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179～104），广川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儒学家。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为今文经大师，与古文孔安国齐名，曾指导司马迁经学之说。
董仲舒并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汉武帝时期曾任江胶西王刘端国相，之后辞职居家著书，其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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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一举成名的文人不乏其数，但像这样一个寂寞的文人一举成名、天下皆知，而且还成为上继孔子、下启朱熹的厉害角色，恐怕只有董仲舒一人了。
董仲舒是个出了名的“书呆子”，“书呆子”也能功成名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据说，董仲舒为了专心治学，三年都无暇观赏花园中的景致。他如此用功，实在让人钦佩不已。以至于后来他的这种读书精神形成了个典故：目不窥园。
说董仲舒三年都不曾欣赏花园中的景色，未免有些夸张。如果董仲舒后来没有成名，他的这种读书方法及他本人肯定会被很多人耻笑。好在这个“书呆子”后来被汉武帝发觉，使得他名满于天下。
在汉景帝时，这个董仲舒并不怎么有影响力，他只是皇帝身边没有名气的学术顾问而已。当然，能做皇帝身边学术顾问的人怎么也有几把刷子。估计汉景帝也不是太看中董仲舒，所以董仲舒在汉景帝时期一直没什么作为。这可能也是董仲舒能够静下心来专心苦读，心无旁骛的原因之一。
直到汉景帝死了，汉武帝当了皇帝，董仲舒就彻底出人头地了。前面的章节提到过，汉武帝喜欢搞海选，因为这样可以淘到很多人才。董仲舒就是在这次海选中脱颖而出的。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汉武帝登基后的10月，也就是建元元年，汉武帝新官上任，自然要烧几把火。于是，他要求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直言谏言。这次海选汉武帝淘到两个极品“宝贝”，一个是东方朔，另一个便是董仲舒。东方朔前面已经讲过，现在我们说董仲舒。当时，汉武帝一连问了董仲舒三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可能大家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并不陌生，其实，汉武帝的三次提问，董仲舒的三次回答，便有了《天人三策》的产生。当然，考场上的这个提问与回答的内容只是个概述，完整体系的《天人三策》是需要时间来完善的。《天人三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舒传》之中。
当然，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天人三策》到底有何内容，能让汉武帝一听倾心。其实很好理解，董仲舒的三个核心观点就是讲述天和人的关系。天即上天，再说具体点就是天道。人，就是我们个体。
董仲舒将天与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自然符合古代帝王的统治需要。这才是吸引汉武帝的最大原因。于是，一个书呆子的命运开始了惊天地的大转折。
2．
董仲舒这个“书呆子”并不书呆，他“潜伏”多年，是在精心准备，他的《天人三策》绝不是即时之作，在他的脑子里不知道酝酿了多久，只不过在汉景帝时期，他没有机会展现出来而已。后来，年轻的汉武帝登基了，那时汉武帝才16岁。16岁，多么有冲劲与干劲的年龄啊！而且当时汉武帝能即位是很不容易的，其背景之复杂，难以一言而尽。简言之，汉武帝要精心打造属于他执政的王国，而不是有任何人干涉阻挠的“傀儡王国”。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
于是，董仲舒瞅准机会，开始推销他的“天人三策”。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天人三策》的魔力内容是如何吸引汉武帝的。
第一，新王新政。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人物执政掌舵，就得有新的政策动向。这个新的动向不一定就是积极有用的。比如，一个暴君即位，那他的新动向可能是倒退的。汉武帝就是个新王，就应该有新的政策动向。新政，自然会涉及到一系列改革。有改革才会有创新，有创新社会才会大步向前，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董仲舒在首先肯定了汉武帝这个新王之后，紧接着谈到了“制”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正朔”和“易服色”。
“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春秋繁露·天辨人在》）这就是改正朔。这个“正”就是正月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一年的第一个月是从这个“正”开始的。“朔”的意思是初一，其意是说正月之首，即一月一日。改正朔的意思现在就很明白了，董仲舒就是要求汉武帝改变历法。
易服色同样突出了改变的意思。因为易即改变。易“服”的所指比较宽泛，包括国旗、国徽，车马、祭祀，黄袍、官服等的颜色。这样的外在改变后，新的皇帝掌握下的江山就能呈现不一样的样子。
改正朔和易服色就是要改变汉武帝执政之前的许多代表国家威严的颜色，使得汉武帝执政的朝代相较于其他朝代有明显的特点。说白了，就是给自己打新的招牌。
在这里做一下补充说明，古代的每个朝代都崇尚一些颜色，比如商朝喜欢白色，周朝喜欢赤色。
董仲舒的这个新王新政的建议，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在做表面文章。你改历法，易服色，不就是为了突出汉武帝新政的新气象么。但这是我们今天的理解，放眼到当时，董仲舒的这个观点是很有作用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不妨想想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是怎样坐上龙椅的。早在陈胜吴广起义中，他们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观点当时是相当深入人心的，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平头百姓、下层人士争相呼应了。既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就是在告诉人们，是人都可以为王为相。如此一来，岂不天下大乱，你刘家可当皇帝，那我李家是不是也可以做皇帝呢？于是，董仲舒便想了个法子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顺应天命，君权神授”，极言汉朝夺取秦朝的天下是顺应天命，不是靠什么武力。董仲舒淡化了血腥的战争夺取，将一个朝代的更换说成是顺应天意。然后，又指出不是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必须要有上天的旨意，这就是君权神授。那么，换句话说，汉武帝能执政，是上天授权的，是合法的，不是你们那帮居心叵测的人说的来历不正。
这个董仲舒将一切有利于汉武帝的光环都“合情合理”地给了年轻的汉武帝。你想，汉武帝能不高兴地跳起来么？那肯定是，只不过表现在心里罢了。后来，董仲舒将他的君权神授的观点不断地完善，希望以此来“约束皇帝”，奉劝他们不要胡作非为，要以社稷为重。否则，上天会惩罚他们的。这就是董仲舒的书生意气，他坚定地以为这种理论能够驯化那些昏君。我们此刻想来，不觉好笑，如果能像董仲舒所坚信的那样，那昏君不就绝迹了么，可惜的是，汉代也出了不少昏君（前朝的不必说了），汉代之后的昏君不也多得很么？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董仲舒作为那时的文人，同样有着书生傻气的特质，殊不知一朝一代的更换岂是上天能决定的，岂是他自以为是的理论所能规避的？这也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之后终归没有得到汉武帝重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不管怎么说，董仲舒的新王新政是符合汉武帝所需的，捍卫了西汉存在的合法性，也捍卫了汉武帝龙椅宝座的合法性，所以，汉武帝很是喜欢这个“书呆子”。
第二，大一统。大一统很好理解，就是要高度的统一，没有缺憾的统一。这个观点的提出还真的要感谢汉景帝时期，董仲舒的目不窥园。董仲舒是仔细研究过战国时齐人公羊高的著作《公羊传》的，因为，在《公羊传》里有“大统一”的观点，所以董仲舒说：“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构建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他认为：“谓一元者，大始也。”（《春秋繁露·玉英》）同时，他还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春秋繁露·重政》）
因此，董仲舒希望汉武帝是圣人，能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功业。这其实跟汉武帝的政治抱负是一致的。汉景帝时期，曾发生过“七国之乱”的悲剧，当时，参与叛乱的共有七个诸侯国，发生叛乱是由地方王国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而引起的，还有就是当时的皇后吕后专权等原因。这样的麻烦与悲剧，汉武帝自然是深恶痛绝，他不希望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大一统的思想跟汉武帝的政治抱负可谓是一拍即合。汉武帝是连连叫绝。
第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很好理解。就跟文化专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什么都不要学了，就学儒家的东西，诸如《诗》、《书》、《礼》、《易》、《乐》、《春秋》之类的。这个书呆子，为什么要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呢？他脑袋是不是被门夹了，还是目不窥园留下的后遗症？其实，在秦始皇时期，皇帝就干过更恨的事——焚书坑儒。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就是要实行完全的思想禁锢。不过，秦始皇比较傻帽，他是不准人读书，结果导致人们恨之入骨。董仲舒要灵活一些，他不是不允许读书，民众不是喜欢读书么？好，不反对，但是，想读书得严格按照官方指定的内容去读。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人们的思想“大一统”。还别说，思想统一后，为执政者的统治可是立下汗马功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大一统”这棵超级大树的一个小枝桠。
第四，兴太学，举贤良。这一点，还不错。这个书呆子总算是做了件“好事”。办学校，培养人才，任何时候少什么都不能少人才。如何才能广泛地发掘、培养人才，这是执政者必须解决的大事。董仲舒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将“兴太学，举贤良”纳入国家制度中，这就使得选拔人才制度化，同时又规范化了。如此一来，读书人就有了盼头，学而仕，可以为国家扛大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