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终于看到岳麓书社出版的《风土丛书》第一辑中五种。主其事者正是钟叔河。从名称的改变可以看到，丛书所收的范围又已有了扩展，不但着眼于方物，而且兼及于民风民俗，读后颇有兴味。如《闽产录异》，记述了福建、台湾一千四百多种物产的产地分布性状特征，实用价值与利用方法。对某些特产的物种来源，历史上产销的情况也多有介绍。同样类型的书如林谞《闽中记》、曾师建《闽中记》、王应山《闽大记》、陈鸣鹤《闽中考》等均久已亡佚，此书独能重刊，岂非幸事。《南高平物产记》则主要记录了湖南隆回、新化等地的丰富的物产资源，对研究当地经济的发展，当亦有参考的价值。
《风土丛书》的价值，当然不局限于经济。从第一辑拟收书目看，这套丛书对于研究民俗史、民族史、文化史、科技史等，也都是很好的资料。
“入乡问俗”，是古已有之的。在一个地方工作，致力于那里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能留心于当地的方物、风土、民俗的历史，是很有好处的事。因此，我觉得《风土丛书》值得推荐。
（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瞭望》）
让旧籍“从火中而新生”
李锐
《凤凰丛书》最初引起我的注意，是那篇不满七百字的“总序”，开宗明义宣布：“专刊旧籍，不收新作”；内容主要是重印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间出版过的“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参考价值的”旧书，以及台湾和海外的研究著作、文史资料和现代人物传记等等；以“宽容”为宗旨。这确实是一项既需眼光、又要胆量的工作。
据“总序”说，丛书之所以取名“凤凰”，一则因为“凤凰和龙一样，都是中国文化的象征；龙被捧得太神圣了，颇有点吓人，不是随便好搬弄的，凤凰则从来没有被赋予那么高大的权威和政治意义，使人觉得可爱多于可敬”。二则因为“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凤鸟（phoenix），活满五百岁时，聚香木以****，从火中而新生；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就不会永远死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也是如此”。
这两层意思都很好，我都十分欣赏，便把已出的几种找来翻看（当然无法找全，在北京买书就这么难）。像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曾宝荪的《回忆录》，周作人的《知堂杂诗钞》，朱光潜等《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林语堂等《文人笔下的文人》……这些书正如“总序”所说，当然不一定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立场，也没有必要打上五爪金龙的印记，但毕竟反映了以往一辈人对学术文化的思考和追寻，记录了他们向往祖国进步的足迹和心态。这些书，或久不流行，或竟已绝版，或难得见到。《凤凰丛书》选题从宽，对于前人的学问文章，不采苛酷灭裂而取珍重爱惜的态度，正是当今改革开放国策所代表的百川归海、深具自信的一个标志。
夏衍同志讲过，他自己这一辈比起老一辈（指鲁迅等五四一代），在学术修养、文化素质上差得很远，决非虚言。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与政治运动，种种原因，如果夏衍代表八十岁左右一代，则七十岁左右、六十岁左右，更不论五十、四十岁左右一代，在学术修养、文化素质方面，除开少数人以外，可说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回顾过去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曲折道路，一谈到文化，似乎只有两家，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封资修；一谈到胡适、林语堂、钱穆等人，不是咬牙切齿、不共戴天，就斥为封建余孽、买办洋奴。大家就像小孩看戏，舞台上只有两种人：红脸是好人，白脸是坏人。现在人们喜欢用“反思”这个词，我们确实应当对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尤其对近代现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影响，重新作一些思考和比较。国家正在进行全面改革，也需要文化观念的相应变革，诸如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道德习俗、审美情趣等等，都需要有所突破和改变。我们在走向世界，世界在走向我们。只有继承和吸收中外文化传统中有益的东西，才能建立和丰富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比前人更加勇敢才是。
另一方面，《凤凰丛书》的取材又能从严。它让旧书“从火中而新生”，得到重印或传播的机会，并非良莠不分，而有一条明确的标准：“要真有人喜欢”。“有人喜欢”的“人”，据我看，当不是一般猎奇选美的人，而是有志于改革开放并愿意借鉴前人的有心人。丛书中印数最多的如蒋碧微的《我与悲鸿》不过六万，少的如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仅千余册。前者固然有“文的趣味”，后者又何尝没有“史的价值”？储安平四十年前写的流行一时的《英国采风录》，是作者对英国今昔直接观察的记述，是带着中国的问题作了解与思考的。杨步伟（赵元任夫人）写的《一个女人的自传》，自称她“只是一个普通道地的中国女人”，实在比许多名人大家的自传更引人入胜。作者个性鲜明，才气横溢，“什么样儿人，什么样儿文”。书中不仅记录了作者几十年来目击的一些世界大事实况，“所写旅欧美学者的生活、中外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民俗风情，更无异于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钱穆八十四岁手写《师友杂忆》时，已双目失明，历时五年脱稿。“出版说明”说：“读者不难从此书中了解中国八十余年来社会风气、家庭人物、学海士林的变化，此固于今日之精神文明建设不无裨益。”《文人笔下的文人》辑文章一百零三篇，被忆当代知名作家五十三位，是编者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八年三十年的书海中，“上穷碧落下黄泉”，花了三年工夫才挑选出来的。作家们相互忆念的文字中，剖析了苦难的时代赋予他们的特定性格，也展示了他们之间相互理解的真挚友谊。
现今的书市可谓繁荣矣，一年出书四五万种，平均每日上市一百几十种。然而，在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后，还能重印而又真有人喜欢的，不知能有几多。写书编书的，搞出版管出版的，能不能想一想这个问题呢？据说有些出版社重新书而轻重印，缺乏值得重印的好书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出版事业是不能喜新厌旧而应好新念旧的。
岳麓书社是一家专事刊行古籍旧书的出版社。把“旧书”提到跟“古籍”同等的地位，注意历史的衔接和学术的延续，正是这家出版社的卓越之处。盖古籍乃传统文化之积淀，好的旧书如陈缸酒之醇香。现在喜欢读古籍旧书的人（尤其是年青人），多是想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读和用的。而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整理古籍旧书的第一代人，恰恰是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间的我们的前辈。后来居上，我们的思想和实践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只有重视前人的成果，学习他们的精神，我们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台湾和海外学人的旧著新作，亦应作如是观。学问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深闭固拒，任意排斥。《凤凰丛书》所选印的，并非琼瑶、古龙等人的“畅销书”，不以牟利为目的，相信能得到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作为读者，企予望之。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西山娟碧晚来鲜
姜威
偶从坊间购得**************出版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一书。一卷在手，顿觉窗外的喧哗与骚动退向遥远。温馨的书香氤氲开来，读书人仿佛成了独坐幽篁鼓琴长啸的世外仙姝。
《儿童杂事诗》是周作人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吟成的一组独特的作品。他以文坛泰斗而沦为阶下囚，内心的悲凉是可以想见的。好在有深厚的学养资本，还不至于十分寂寞。这位经历了大挫折的老人试图退回内心，追溯那沉于心谷中的真实的自我。他终于发现了自己平生所爱的，乃是“妇人与小儿”。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儿时的童趣被不绝如缕地牵引出来，一颗颗玫瑰色的意念升上他黯淡的心之天空，成为定格：这便是七十二首《儿童杂事诗》。诗写他那个时代的儿童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民俗学的意义。但对于周氏来说，却是一次“童心”的失而复得，是“自然之趣”的返璞归真。这位经历了人生剧变和漫长铁窗生涯的文化巨人重又获得了、把握了那潜隐于大千世界形形色色背后的一切生命的原始故乡——那说不尽的人类的童年……
组诗于一九五〇年起在上海《亦报》连载，以风神潇洒著称的画坛巨子丰子恺先生为每首诗配了插图。那一首首天趣逼人的小诗和一幅幅充满人生情味和诗趣的小画交相辉映，堪称珠联璧合。但明珠不彰，美玉璞藏，读书人苦待卅载，今日方见玉人妆成。西山娟碧，虽是晚来，但也一水含清，出泉生辉。这功德当归德高望重的出版家钟叔河先生。钟老近年来致力于广陵散般的文化宝典的整理出版工作，曾为出版界带来一个辉煌的黄金时期。如今，他以脑出血偏废之身，从周氏百多万字的著作和其他文献中钩玄探微，为这组儿童杂事诗作了精善详审的笺释，使锦瑟有了解人，遗泽后世堪称深远。此书十六开软精装，银灰封面，大红护封，内文双色套印，诗影印周氏原大手泽，画依《亦报》原图复制。购置一卷，日间置于案头清供，是富收藏价值的艺术品；夜晚放在鬓边厮磨，则可充单身汉的伴侣。对我辈读书人来说，能读上这样的好书，已是难得躬逢的雅遇了。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圳商报》）
【附录】
姜威多次去长沙看望钟叔河先生，还曾接钟先生来深圳小住。来深圳那次我在，和钟先生围坐谈岳麓书社往事，谈知堂，谈“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丛书。姜威辞世之前，谈起先生所集一联：“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望先生留一墨宝。未能赶得及，受命代笔的侯军兄后来记道：“钟叔河先生已年逾八旬，无法秉笔作书了，但是老人家在一张稿纸上用铅笔对这副对联的格式，作出了精心的标示，还写下了一段饱含深情的题跋：‘姜君远行，集稼轩白石句送之。二句摘自饮冰室集宋词长联，慷慨悲凉，动人心魄。姜君曾命我录作楹帖，未及奉命，遽闻噩耗。痛贤友之早逝，感人生之无常，含泪书此，以表哀悼。’下署‘八十老友钟叔河顿首拜挽’。”
（节录自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八日《北京晚报》郭红飞文）
“嘉孺子”
谷林
《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曾印入《知堂杂诗抄》内，分为甲乙丙三编，每编二十四首。新近**************另出了一种好纸精印的单行本，配图，增笺释，诗篇用作者一九六六年重录的手迹影印。正文双套色，封面银灰色压膜，外加红色腰封。十六开本。黄宗江说：“到书铺去，我想要的是我找不到的，我找到的是我不想要的。”此书只印三千册，恐怕很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黄宗江有过的那股烦恼。
用以重录诗篇包括“序”和各编“附记”的稿纸，是“药草堂”专用的自制品。序页标题下钤朱文篆字印两方，曰“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曰“十药草堂”。为什么“五十五”要特地刻一方印章？《苦茶庵打油诗》一文中曾经约略指明，谓“五十五岁以后也便是我的僧腊”。作者五十五岁，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打这儿划一条界线算作受戒出家的日子，从头“计算他做和尚的年岁，在家时期的一部分抛去不计”。此意仍不易领解，有待探究。查张菊香主编的《周作人年谱》，这一年九月八日有《药草堂随笔》，后载于《学文》月刊；上一年七月五日有《药草堂记》，后载于《晨报》副刊。此两篇似均未收编入集，如今想找来一看，就不太好办了。“药草堂”这一名号，大概也是从这两年开始有的吧，它与先前的“煆药庐”有点相像，但旧名稍近于手工作坊，此则略似韩康的小店。稿纸当非重录此卷时特备，而系旧印所余存，形制颇存古趣。中缝鱼尾上有“药草堂笔记”五字，半页九十格，分作六行，每面抄写七言绝句一首。诗中某些名物习尚须加说明者，则用双行夹注或尾注，篇幅总以半页为准。注文字数偶或稍多如丙编第五首，遂有半行写在栏外，占了中缝的位置。作者不以书法知名，然钩捺朴拙，别具姿致，或谓其有唐人写经笔意云。诗句以及注文与岳麓本对照，小有增改，如丙编第十九首《咏果饵》，岳麓本作“荸荠甘蔗一筐盛，梅子樱桃赤间青。更有樱桃夸紫艳，输它娇美水红菱。”第三句“樱桃”重出，且此物安能“夸紫艳”，显误；此册乃改正为“杨梅”。诗注如甲编第五首《咏风筝》：“鲇鱼飘荡日当中，胡蝶翻飞上碧空……”原注道：“鲇鱼胡蝶皆风筝名，俗称曰鹞，因风筝作鹞子形者多也。”新印本在末尾更缀一句说：“小儿则重迭其词，呼之曰老鹰鹞。”这句增添上去的注文，读来感到稚语乡言，如流纸面，平平淡淡的说明中间，含容了特殊的情味。但乙编第七首诗注引杜诗《百忧集行》“痴儿未知父子礼”一句，重录乃误作“儿子礼”，岳麓旧本却不误。不过这种情形在书中似仅此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