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是黄遵宪的遭遇和心境，但难道不也是作者钟叔河的自白吗？当然，时代毕竟是不同了。封建末期的黄遵宪，“放归”即是他政治上的死亡，从此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而社会主义时代的钟叔河，他深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正义性，他认为他所遇到的不公正，只能是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现象，他对未来始终没有丧失过信心。要不是“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在那样的空气之下是常常不免使人感到活不下去的。我们的颇有一点才气的同事李长恭，是在一九六六年跳崖自杀了。有的人隐忍苟活下来，可是万念俱灰，哪里能够打起精神来读书，来思考，来做学问呢。太史公曾经提到一些人处于逆境之中发愤著书的事，总结道：“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要“述往事”，就得“关心着天下的大事”；而“思来者”，就是“对未来抱有信心”。钟叔河读书、编书，首先并不是“思垂空文以自见”，而是想弄清楚中国历史和现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我们这个伟大的、优秀的民族为什么背上了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包袱又给我们民族造成了怎样的灾难？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封建主义（特别是****主义）的东西这么根深蒂固？为什么封建主义的东西能够把自己装点成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中国迟迟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钟叔河经常在思考的题目。哪怕在劳改队，我们有时也曾就这些问题交换一些看法。现在钟叔河在《丛书》各篇导言中写出的一些警句，其中好些我都曾经听他谈论过。例如，为什么“日本人接受西学虽不比中国早，起步以后却走得快得多”？
如果光绪皇帝真的成了中国的明治天皇，康有为、黄遵宪等人成了中国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中国的历史也许有另一种写法。
在不允许触动封建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官僚机构的条件下，想要建立起新的经济和文化，那是徒劳的。
由闭关自守到实行开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必然。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引述了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的一个意见：“政治热情磨炼着研究者的头脑，能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手段。”这是很有见地的。钟叔河正是因为他的炽热的爱国心，正是因为他追求社会主义和祖国富强的热切愿望，才使他孜孜不倦地思考这些题目，并且使自己的研究富有成果，使这部丛书能够引起同样富有爱国心、同样追求祖国的进步和富强的读者的共鸣。
（一九八二年六月《人物》）
总编辑应当是第一编辑
胡秀
《走向世界丛书》的主编钟叔河，后来担任了湖南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有人曾经问他：你担任了书社的领导工作，还有时间编书吗？他笑着说：“总编辑当然要编书，他应该是出版社的第一编辑嘛！现在我就在编周作人的集子。”
他的话回答得很好。把出版社的总编辑看作是“第一编辑”，这并不是开什么文字玩笑，而是有针对性的。总编辑同编辑的不同，并不在于后者编书，前者审稿，而是在于前者在编书的同时，还要处理社里的一些编辑业务领导工作。他的担子很重，既要领导编辑工作，又要负责经营管理，但这一切并不等于说他就可以不再参加具体的编辑工作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些新任出版社负责工作的同志处理得还不够好。他们以前曾经是很出色的编辑，但一旦到了领导岗位，便被没完没了的会议、堆积成山的文件纠缠住了，再也挤不出时间编一二本书。有一位总编辑，三年前开始编的一部书，至今仍未完稿，好在作者早已作古，也没有人催他，但长期离开编辑业务，他的水平能提高吗？假如以后从总编辑职位上下来，他与其他编辑相比，那会差一大截的。
总编辑应当是第一编辑。但愿更多的出版界领导们，能有同钟叔河一样的体会。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日《文汇读书周报》）
焚与坑及其他
牧惠
去年年头见岳麓书社准备整理印行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心头为之一快。我喜欢读杂书。周作人的文字，自有一种韵味。解放后曾在旧书店搜集过一些，搬了几次家，加上“****”，也就散失得差不多了。这几年曾经向一些出版家建议过翻印，那目的，无非是首先自己想读读，同时觉得也可以介绍给其他读者也读读。可是，反应并不积极。那理由，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果然，岳麓的广告一登，反对意见挺强烈。周作人当过汉奸，印他的书？恰好那时有一股小小的为周作人当汉奸辩护的微风，于是重印同“翻案”又扯在一块。满以为这一来周作人作品再也无人肯去染指——既无法赚大钱，又还得臭名，谁还肯干？
谁知岳麓书社还是坚持初衷印行了。
周作人的书，我以为可以作为研究材料来读，也可以用欣赏的眼光来读。第一类读者是少数，我属第二类。我不打算写关于周作人的文章，更无写专著的企图，只不过把它当闲书来读。所谓欣赏，当然不是一味倾倒，这里包括鉴别，包括取舍，不在话下，也是一般读书常识。如果以为欣赏周作人的作品，必将跟周作人一样地闲适乃至堕落，是外行话。
于是顺手拿起《苦竹杂记》翻阅起来。周作人躲在书斋中，读书确实不少，有些文章，几乎全是引文，但这些材料，对于增长见识，就很有用。读到《关于焚书坑儒》一篇，其中引用了清初曲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的一段“天下妙文”：
“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下面还有廖燕和周作人自己关于这种见解的一番议论。不记得过去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很可能读了也是水过鸭背地置之脑后，这回却起了共鸣。关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他焚了、坑了，却无可争议。明火执仗地焚，众目睽睽地坑，即使焚的是十本八本，坑的是三五七人，也仍得留下骂名。所以说他“拙”。而八股文取士呢，书未焚而无人看（看的是马二先生编的考试复习大纲和朱熹注解过的几本经典著作），儒未坑而心已死（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所以说他“巧”。廖燕的分析，颇有见解，深得驭民愚民的精髓。《儒林外史》是活见证。
秦始皇担了臭名，后人一般都不肯跟他学。明之后的清，也搞文字狱，“坑”；但更多的是继承明法，编辑《四库全书》，是此法的一大发展。他们以编书需要的堂正名义，限时限量地搜罗各种书籍，经过“消毒”而后行世。不焚之焚，似比明还棋高一着。到了“民国”，编四库书法仍照旧使用，而且“恩”及新著。略有不同者，是删掉之处可以注明删掉若干字或予以开天窗的“自由”。而“坑”呢，则改为“自行失足落水”（鲁迅语）。这大概就是“民国”与皇国的区别所在吧？
毕竟时代不同了，尽管仍是你“民”我“主”，到底有了几声反抗，几声谴责。鲁迅的书，马、恩、列、斯的书，虽被宣布为非法，但禁而不止，焚而难绝。解放前我在国统区当学生时，这类书不难读到，甚至不难买到。
这时，帮他们大忙的是新八股，又称为党八股。封建王朝覆灭了，封建科举取消了，八股这个幽灵可不那么甘心退出阵地，只不过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之后，更加迷人。教条主义的“儒”也不全需别人动手，自己就让教条主义“坑”了。这一手，确实比后来****那套要巧得多！“****”时期，许多好书被说成是“封、资、修”大毒草，不准看。于是，红卫兵勒令抄走了一大批，下放干校自动送进废品收购站又一大批。只不过不焚了，而是造纸浆，既避免污染空气，又可以重新造纸去印刷副统帅的“次高指示”和梁效之流的著作。这也算是“进步”罢。至于坑呢？当然也坑了一些，罪名多着，但不必尽坑，位排老九，合家务农，你还“儒”得起来吗？一九八四年我回到一别四十年的故乡。宣统年间办起的母校，所有培育过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存书都化成了纸浆，五位最优秀的老师被扔到江水里去了！何其拙也！
经过这番****，这番教训，****式的焚与坑，看样子很难再来一次；但是，党八股的生命力却万万不可低估！王明的八股造成的损失，读过党史的人都不会忘记。
可见，闲来无事，翻翻周作人的这些书，胡思乱想一通，并不会毫无所获。书得看你怎样读。
（一九八八年五月《瞭望》）
虽然大器晚年成
余开伟
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知名于世的钟叔河先生，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编辑家，而且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这些年来，他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潜心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笔耕不辍，连续出版了《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从东方到西方》等学术专著，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深受读者欢迎。他目前致力的专门研究课题“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已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评议审核批准，纳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拨款予以资助。据说，在历史学科得到国家资助的对象中，在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外，钟叔河是唯一的一位“非专业的业余研究者”，这确实是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的。
我虽然与钟叔河相识多年，平时尊之为学长，但彼此居处相隔湘江，往来不便，因而少通款曲，最近得知他正在进行上述科研项目，这使我产生了强烈兴趣，日前特地过江前去拜访。围绕他的研究课题，进行了一次热烈而尽兴的畅谈。
钟先生思路开阔，谈锋极健，抓住中心，侃侃而论。他说，他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十几二十岁就系统地读史了。古人云：“以古为镜，可知兴替。”纵观中国历史，士大夫阶级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领导阶级，士大夫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性格。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由“士”而“仕”，官文合一的。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占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有着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十九世纪开始进入了全球文明时代，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问题是个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这样艰难曲折，就是因为前一时期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士大夫阶级对现代化没有内在要求和思想准备，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士大夫身上遗传下来的依附性和软弱性，成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障碍。当然，中国士大夫中也有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但他们在没有脱胎换骨之前，都是空有中流砥柱之志，却乏回天挽澜之力。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蔡元培都是从士大夫阶级中蜕变出来的，蔡元培本是翰林，陈独秀也应过科举。但士大夫当中大部分人并没有完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例如林琴南、王国维就是如此。（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们在个别学术领域没有接受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他们不能够把握住时代的潮流，不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而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去了，以致酿成无可挽回的时代悲剧和个人悲剧。
谈到这里，钟先生停顿有顷，默思片刻，仿佛是在整理思路，随即谈兴更酣，宏论滔滔。他接着说，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我们开始注意“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最后一批士大夫——最初的知识分子的经验教训，是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的。我接过话头，探询他正在着手研究撰写的《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这部专著，钟先生从容不迫地向我阐述了他的有关学术思想和写作意图。他认为，现代性与传统的冲突及趋同，乃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最基本的事实之一。一部分论者的公式是“现代化=西化”，我们不能同意它，因为它不符合东方（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在这方面，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为了更正确、更科学地阐明历史，迫切需要对丰富的史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现代前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现代世界时，这个阶层对自己社会的信心如何？其传统的价值观与制度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对西来的各种事物和学说，他们持何种态度？对帝国主义侵略、基督教渗入以及一切“洋务”和“洋人”，又有何反应？都很有必要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对于这个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国内的研究似乎尚处于比较零散、比较初级的阶段，或者停留在几个代表人物身上，或者和其他阶层人民群众笼统地混在一起。国外有学者开始做过一些小范围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但往往只能从他们所熟悉的普通史料着手，而且不能避免“西化=现代化”公式的影响。有鉴于此，钟先生不愿重蹈前人旧辙，力图独辟蹊径，在上述研究领域有所建树。他决心充分利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的大量私家著述、野史、杂记、个人文件（日记、书信），将其中关于“洋人”“洋务”的记述和评论采辑集中，归纳分析，搞出一部近百万字的资料长编和一本四十万字的专著，以期对本课题的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