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了一阵，大家都以为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时机快成熟了。可是，当时正值1989年6月前后，没人能安下心来做事。此后，全国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报纸刊登文章，把股票市场也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畴。一时间，大家心冷了，不敢再提成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怕被别人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在很多场合，有些曾支持尽快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学者话又反过来，说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如何不成熟。
就在此时，突然传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消息。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副市长黄菊和顾传训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题为“深化改革，发展上海金融事业，把上海金融搞好”的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市长谈到股票市场及证券交易所问题。他说：“这项工作还是要大胆试点，尽管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这两年市财政亏损补贴直线上升，去年增加9个多亿，今年增加13.7亿。企业负担很重，今年承包基数难以完成，明年将更困难。从国家来考虑，再不想点措施，上海如何为国家再多作点贡献？所以金融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上海金融系统的主要干部和上海部、委、办的领导，刘鸿儒也应邀从北京专程赶来参加。那次会议上，根据朱镕基市长的建议，成立了由李祥瑞、龚浩成、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的上海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简称三人小组，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领导工作，下设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随后，在三人小组下面成立了6人组成的筹备办公室，由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牵头，成员有王华庆、金大健等。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理事长李祥瑞生前回忆，那天朱市长在会上就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了具体布置。朱镕基问李祥瑞：“老李，你看怎么样？”时任交通银行行长的李祥瑞老实地回答：“我看还是有点风险的。”朱市长问：“什么风险？”李行长答：“主要是政治风险。”李行长担心，革命40年，最后在这上面跌一跤。朱市长又转过头问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老龚，你看怎么样？”龚行长坦率地说：“我觉得老李说的政治风险不是没有，即使不存在政治风险，上海也要有100到200家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要有50到100只股票上市，才能搞证券交易所。”最后，朱市长对他俩说：“你们不要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朱市长向李祥瑞透露，在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题上，他曾当面向邓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说：“好哇，你们干嘛。”
据李祥瑞回忆，此后朱镕基市长非常关心交易所的筹备工作。三人小组建议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朱镕基批示：“同意。”三人小组提议上海证券交易所1991年第一季度宣布成立，朱镕基则在报告上批示：“这个时间太晚，要在年内成立。”
知情人士称，1989年之后，西方各国对我们一片制裁声，国家的外交、经济都陷入困境。为了打破僵局，表示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变、中国对外开放的门不会关，中央指示上海制订浦东开发战略计划。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可是举足轻重的中心城市，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中央政策向深圳等南方沿海城市倾斜，使上海一下子沦落到二流城市的地位，上海为此憋了好几年的气。现在中央决定也让上海改革开放了，正合上海的意。为此，上海很快拿出了浦东开放的一揽子战略性计划，上报中央批准。在浦东开发战略计划中，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很重要的一环。
据李祥瑞的回忆：“听说上海要办证券交易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长经叔平赶到上海，想让‘联办’与上海联合办交易所。他去找了朱镕基，朱镕基同志说：‘这件事我已经交给了李祥瑞了。’他就来找我，为了能联合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办’和上海联合举行了大型研讨会。过后他们打报告给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批下来的意见还是要上海自己办。”
当时的筹备办公室由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牵头。王定甫比我年长一辈，老银行，做事谨慎。那几年，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是证券业务的主管部门，不少事都要向他们请示汇报和批准。由此，我们有什么事都要设法绕开王处长，通过金管处几位副处长迂回上去。曾听说，北京“联办”要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王定甫处长于1990年3月19日在“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欢迎“联办”一起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工作，后来不见下文。
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只听说王定甫他们在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听说他们去了深圳等地搞调研，拿了不少方案。在那次“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王定甫处长也谈过他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想：“筹建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其机构模式采用会员制，为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它具有提供服务与实施监管的双重职能。管理方式上，在采取证券交易所会员自律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人民银行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自律。上海证券交易所应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以上海为主逐步扩大到全国；二是由小到大逐步实现现代化；三是以国债为主逐步转为国债与企业债、股票并重。”应该说，这个设想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就是不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立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朱镕基提前宣布开业
时间一晃就是几个月。那年6月，朱镕基市长出访美国、新加坡等国，正式宣布了上海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同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一下子成为轰动海内外的大新闻。
消息传到上海，把三人小组急坏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八字没见一撇，怎么可能年内开业？朱镕基在上海当市长时，对干部严厉是出了名的，平常召集上海各行各业负责人开会，每次都有干部挨训，被当场撤职的也有，吓得有的局长开会不敢坐在朱镕基目光能够直视的位置。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三人在上海算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但也敬畏朱镕基市长。
1990年6月，我们得知，由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正处级副处长尉文渊替代王定甫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负责人。现在想来，这应该是三人小组在年内开业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临阵换将的决定。
有媒体把尉文渊、管金生和我称为上海证券市场“三大猛人”。我算不算“猛人”，不敢自夸，但是就我看来，尉文渊是真的“猛”！我目睹了尉文渊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全过程，而我和他真正认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之前，我和尉文渊在金管处见过几回面，他个子高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知道他从国家审计署调到人行，正处级副处长，上海财大毕业，也算是龚浩成行长的门下弟子。
尉文渊接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时，距年底只剩半年时间，可以说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但他还是立下军令状，保证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当时，连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搬个家，新房子装修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一个证券交易所，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不过，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大家的认识，没多长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全部上了轨道。尉文渊的行事风格与王定甫完全不同--王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儿，干到哪儿。尉文渊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规则起草、红马甲培训、组织上市公司和筹建电脑通讯系统几大块，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把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分成了简单明了的若干块，整个筹备工作显得有条不紊。尉文渊把我和管金生、汤仁荣等召集在一起，请大家帮忙，每家都承担一些筹备任务，如起草规章制度和人员培训等等。根据尉文渊的要求，我们几家证券公司还直接派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这些人有些后来就留在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交易所各部门的负责人，如申银证券发行部的负责人强纪英、万国证券的王强等。
尉文渊悟性极强，在接手这项工作之前，我认为他对证券市场了解得并不多。但很快，他就掌握了很多证券方面的知识，商量问题变得非常有主见。记得有一次，我们商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模式，我极力主张学习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保留一部分场内报价、手工促合成交系统，以保持证券交易大厅的热烈气氛，增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可看性。但尉文渊不同意，主张全部用电脑配对成交，此后看来，还真亏得没搞手工促合成交。我国投资者大部分是散户，每笔报价都不大，即使部分靠手工成交，也不是交易厅能承受得了的。
那段时间，尉文渊经常召集我们开会，我记得有一次去晚了，尉文渊、汤仁荣、管金生等几个讨论买电脑设备的事。尉文渊希望我们几家联手购买电脑设备，以便向电脑经销商砍价。交易所看中一套200万元左右的设备，但汤仁荣他们认为那套设备太好了，证券公司现在还用不上。我进去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尉文渊问我，申银证券在电脑设备方面有什么打算？我顺口就答，你们交易所买什么设备，我们就买什么设备，和交易所保持一致。尉文渊一听就对汤仁荣、管金生说，“人家申银都买了，你们还犹豫什么？”当时，我们上海三家证券公司的老总尽管经常坐在一起客客气气商量事情，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竞争呈白热化趋势。汤仁荣和管金生当然不愿看到申银的“武器”比他们先进，几家由此达成共识，由交易所出面，购买四套电脑系统。这也是中国证券业早期电脑化最大的一笔投资，今天，说来可能会有人不信，一个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最初的电脑系统也只花了不到200万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全面铺开后，上海市政府组织我们去香港考察证券市场的情况。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罗时林任团长，成员中有尉文渊、汤仁荣、吴雅伦和我。那时香港和内地的交往很少，我们一帮人中大部分是首次去香港，不少人还是第一回出境。我们在香港待了一周时间，由上海实业（香港）公司负责接待。一周时间内，我们走访了联交所、期交所、证监会和香港的主要证券金融机构。香港方面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团，因为这是内地派出的第一个证券业考察团。当时，香港不少舆论担忧上海发展证券市场会动摇香港的金融地位。我们则是每到一地都重复强调优势互补、上海证券市场还处于实验阶段等等。
那次去香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些香港人不但不会说普通话，连听普通话都难。我们到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与全体董事开会，居然还用上了同声传译系统，我们说一句普通话，那里翻一句广东话，现在想来仍觉得很有意思。
三人领导小组成立后，行里让罗时林行长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具体指挥和协调工作，他当时最担心的是上海股票价格天天涨的问题。在香港考察期间，每到一地，他都要问人家：“你们是证券专家，请教你们一个问题，股票价格如果涨得太快了，有什么办法把它压下来？”在香港联交所，有的理事听了很奇怪，问为什么要把它打压下来，回答说涨得不合理。人家告诉我们，只有人为制定的价格才是不合理的价格，市场通过供求双方形成的价格都是合理的价格，这个回答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罗行长性格开朗，善于言谈，一路上不断向我们介绍养生之道，但不久便查出是胃癌晚期，两年后去世，年仅48岁，令人惋惜。
那次去香港考察，收获颇丰。在香港，我们看到他们庞大的清算交割系统，既浪费人力物力，也没有工作效率，由此坚定了尉文渊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实现无纸化交易的决心。
那次去香港唯一有点不顺的是尉文渊。他去香港之前换了双新皮鞋，皮质太硬，走几天就把脚磨坏了，回到上海一忙没及时医治，右脚肿得像馒头。
1990年11月14日，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复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首次会员大会
1990年11月26日，在上海氯碱总厂投资的华南宾馆内，召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会员大会，说是大会，实际会员并不多，全部会员也只有25家。会员大会的一项议程是选举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理事，我和管金生、汤仁荣都轻松当选。接着召开理事会，按规定要选一个理事长和一个副理事长，理事长市里已指定由交通银行总行行长，上海市政府咨询小组成员李祥瑞担任，因此真正要选的是一个副理事长。因为是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任副理事长，大家都跃跃欲试。事前，有人告诉我，万国证券为了争取这个职位，已做了不少游说工作，摆出了志在必得的姿态。我没太在意此事，更没刻意去做工作，公司内部因此有了怨言，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公司行业地位的大事。
副理事长人选的第一轮选举，我和管金生得票相同，都是6票，第二轮选举中，我得票超过管金生，当选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事后听说老管很是失望了一阵，埋怨是理事会中政府代表搞的鬼。那时，申银证券的广告词是“证券之星，中国申银”，没有万国证券的“万国证券，证券王国”来得响亮和霸气。就我的看法，同行们选我，实际上是对申银证券以及它的前身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实实在在的开创性工作的认可。
尉文渊在这次理事会上被聘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首任总经理。
事后，新华社发出措辞极为谨慎的消息：
响应深化改革的呼声，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成立。这一绝迹40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于12月19日在上海外滩开业后，将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股票在那里上市成交。据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会员入场，第一批会员中包括上海、山东、沈阳、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国性金融机构。
实际上，最初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能吸纳异地会员的。上海用变通的方法，把在上海已设有机构并有一定影响力的证券金融机构吸收为会员。尉文渊感到会员数量还是太少，又把代理证券业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接纳进来，才凑出了25家会员。
会员名单：
1.上海申银证券公司
2.上海万国证券公司
3.上海海通证券公司
4.上海市投资公司
5.上海爱建???融信托投资公司
6.上海财政证券公司
7.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
8.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