨过后,朔风一阵紧似一阵,严寒的冬天就要来临了。恐慌很快火一样蔓延开来。
浮肿,发烧,不断有倒下不起的。移民中“正常死亡”--主要是染病和饿死的人数增多。支边人员开始背上行李出走逃亡,人数不断增多,干部拦都拦不住。成群结队,举家讨饭也要回到河南。雁行过处,青海淅川移民安置地出现了十室九空的情况。
据《1965年青海省对淅川县支边人员抚恤补助表》不完全统计,死亡、下落不明、致残人数达654人,其中在青海死亡的达到386人,下落不明的达98人。
但实际上,死亡等远不止此数,因为统计人数中不包括支边青年的家属。《抚恤补助表》记载:死亡支边青年,抚恤标准每人为167元,致残补偿标准每人10余元--这就是一个年轻的鲜活生命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从格尔木采访返回西宁途中,进入昆仑山,采访地质队,夜宿都兰县。由于海拔高,有些缺氧,在县城行走,呼吸粗急。在小招待所昏黄的灯光下,我写了篇记述女地质勘察队员的通讯--《昆仑山拒绝眼泪》。女地质队员只有数名,而几十年前的河南水库移民有上万,且有好多人长眠于此,他们的眼泪呢?用不着触景生情的联想。也许,我们都曾经错过,长眠在这里的永远年轻的生命。在雄浑大山深浓的背影里,在伟大时代的蓝色背影里,能活下去,活着,是多么好啊。
其实不仅是丹江口水库,开大规模水库移民支边先河的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当年三门峡也有数十万人迁往宁夏等地。这些移民与丹江口水库移民相似,支边后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多数又返回到水库周边地区,无家无土,守望黄河。这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移民返迁问题。
水来了,水来了
丹江口工程的综合效益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防洪。
淅川在历史上很少有洪水发生,原淅川老县城依水而建,有航运商旅之便,河两边也多是肥沃的水浇地--否则,丹江小盆地缘何能成为楚文化的发祥之地?
对丹江两岸的百姓来说,灾难不是丹江的洪水,而是水库长期无规律的漫水和蓄水。
1960年,丹江口水库动工两年以后,汉江与丹江受到施工影响,水流不畅。9月里,当地并无暴雨,上游也未发洪水。静静的丹江在不动声色中,水位突然暴涨,地里的庄稼来不及收割,水就哗哗地漫上来了,撵着人跑,成熟的庄稼一两天就完全浸泡在水里了,只露出了尖梢。水来了,水来了,水漫进了村子--这是从未见过的大水,人逃出去了,可房屋经不起浸泡,纷纷垮塌。
这次,李官桥、三官殿、下寺等52个村庄,2237户农民受灾。淹没秋粮3.1万亩,房屋倒塌4.050间,损失农具、衣被等5万余件,粮棉等物资10多万公斤。在那个年代里,即使是人祸,也没地方可说,对灾民来说,只有“抗灾自救”。那个寒冷的冬天,窝棚的檐下挂着条条冰凌,树皮野菜煮着纽扣般大小的洋芋。我不知道数千拖家带口的灾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但这仅仅是磨难的开始。从此,丹江口库区进入了十年九灾不断洗劫的轮回之中。
1961年,丹江口大坝围堰壅水。决定库区海拔124米线以下的居民动迁--这批移民被称为老移民,共涉及4个公社,100多个村子,计26 725人。
决定来得很突然。对这批移民,水利和施工部门未作任何安排。
淅川县政府与邓县政府商量,把其中4000多人迁往邓县的孟楼、彭桥两地插队安置。其余2万多人均限期轰出家门,投亲靠友,自己找落脚的地方。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次对农民彻底的“剥夺与窃掠”。
望不断上涨的水啊,望不到边的愁!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有的农民亲戚全在水库区村里,哪有可以投靠的地方?还来不及搬迁,地就淹了,水就进村了,漫进院子了,房屋被淹。为什么不能说,“以水赶人”,“库水猛于虎”?农民拖家带口,挑着锅、背着粮,赶着猪娃,只好先到地势高一点的坡地上,搭起个棚子。接着,便是绵绵不断的秋雨。地没了,家没了,粮也没了。忘情水,忘情水……
1962年,丹江口水库大坝因工程质量问题暂停。
水库修了一半,停了,不少库区边上灾民看看没动静。那么好的地不能撂荒,就返回原来的村镇。此时,已经一贫如洗,到处断墙残壁。他们在老宅院子里清理,搭起炉灶,支起棚子栖身,回到自家原先的田地上耕作。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官方阻拦,没有安民告示--这也是灾民的生产自救啊。
谁知刚刚安稳了一年。1963年5月,大雨倾盆。库区水位暴涨,返回库区的农民,又再次被淹,大家又赶忙逃了出来。
1963年12月,丹江口工程复工。
此时,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丹江口水库工程规划。按照规划,水库建设以防洪为主,结合发电,即正常水位145米,移民高程147米。
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了。
已经迟到了三年。我尽可能详细地抄录以下这些数据,为了不让世人忘却水库移民所作出的牺牲--
1961年水库移民的补偿,分楼房、瓦房、草房三类。
每一种又有若干档次,其具体标准是:瓦房每间一等125元,二等110元,三等95元;草房每间一等95元,二等85元,三等75元。以后多次进行了登记、调整,到1965年,按当时兑现的发款册,房屋属自己处理的,平均每人增补90~110元,已达到标准者不再解决。房屋归国家处理的平均每人140~155元,已领清者不再解决,不足部分补到规定标准。
“发钱到户,自由选点”,听起来非常民主。这些政策规定也颇有些费解。其实非常简单,如果农民把房屋的瓦片、木料拆下扛走的,一间屋只有100多元钱补偿,拆不走的多30~40元钱。后来,每间屋又增加了100多元钱。过去是见穷怕,现在是见水怕。大路已经断绝,熟悉的风景不再依旧。几经折腾,失地丧家的老移民,吃饭都成了问题,日子过得凄惶,盖得起房屋的很少。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特急电令
出动军队安置水库移民,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即使不是,也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吧!
动用军队,有更“战略”层面上的意味。20世纪60~70年代,与苏联关系紧张,特别是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后。位于东北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不安全,国家决定在鄂西的大山中建立第二汽车制造厂。丹江口电站关系到十堰二汽建设和电力供应。那是战备的需要,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尽管后来风云飘散,二汽主要生产基地已经陆续搬出山沟,迁往襄阳和武汉。那是后话。
丹江口水库建成后,受益主要在湖北省。因此,湖北省接收淅川县移民也较多,安置任务重。1965年4月和9月,鄂、豫两省代表分别在武昌和荆州两市,召开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迁往湖北省移民安置联席会议。确定了“河南包迁,湖北包安”的原则精神,即从1966年春至1968年,用三年时间,分别在湖北的荆门、钟祥两县安置。
移民经费标准:荆门人均418元,其中建房费274元,集体生产费30元,搬运费66.65元,个人损失补助20元,行政管理费7.81元,预备费19.92元--即真正用于移民安置的只有300来元。钟祥人均423.08元,也包括建房、搬运、行政管理等费用,个人损失补助也只有20元。当时会上就有人提出,荆门多种水稻,移民们自带的农具可能不适应。此外,还要修一些小型水利项目和一些配套设施,定下来的补助标准偏低,要报水电部确定后执行。
但是,没等到提高标准的下文。
时不等人,只好根据两省商定的标准办,开始移民。荆门为安置移民建房为土坯墙,木料结构瓦顶;钟祥前后墙结构为芦苇夹壁,山墙为砖。与多数移民工程一样,都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漏洞,有的人总是想方设法从移民们身上捞一些好处,偷工减料。钟祥县建房2 460间,上报每间造价409元。湖北省移民指挥部派人对所用物料及工日核算,每间造价仅为271.61元,虚报了138元!
选点时,两个省上来的干部只是走走看看,指指那一些地块,说这一片地是划给移民的,那又是给移民安置用,没有在具体的地块上栽桩标界。协议只是口头上的,没有形成文字。移民送到后,发现与原先说的全然不同。好地变成了差地。
屋漏偏逢连夜雨,因突击建房,质量差、险房多,房屋潮湿。移民到达时,还有相当一部分房屋未建好,移民只得搭起临时窝棚栖身。
远迁湖北的第二批移民到达时,荆门县粮食歉收,第一批移民存在的纠纷又开始不断发生。因此,荆门县拒收丹江口水库移民。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到处造反有理,地方政府瘫痪。移民闹事问题开始凸显。
国务院、中央军委电令武汉军区负责协调两省,尽快解决移民问题,以保证丹江口水利工程的蓄水。于是,武汉军区的孔庆德、韩东山两位副司令员,亲自主持,组成了以武汉军区为主的丹江口水库移民指挥部。军令如山,雷厉风行,调兵派车,用半军事的方式,强行完成了移民的搬迁。
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1967年7月开始拦洪,11月下闸蓄水,1968年10月第一台机组发电。1971年年底,淅川县城全部沉入水底。1973年年底全部建成。当时《人民日报》等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报道,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政策跟不上形势,又是后话。
1972年5月8日。国务院在《关于提高丹江口水利枢纽蓄水位和移民问题》的文件中同意:蓄水位155米,移民水位157米,移民安置分别由湖北、河南两省负责。核定移民经费1 870万元,其中河南省960万元(人均400元),湖北省910万元(人均350元),由各省包干解决。
造成水库移民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指导思想和方针,在于重工轻农,也在于工程建设一方。无视农民权益,不按程序,“先斩后奏”,片面突出夸大工程的某一点作用效益,很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规划与立项中都存在这一现象。也可以说,中国的当代工业化是在前无古人,毫无准备,“超英赶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起步的。
服从大局,舍小家顾大家,先生产后生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规划设计与建设、移民同步进行。
尽管国务院尚未正式批复,为了“提高丹江口水库防洪能力和适应工业用电的需要”,从1969年起,有关部门已经计划把蓄水水位从147米提高到157米,并开始移民。别小看小小的10米高差,可淹没的良田,要增加数万亩。
1971年,移民规划尚未落实,水库就开始提高蓄水水位了,丹江口水库水位上升到了152米,4.2万居民仓促迁出。这批移民大多数是按原大队建制就地后靠的。这就不能不留下许多问题,成为水电工程永久的伤痛。
丹江口电站开始发电了。
湖面上波光如镜。许多领导视察丹江口工程时,都要登乘游艇,山色湖光,落霞归鸟,景致美呀!
移民们则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声音--现在,一些地方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群体性事件,移民为补偿问题上访不断。多数行为都是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以历史的眼光看,也是一种进步。
后靠:生存与生活空间的无情压缩
1969年春,淅川县152~157米高程内的24000多人开始了搬迁。当时经历了青海支边大返回浪潮,又有外迁湖北两地的重重阻力和困难后,认为“远迁不如近迁,近迁不如就地后靠自安”。因此这些移民,都在县内,基本上是后靠安置。
实际上就地后靠的不止这两三万人。有些库区农民已经在10年间第二次、第三次搬迁了,也有的是从青海省九死一生逃回到老家的。他们像沙子一样,被密密地挤压在水库的周边地区。家越搬东西越少,也越来越穷。此后几十年,许多移民生活陷于无望和无助之中。
走遍各条河流,水库淹没区都是当地最好的土地。
原先河谷平原和川道,城镇密集,道路纵横,交通便利。水库建成后,库区周边村镇被水面阻隔,有的道路不通,有的出门见水,成了闭塞不便的地方,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一些村子虽然不在淹没区,但耕地减少了一半。加上就地后靠的,村子里的人口增加了,土地减少了。到镇上和新县城需要摆渡,或者多绕道几十里,生产生活环境严重恶化。移民有补偿,被后靠移民挤占了土地的要不要补偿?
丹江口水库建成已经几十年了,可淅川县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个贫困县中,生活最贫困的,仍然是水库周边的移民。在丹江口水库建成10多年后,由“长办规划处”组织编写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遗留问题调查报告》指出:库区移民原来都在丹(江)淅(川)平原,土地肥沃,生产条件较好。移迁前,人均口粮、现金收入都大大高于全县平均水平,而现在均减少了一半多,其中60%以上移民处于贫困和极端贫困状态,难以维持温饱。
2005年冬天,我来到老城镇附近的一个村子。
老城,顾名思义,就是原来老县城的一部分。丹江边的老县城已经完全没入了水底,但一部分就近后靠的居民在一块地势稍高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镇子,沿用了县城的旧名。
许多移民的贫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