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二〇〇八年初，春节刚过，我就欣喜地收到了钟先生的新著《青灯集》毛边书一部，卷首扉页的左边一侧，有钟先生的亲笔题签：“沈文冲先生酷喜毛边本，特为制作数册，以其一相赠，亦藉此结缘之意也。钟叔河，戊子正月寄于长沙。”并钤阳文篆书体名章一方。《青灯集》二〇〇八年一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列入北京硕良文化公司策划的《学人文丛》中出版，钟先生的《青灯集》是丛书里打头的第一种。钟先生特地关照出版社方面做了少量的毛边本，承他还特别记着我是嗜好毛边书的“毛边党”，新书甫出，就给我寄赠了毛边本，作为晚辈，令我格外感动。《青灯集》为近似于方形的蒙肯纸十六开本，内容扎实、图文并茂之外，装帧也显得新颖别致，版式疏朗悦目，毛边做得很地道、很大气。当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本书的书脊。本书的装订类似于过去的一种简精装本，即书前书后都衬有两页卡纸，串线装订的书脊，涂黑后完全裸露在外，又因为是毛边装帧，书芯的高度明显高于封面，所以裸露部位的书脊很显眼，别有佳趣。书的封面则是如同一般图书的护封一样，只是套住书芯，并不粘贴在书脊上。《学人文丛》中，我还有幸获得过陈子善先生签赠的《这些人，这些事：在文学史视野下》一书的编号毛边本。至于丛书中朱正、张昌华、许渊冲、赵瑞蕻等几位先生的著作，是否也做了毛边本则不得而知了。
钟叔河先生于“新元年秋”寄赠我的题款签名本《偶然集》（二〇〇〇年十月刊行），是特别值得一提的一本书。这是钟先生的一部散文选集，列入湖南文艺出版社《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散文方阵》出版。对此，钟先生似乎不太喜欢，“作者本怯于‘投军’，插在‘方阵’中有点怕跟不上队，于是把留着送人的几本书换成了这个封面”。并且删去了硬加在丛书各册之前的“总序”，钟先生在本书自制封面的后勒口，还附了一份校出书中十七处差错的勘误表，表前有一行表示歉意的文字，道是“本书因作者未能终校，留有下列错误，乞改正并恕罪”。也许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因，一搜孔夫子旧书网，钟先生自制封面的《偶然集》签名钤印本，标出的售价竟已高至整千上万元之巨，看来似乎我还得特别注重保管好此书才是呢！
说到钟叔河先生对于晚辈后生，只要是有思想、爱读书、擅为文的年轻人，他总是乐于提携帮助，与他们交流沟通，从中共同分享生活的乐趣。去年五月，经过前后十多年的积累，我的毛边书文化研究系列第三种著作《中国毛边书史话》一书，列入黄妙轩先生主编的《纸阅读文库》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在书前的九篇序言中，第三篇就辑录了钟叔河先生因我索序而作的诗《文冲君书成志喜》作为代序：“沈郎书史话毛边，一卷琳琅满目鲜。应是南通风土好，江河洗笔写新篇。”全诗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欣喜与奖掖、鼓励的情怀。我在收到《中国毛边书史话》样书后，就赶紧寄了一部毛边本给钟先生。新书寄出后不到十天，我就接到了钟先生寄下的一个快件，打开一看，令我分外感动，分外惊喜！钟先生不仅又一次宠赐我一部印制精美的彩印布面精装毛边本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而且在所赠毛边书卷首扉页的空白页上，又新写了一首诗《得〈中国毛边书史话〉新书有感》：“老子并非毛一党，毛边一党也堪夸。用心读去何须快？信手裁来亦自佳。素面朝天存故我，红毡铺地且由他！沈君此卷书成后，满目荒芜一树花。”诗后有注：“红毡句，指如今图书评奖甚多，评出者多垃圾也。”
钟先生寄书的快件中，还附有一封给我的短笺，其中写道：“第二次寄下两本大作，亦已收到，甚感盛意，兹以拙编一册相报（毛边本是责编做主做的，送了我几本，只剩二本了），寄上请收。小诗系偶然游戏之作，写后又改了两个字，草率乞恕罪！”我想，一本毛边书上有题诗，又有相关的手札，这样的毛边书，抑或尚不多见吧！
（二〇一四年第二期《温州读书报》）
“我就是个手工匠”
谢晨星
“小时候我只想做手艺人，没想过会以文字为生。”八十三岁的钟叔河回忆道。差点成为机械制图工程师的他，如今是出版界的泰斗：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大型丛书之一，是一代学人和作家的必备书籍；他编辑的周作人作品系列和曾国藩作品系列，在出版圈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写的散文、杂文，也颇受普通读者的喜爱。谈到这些成绩，钟老十分淡然。接受采访后一再交代，“你们照实写，不要吹捧我。”
二〇一四年新春前夕，在作家、策划人梁由之的引荐下，《深圳商报》记者与梁由之一同拜访来深圳过年的钟叔河。
“老宅男”的高铁初体验
此次来深，钟叔河跟着小女儿女婿住在宝安区大外孙女的家里。午饭后，钟老小憩了一会儿，我们如约来到家里开始访问。同行的梁由之正在写《钟叔河传》，二人的对话轻松自然，而话题竟然是从此行的交通工具——高铁开始的。据梁由之介绍，因为要给钟老写传，原拟于春节后第三次亲赴长沙补充细节。有一天突然接到钟老要来深圳的消息，老人在电话里像个孩子：“你不是要来长沙吗？现在我送上门啦。”
至于怎么送上门，钟老选择了念兹在兹的高铁。梁由之说：“一年间去看了钟老两次，他都念叨着‘高铁是个新玩意，有机会体验体验’，此次深圳之行终于得偿所愿。”在梁由之眼里，钟叔河十分关注新生事物和生活细节，但同时，又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宅男”：“他几个月都难得下一次楼，以前还个把月下楼理次发，现在都是请小女婿到家里来代劳。他每天都坐在客厅兼工作室斜角的一把椅子上，打理文稿或杂务。我笑他‘要么是坐在椅子上，要么就是在走向椅子的路上。’”
虽然很少下楼、出门，但钟老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宅男”。“他每天依旧看书读报，对外界信息的掌握非常及时，社会各界的动态，以至哪里修路建桥，他都知道。”梁由之说。钟叔河也告诉记者：“相比我生活的时代，现在的技术生活和文明发展变化很大，是要都了解了解的。”但令钟老遗憾的是，他的夫人朱纯还没来得及教会他使用电脑就于二〇〇七年去世了。
账本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钟叔河曾两次中风，幸好救治及时，并未落下后遗症。访谈时，钟老还耐心给我们讲解中风的治疗过程，并一再强调中风同老年痴呆的不同。回忆起一九三八年第一次坐火车的情形，钟老的记忆力毫不含糊，乃至之后谈到的人、书、事，几十年过去了，时间地点经过依然特别清晰，让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十分汗颜。
从那些年代走过来的钟老，还养成记账本的习惯。梁由之告诉记者：“钟老是极精细的人，他的账本都有很详细的记录，包括赠书，谁送给他的，他送给别人的，都有记录。还有《周作人散文全集》《走向世界丛书》得了多少稿费，都有记录。我曾经翻过钟老的小本子，有些账目精确到小数点后的两位数。”钟老补充说：“我的账都记得特别细，哪一年收了多少稿费，我连单据都留着，没有来历不明的，谁要查我都不怕。虽然我没有当过官，但是这些单据是能讲清楚这些事情的。”
这一习惯，也许与钟老人生中的几次起伏有关。一九四九年八月，他被“《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录取，随后成为该报的编辑，直至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一九五八年被“双开”之后，他曾在长沙以拉板车为生。一九七○年他再次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入狱近十年。平反出狱后，即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一九八四年调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一九八八年调至湖南新闻出版局直到离休。
谈起入狱的十年，钟叔河依然“愤青”十足。平反出狱后，他不愿意回原单位，想去机械工业厅。他学过绘图，被开除公职后做过机械制图的工作，并自学大学课程。他希望完全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做一名机械制图工程师。后来朱正推荐钟叔河去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当时一位领导给了他这样的评价：“能干是没问题，但是不好驾驭。”对此，钟老依然耿耿于怀：“我又不是马，不是畜生，我是当编辑，不是拉车的，为什么要说不好驾驭。”他坦言自己在人际关系上不够圆滑，太过生硬，但仍坚持认为“不比我能干的就是不应该管我”。
《走向世界丛书》诞生于牢狱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钟叔河主持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甫一亮相，就在文史界引起极大反响，好评如潮。丛书广搜了清末以来前人的出国记述，包括游记、日记、考察报告等，通过游历之人的独特视角，把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作了一番纵横观察，展示了近代中国人士考察西方的历史。作为观察西方、理解西方、阅读西方的途径，闭关锁国三十多年的中国知识界在前人的笔下看到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激起了共鸣。
钟叔河告诉记者，《走向世界丛书》并非横空出世，早在牢狱中，他就多次同难友朱正、俞润泉等讨论这个话题。“中国脱离了人类进步的正常道路，我们脱离了世界进步的正轨，如果中国能够打破这种禁锢的政策，走向全球文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他没想到，这套丛书会有如此大的反响，常销不衰。
除了学识，钟老的勇气和智慧也堪称卓越。《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周作人文类编》《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等书，当年能做出来，叫好又叫座，是非常不容易的。细细算来，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钟叔河在出版一线的工作时间只有这短短的十年，而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手工匠”。
对话钟叔河
与深圳颇有渊源
“文化广场”：您不是第一次来深圳吧？
钟叔河：这应该是第三次住在深圳，我大女儿在美国，二〇〇三年、二〇〇四年我去探亲，到广州签证，到了广州姜威把我接到深圳，那时候姜威在《深圳晚报》社，就住在报社的宾馆迎宾楼里，因为姜威也很忙，就记得晚上不停地吃饭，他从老家来的一个姐姐负责陪我和我的老伴。之后大概二〇〇七年，我最大的外孙女来到深圳工作，买了房子定居下来后我来过一次，住在她家里。这次是第三次住在深圳。
“文化广场”：您退休后的十几年好像退出了大家的视线，那时候在做什么事？
钟叔河：我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就离开岳麓书社了，离开岳麓书社到了湖南新闻出版局，我是算离休了，就是离职休养，离休也是六十岁，但因为我是一九八二年前评的“正高”，所以搞到六十五岁。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有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你知道中华书局出的那本《走向世界》，后来又有一套《走向世界丛书》的叙论集《从东方到西方》，拨了十万元的基金，当时规定项目没有完成也可以延迟退休，这也算是照顾我。所以实际上我是到一九九六年六十五岁时才退休。但我离开岳麓书社以后就没有在第一线工作，不发稿不审稿不做总编辑工作，而且到了局里以后也没有分配我什么具体工作，就相当于退了。
我自己所有的书几乎都是离开岳麓书社以后做的。我第一本出的书是《书前书后》，工作是以前做的，就是文章是在岳麓书社工作前当编辑时就开始写的，但是后来出版的。在岳麓书社时就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华书局的《走向世界》，这个是我一九八四年中风以后在疗养院写的，第二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从东方到西方》，就是拿了社科基金的这本。
《走向世界丛书》具有时代影响
“文化广场”：二〇〇九年《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编过一本《1978—2008私人阅读史》，请中年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等谈三十年里影响到他们的三十本书，其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您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对他们阅读道路上的影响，您怎么看自己编的这套书？
钟叔河：我一九五七年以前就当了编辑，要搞这套书是在牢里面就有准备，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会平反，但是书还要看，现在《走向世界丛书》里很多片段都是在牢里同朱正讨论过的。
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我并不认识他，他在《新京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走向世界丛书》，他看得很细，他说到张德彝，是中国第一代外文学校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他一生八次出国，陆续把他的见闻写成了八部“述奇”，向中国人介绍外面的世界，其一至六和第八，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出版，陆建德的文章里提到张德彝讲述的伦敦一车夫因鞭打马匹过甚被处以罚款并监禁一月的故事给自己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就觉得这套书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也没送书给他。他也不是搞近代史的还看得这么细，看了这样的报道我还是很高兴的。
说实话，你来采访我，写我的好，我很高兴，我如果说我不在乎那就是矫情，但是这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高兴。这是个陌生人自发的文章，说明这套书是有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