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辩证法上的契合相通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在批判继承古希腊朴素辩证法、黑格尔近代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上，首创唯物辩证法；其核心实质是对立统一规律学说，矛盾斗争性与统一性关系的学说；作为新唯物论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也作为现代新型哲学科学。从世界历史高度来看，这大体属于西方辩证法的一条红线、三个阶段、三大高峰。但从人类辩证思维、辩证逻辑发展看，还有与西方辩证法双峰并峙的另一座高峰、另一条发展线索，这就是以中国哲学智慧为代表的东方辩证法。本文认为：公元前1000年前后形成的《周易》是中国古典辩证法最初源头，公元前500年前后形成中国古典辩证法三大支流，道家的阴柔辩证法、儒家的中和辩证法、兵家的阳刚辩证法——宋代张载、明代王夫之等继承了中国古典辩证法传统。中国古典辩证法的核心是变易观、发展观，尤其是阴阳交合、追求和谐、周期循环、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观。
（三）价值观上的契合相通
马克思的新唯物论哲学，自身蕴含着新价值观。它根本超越了西方哲学中以马基雅维利、边沁为代表的单纯功利论价值观，以康德为代表的单纯道义论价值观，开创了义利统一的现代新型价值观。中国古典哲学中价值观主流，也是义利统一的价值观：黄帝强调的是“正德、利用、原生”三事统一；孔子强调的是以义为主、义利统一；墨子强调的是以利为主、义利统一；只有从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到宋代朱熹理学，才逐渐偏向只讲道义、排斥功利的极端主张；叶适、陈亮则主张恢复义利统一价值观等。
（四）哲学观上的契合相通
马克思开创的新唯物论，也包含新哲学观，核心是强调“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古典哲学的哲学观，强调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学，生生不息、发展变化的宇宙人生大道。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载讲“为天地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哲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有契和相通之处的。
（五）和谐观上的契和相通
马克思新唯物论，在文化精神、社会理想上，强调人类解放与自由个性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社会关系上的和谐统一。中国古典哲学、古典辩证法，也内在地蕴含着和谐观，强调多元文化的和而不同，不同群体的和谐共处，天人和谐有机整体。最高的社会理想、终极关怀是，万世太平，天下大同。这里没有马克思式的科学论证、哲学论证，但内在精神却有某种契合相通之处。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成为现实
第一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分析相结合。重点分析中国经济基础，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特殊矛盾、主要矛盾，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国情论”。
第二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分析中国经济政治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实践运动的纲领目标，指出实现目标的道路途径，解决实践运动中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也可以叫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论”。
第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比较研究它和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科学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历史论”。
第四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对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理论思维高度的科学回答，解决传统性与现代性、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难题，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论”。
第五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明、中国国家的起源发展相结合。揭示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六大原创文明之一的起源发展道路，揭示中国国家作为世界历史上六大原创国家之一的起源发展道路，揭示中华文明、中国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历史地位与民族特点，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华文明论与中国国家论”。
第六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语言文字、哲学范畴相结合。用汉语汉字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最初一步，我们要进一步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中国话，并善于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道的语言形式、表述风格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高境界是让中国哲学的哲学范畴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语言范畴论”。
第七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民的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相结合。改革开放，现代化经济起飞，意味着中华民族将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里，用近似《封神演义》中的“缩地术”方式，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间的、从近代工业化到现代信息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因而矛盾特别集中、问题特别集中、利益冲突也显得特别集中，怎样保持社会共同理想、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的人类解放自由、个性理想目标与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民族精神有机融合为一炉，形成“民族精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崇高历史使命。
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源头的重新开掘——首先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遇到一个突出矛盾：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生机勃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昌盛，祖国面貌、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发展很快；另一方面，不少人，尤其是广大青年人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教条论”、“死亡论”、“原罪论”等说法，不胫而走，很有市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只讲阶级斗争的一套死教条”；“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就是几个教条吗？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在时间空间中进行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不是马克思主义源头枯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枯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可能性理论空间枯竭了；而是说，在20世纪30—50年代传统计划经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充分暴露了，思想资源枯竭了。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又试图转向西方哲学界，或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他们的思想资源，包括“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有助于打破苏联模式下哲学教科书的垄断地位，却无法真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因此，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工程的一项奠基性任务，就是超越“以苏解马”、“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真正深入开掘马克思本人的深刻思想源头。今天，我们需要在开掘马克思本人思想源头上狠下功夫，从“中国化的马克思学”中开掘新的源头活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发掘中国特色与民族主体性的最深源头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为什么说我们必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了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到文明起源的源头上去。中国国家起源的源头上研究成果表明，不仅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的六大原创文明之一，中国国家是世界上六大原生形态国家之一，而且中国与西亚、中南美洲并称为世界农业三大起源中心，环太平洋的中国大陆和环地中海地带是世界文明起源的东西两大源头。有不少人质疑，中国哲学是否有合法性。我认为，应当质疑的倒是提出这一问题的合法性。问题在于，不能把世界哲学看成只有西方哲学一种类型、单一模式、单线发展，至少应讲东西哲学，两大源头，两大类型，双峰并峙，各有千秋。正如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一样，中国古典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民族理论来源之一，应当从这个高度重新估价中国古典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三）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升华出“中国学”
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时代课题是什么？这就是力争使现代化起飞持续40年的当代中国发展潮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重视的时代发展潮头，为此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就成为统摄全局的两大焦点问题。
科学发展观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发展观、西方新发展观、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发展观精华，三者熔为一炉，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成为统摄中国现代化起飞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和谐社会论则是科学发展中的重要闪光点、聚焦点，集中解决分配不公、生态破坏等突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前的最主要生长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继承与超越中国古代汉学、宋学、近代国学，创造出现代新型的“中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