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办大学，但有谁真正理解了大学？对大学的科学概念本身而言，或许并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探讨。可是对大学的信仰、大学的精神、大学的追求即大学的使命、大学本真的思考是不能停止的，尤其是当代社会的功利诱惑日益增多，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大学，我们是不是已经处在一个大学概念不甚清晰的混沌时代？譬如说，大学究竟应该是神圣的知识殿堂、学府黉宫？还是一个谁都可以推着大板车进去随地叫卖文凭的菜市场、大观园？
大学要走出象牙塔，因为社会需要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唯一理由。从社会需要角度来看，大学经历了从“被动满足社会需要”到“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到“引领推动社会需要”的三个阶段，但这个“社会需要”究竟是一种什么需要？大学从敬畏学问的学府到出售文凭的学店现象出现，这种变化是不是一种社会需要的产物？在一个物欲横流、过于急功近利的社会，要求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回到象牙塔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大学就不再是大学，校将不校，学将不学也！
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和知识为目的的，继而自然就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从道德上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素质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推动力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组织，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社会文明的一面旗帜，是人类社会的科学脊梁、道德良心和文明希望。这似乎夸大了大学的公共影响力，然而大学应当有这样一种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使命高度或使命期望。大学的这一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必须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所在，在这里，大学以理想主义的崇真、向善、求美、务实，教人并引导社会崇真、向善、求美、务实。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并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就是她代表着社会人文精神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大学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使得大学与众不同。这样的大学才能成为学者和学人心之所往、情之所系、梦之所想的“心灵中的圣殿”。
现在有相当一些大学不仅不自觉于高等教育强国的努力，甚至缺乏对国家负责、为国家分忧的意识，导致国家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气来整治大学不断出现的问题。当然这不全是大学的原因，但大学自身的问题确是不少。一些大学放弃了一些本应坚守的使命责任，而做一些不该做也不能做的事情，原因就在于这些大学丧失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对国家负责的使命。比如很多高校把大量圈地修建新校区称之为“抓住了机遇”。什么叫机遇？钻政府部门尚未认识到一项活动其未来的危害性而加以有效控制的空子就是“机遇”？修建新校区以改善大学的办学条件为目的是必要的但也需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征地和铺张浪费，更不能容许贪污腐败，从中谋取私利。
大学的所作所为尤其是重大决策，绝不能急功近利，应当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和利益为依据。大学绝不能因为可以借贷而且这些贷款或许不需要自己还，就借尽可能多的钱去买一双远比自己脚要大的“鞋”。绝不能做“江山留与后人愁”的任何事情，因为大学是最不能仅仅代表自身利益和满足自身需要的，大学是不能犯错误的理性组织，有着较之其他社会组织更多更强烈的国家和社会责任担当，坚持和谋求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并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必须成为大学不能动摇的意识和行动。
大学完整的使命价值，应该体现在注重知识发现和传播的理想与注重国家社会进步和改造的完美结合中，这是大学的办学者、教育者必须持有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现实态度。只有这样的大学才会自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按大学发展的规律办学，按人才成长的规律教学，按科学管理的规律治校。
二要自觉正确处理好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仅解决了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多人才的需求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教育公平的问题。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能以牺牲精英教育为代价。高等教育强国的特征之一，既表现在全民族成员普遍素质的提高，更依赖于精英人才、杰出人才对社会进步的引领和带动，一个没有精英的国家对世界不可能有影响力。所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绝不能以牺牲精英教育为代价去实现大众化教育。就目前情况看，我们已经比较好地解决了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但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杰出人才培养方面，问题却日益严重。
中国和德国都号称制造大国，可是中国制造和德国制造却有很大的区别。导致差距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像德国一样曾经培养了那么多的世界级知识精英，也正是这些知识精英使德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事实上，有哪个国家像德国一样拥有如爱因斯坦、伦琴、普朗克、海森伯格等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据统计，截至于2005年，共有76位德国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65位是在自然科学和生物医学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许多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发明创造都是德国人的贡献。比如：白炽灯泡、自行车、电话、冰箱、奥拓发动机、汽车、阿司匹林、电视、喷气发动机、电脑、扫描仪、液晶显示屏、MP3、空中客车、芯片、燃料电池汽车、双子电梯、磁悬浮列车、膨胀螺丝（阿尔图·费舍尔的发明，他有世界专利大王之称，有5000余项专利）、可以对原子内部一览无余的扫描隧道显微镜等等，这些都是科学技术含量极高的德国制造。而中国制造多属科技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制造，尤其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成果转化的中国制造。
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当前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型大学缺乏向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努力的动力，热衷于低层次的办学甚至热衷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种种办班。而本应以培养实践应用型人才为己任的高校则无视自己的办学历史和条件，不安于本位，好高骛远，如部分高职院校急于升本科，一些充其量三、四流的地方大学把目标锁定为世界知名、国内著名的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研究型大学，有些地方大学把申报博士点、获批博士授权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同层次水平大学的职能、目标的如此错位，如同“教授热衷于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而商人钟情于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最后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都受到伤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理想自然也就会落空。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培养世界精英的大学把本科生教育视为学校的立身之本。加州政府认为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如此成效的最重要原因，很大程度源自于20世纪20—30年代构建的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社区学院三大公立高等教育体系，以及体系内的高等院校安于本位办学所做的贡献。由此得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大学都应坚持自己办学的定位，正确处理好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担负自身的使命和责任。
三要自觉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培养创新人才。这是当前大学面临的很紧迫的事情。不少大学发挥作用不理想，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尤其是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严重。
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说“：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群英汇集的殿堂，天下各处各地的学子到这里来，以寻求天下各种各样的知识。”可是大学有招收越来越多学生的激情，却少有把他们培养成人才的理性和责任。有大学生说，“我背了一麻袋钱上大学，换回一麻袋书，毕业了用这些书还换不回一条麻袋”。如果这样下去，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就会改变。2009年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首度减少，除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减少的原因外，是否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并影响了毕业生的顺利就业也有一定关系？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这是很值得认真反省的。
科学发展观其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大学是最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组织。可是我们总喜欢把外国大学代表团带到新校区去参观，并播放引以为豪的关于理念、制度、办学条件的宣传片。可效果如何呢？人家参观过了只说一句话：中国大学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对人尤其是对学生的关注。
坦白地说，我们与世界著名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差距就在于缺乏以生为本和关心人才成长和成才的办学理念。比如，热衷大众化教育却淡化了培养精英的意识，有扩大招生规模的激情却缺乏人才培养质量的理性，强调系统知识的传授却忽视青年人创新创业包括实践能力的培养，只有一成不变、居高临下的一统性要求却甚少提供学生个性自主发展的空间。我们的教育是教你怎样按别人想的去想，却忽视了教育是叫你按自己想的去想，重视学生培养却甚少重视培养的质量等等，就是这些办学理念的差距可能导致我们输掉大学教育。考察大学教育，我们确实存在由于对学生主体地位、主体要求认识不足而导致对他们过分限制的问题，缺乏从学生身心健康出发为他们创造有利个性发展的选择自由。
在多次赴欧美著名大学访学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有创新潜能的优秀人才一定向往并追求能培养精英型创造性人才的大学。现在的年轻人，如杨振宁、李政道先生当年要到美国去追随大物理学家费米、爱因斯坦一样，纷纷赴美深造，这是“大学的马太效应”和大学的教育规律使然，在开放的世界谁也无法改变。然而，我们不能改变规律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大学，如果不想致力去改变大学人才培养的现状，那么难以留住最有才华和发展潜能的人才的状况仍然难以改变。
四要自觉把更多精力放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责任担当和高质量人才培养上。大学要让大学里的学者和学生安于学问、热爱学问、忠诚学问并献身学问，这既是大学的本分也是大学对国家负责的根本。即便处在社会浮躁的环境中，大学也应当有足够的清醒和理性，知道自己的使命和方向所在，不仅能自觉坚持和守护大学的学术属性和办学原则，而且有意识、有力量、有制度地唤起和保护学者、学生对专业、对学问追求的真正兴趣和热情，使他们不受学问之外种种利益的干扰和驱使，安于在实验室和书房里做“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学问。否则，大学就难以承负民族科学脊梁之重。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如果我们失去了国家科技竞争力，则无法与世界强国竞争；如果我们在科学技术上赶不上科技强国，在经济上就无法与人争胜。由于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科研和创新能力，而大学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既来自学者自身的学术潜力，更来自他们对科学的执著和追求科学的殉道精神，以及大学为此创造的精神、制度和物质环境。为此，大学有必要认真审视自身是否真正建立和改善了尊重知识和人才并有利于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科研积极性、创造性的学术环境，而学者也应当反思是否把心思和精力真正放在科学研究上而非追名逐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