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所谓正法（正信、正知、正见之佛法），举凡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四念处、五停心观、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皆属之。万法回归自性，名为正法。若离体说法，即名相说。离现前一念清净本性，即是外道。《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盖五蕴本空，若以见闻觉知求法，乃是求见闻觉知而非求法。唯有放下妄想，不被相黏住（盖相乃因缘聚合，当体即空。），方可入万人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究竟而言，本来无一物也。’
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如盲龟值浮木。听闻无上大法，自当信受奉行。是以成就佛道之七圣财，以‘信财’为首；净土三资粮，亦以‘信’为先决条件，可知‘信’乃生死长夜之明灯，当以法为船筏，心领神会，信解行证，直达涅盘（于生死当下见涅盘）。然值此末法之世，邪说横流，异端并起，谈玄说怪，不一而足。欲修道者，当以三法印、一实相印，为界定正法之准绳，审慎拣择。
倘能掌握佛陀教法之真正精神——三法印、一实相印，即得正法之精髓。
三法印系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印者，认可、验证之意。藉此三者根本教理，得以判别印证法之正邪，故称‘三法印’，其内容梗概，开演如下：
诸行无常：意指世间一切事物，皆在刹那间迁流变异，无一常住不变。有为诸法概皆无常，众生执以为实，认假作真，而起诸妄想，或求长生不老，或徒务粉饰色身，不识‘亘古不变’，仍不免‘刹那生变’，无常者，乃是世间之自然法则，此方是‘真常’。了悟变化无常乃是生命的特征，于一切境，随遇而安，在悲智双运中，得见生命之究竟义。想得到幸福，就要从真理下手。真理要从心下手，心要从悟下手。悟就要从观照无常下手。能观照就有大慈悲心，因为能观照无常，就没有得失的观念。一旦失去什么，就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你知道——这就是无常。
诸法无我：意指世间诸法，无论有为、无为，皆是缘起幻有，并无恒常不变、独立存在之实体或主宰。世尊殷勤嘱咐：应于二六时中观照‘无我、无我所’。此色身乃四大假合之幻躯，凡我之物皆是为我所用，非我所有。若真有我，何以我之心绪、生死皆非己能掌控？足见‘我’无从主宰‘我所有’，有‘我’即生对立，而我执则为一切众生之通病，唯有放下我执，方可觅得真我。唯有了知无我，始能与世界和平共处。
涅盘寂静：此系佛教之中心思想，意指不生不灭，身心俱寂之解脱境界。若离开涅盘思想，佛教就形同生灭的世间法，只能称之为劝善，不能体会因性本空，果性本空之非因非果甚深奥义。未入正信者，每以涅盘为死亡，此乃严重之误解。倘如其所言，则死亡又为另一生命之开端，岂非生死未了？众生长劫轮回之苦，乃受业力所牵，作不得主。唯有佛陀为究竟涅盘，以其死即不复再生，不生则不灭，盖已打破无始无明，彻见本来面目，此乃称为佛教最可贵之处。
凡人皆贪生畏死，因世间他事，皆有解决之道，唯独死亡，无可商量。圣者超脱物外，于现实生活中，即是不生不灭之涅盘妙心，所谓：’不染六尘名护法；不生妄想名涅盘。‘心外见法，名为外道；若悟自心，即是涅盘。生死与涅盘本无距离，只在当下一念间。若体悟本性，生死、涅盘皆不可得。吾人但不造生死业，即得大涅盘；若求大涅盘，即造生死业。
一实相印者，指真实无二，离诸虚妄之大乘义理。即吾人所谓真如、法性。倘能在缘起法中，远离种种知见，内外俱空，活生生的现象界，便是寂灭之清净心。了悟万法如梦幻泡影，即见本体空性。虽处处如幻，亦处处实相。只须幻相看得开，实相自显现。
三藏十二部，浩如烟海；八万四千门，多似恒沙。欲以有限生命，开启永恒慧命，当以法四依为根据，藉此入道。
依法不依人：正法有二，一为世俗正法，系指文字三藏，事相上的大藏经，一为胜义正法，指证得无漏（真空无生）之理。行者应以教法、真理为凭，不可盲目信赖缘起幻有之臭皮囊。盖法可脱在缠诸苦，指引菩提之道。人则难免主观我见，若不契佛说，则当舍离。
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三藏中有了义经与不了义经，前者指中道实相之谛理，后者乃为弘法而权巧之方便宣说。两者权冲，自当依了义经方能究竟解脱。
依义不依语：语言文字为传达义理之工具，其作用在诠释真理，然究非真理。切不可舍本逐末，率尔依循表相文字，断章取义，而轻忽其中所欲传达之内在意涵。
依智不依识：智者，非世智辩聪，而是真实圆满之般若智慧。识者，乃迷惑妄心攀缘尘境所生之虚幻认知及觉受。行者当以般若为依凭，不应以人间情识为指归，方可得证究竟涅盘。
佛子当信解正法，更当护持正法。就事相而言，要竭尽所能护持三宝，就理体而言，尤应护持当下之起心动念。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历史最悠久的宗教之一。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鸿儒也都加入这个行列，终于使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它的信仰深入民间，‘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正是忠实的写照；而佛教的哲理部份则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文化的内容极其广泛，项目极其繁多，凡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一切总成绩，都可以叫文化。因此，这里我仅想举出文化中的‘文学’一项，用梁启超、胡适等先辈们的话来说明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与贡献。
一、梁启超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学有五大影响：
（一）国语实质的扩大：因佛典的翻译，我国词汇即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
（二）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佛典的科判疏钞之学，为有组织的解剖性文体首次在中国的出现。而禅宗的语录，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革命。
（三）文学情趣的发展：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孔雀东南飞、水兰辞等长篇叙事诗的产生，大概就是受东晋昙无谶所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影响。又大乘经典，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绎极微妙之教理，增进了中国人的想像力，革新了中国人的诠写法，宋元以后章回小说受其影响不少。
（四）歌舞剧的传入：我国最初的歌舞剧——拨头（亦名钵头），据近人考证，就是从南天竺附近的拔豆国传来的。
（五）字母的仿造：随着佛教的输入，梵文也跟着进来，我国高僧仿照梵文字母来应用汉字切音，因此有唐代守温’见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的制作。
二、胡适则认为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有三大影响：
（一）佛教的译经诸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形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二）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对于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国浪漫主义的作品，像《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下的产物。
（三）印度文学很注重形式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须赖经’一类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等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这些佛经的输入，对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又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学体裁产生影响。
仅就‘文学’一项而言，已经够我们大书特书了。我之所以不怕长篇累牍地来引述它，就是希望我们提高警觉，同时对佛教给以更多的关切与注目。佛教绝不是一般等闲的宗教，无论就人生的任何角度来看，佛教都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它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十大宗派八大宗派系指大乘的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及净土宗，若加上小乘的俱舍，成实二宗，是一般盛行的十大宗派。佛教初来中国，并无宗派之分，后因佛典翻译昌盛，思想体系与义理各有独到之处，复以师承各有法脉，所着重之经论互异，遂依其特色分类判摄，而于隋唐时期各擅道场，大放异彩。实则八大宗派之共同精神，可以[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来概括统摄。所谓：“佛一圆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只要契理契机，法法皆通涅盘城。祖师大德苦心判摄，乃为方便众生明了佛法奥义。无论哪个宗派，皆有其难能可贵之处，应平等视之。但弘扬正法，仍需因缘具足，切勿非人是己，致失佛法本旨，所谓“诤与道相违，不可不慎”。修习者亦当随机拣择。盖佛法固有深浅偏圆之别，并无好坏是非之分，彼此尊重，尽份发展，更能促进正法的兴盛。佛法本一味，原无大小乘之分。但因应不同根器，对厌离世间之苦，只求自了者，说解脱生死之小乘法。对悲愿深重，欲自觉觉他者，说大乘法。此乃因材施教，也是佛教能延续至今的原因。大小乘之争历千年而未休，大乘轻视小乘，斥为焦芽败种。小乘则谓大乘非佛说。小乘严格持戒，以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微密观照为修行方式，其精神值得敬佩。然而，大乘也绝对是佛说。《圆觉经》、《楞伽经》的内容，与祖师证悟的境界毫无乖异，即可得知。否则《净土圣贤录》记载之往生事迹，与禅宗祖师的成就，又当如何解释？大小乘思想上的分水岭，在于：小乘认同四大为实，但以析空观破此执着；大乘则认为，四大乃是心的影像，是清净自性所影现的假相，无实体可得。小乘的观空，却非易事。欲达到大乘的圆满大寂灭处更难。两者并无对错，只是思想不同，唯有互相尊重。只要契机，便能受益。切不可忘记，佛教是一体的，总之，佛弟子当以开阔的胸襟，容纳异己的存在，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才能摈弃山头主义、门户之见。因为重点不在护持[某人]，而在护持[整体佛教]，护持【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