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义利观
义利问题也是孔子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义，指的是行为的正当性，符合道义；利，即物质利益、功利。孔子并不否认物质利益对于国家百姓安定的重要作用，在治国安民上，他主张富国富民，并不忽视对物质利益的创造和获取。只是在个人利益的获得上，他认为应该坚持义以为先，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坚持以义为本的原则，见到利益首先要想到义，符合义的可以获取，不符合义的坚决不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在义和利相冲突而面临取舍时，孔子侧重于强调利益的正当性，而不是利益对个人生活等方面的价值，主张应该舍利取义。所以在义利问题上，孔子表现出重义轻利的倾向。
8.中庸之道
中庸，又称中行、中道，作为一种立身行事的原则，要求人在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都是偏离中道，“过犹不及”。所以处理一切事情既要反对过当，也要反对“不及”，要处理得恰到好处。孔子力求使人们的行为符合中庸之道，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教育上，他主张对性格过于进取的人加以遏制，对性格过于谦退的人加以促进；在政治上，他提倡“居敬而行简”，但又反对“居简而行简”；在经济上，他提倡“惠而不费，劳而不怨”（《尧曰》）；在文艺上，则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如此等等，都是中庸之道的体现。孔子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中庸之道，所以他同意在中庸之道“不可必得”的情况下，可以“思其次”，他称此为“狂狷”，“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对于勇猛进取的“狂”和洁身而退的“狷”都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而最厌恶的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尽心下》）的人，他称这种人为乡愿，认为乡愿是败坏道德的小人，“乡愿，德之贼也”（《阳货》）。
二《论语》源流
（一）《论语》的版本
《论语》在秦代曾遭到查禁和焚毁，但在民间仍有流传，到西汉时已经有三种不同的本子，至汉代末年又产生了两个很有价值的《论语》版本。
1.《鲁论语》。是由鲁国的经师保存下来的传本，二十篇，篇目与现在的论语读本相同。该本在鲁国旧地流传，其传人主要有龚奋、夏侯胜、肖望之、韦贡、韦玄成等。
2.《齐论语》。是由齐国经师保存下来的传本，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其他二十篇的章句大体与《鲁论语》相同。该本在齐国旧地流传，其主要传人有王吉、宋琦、贡禹、王卿、庸生等。
因《鲁论语》与《齐论语》都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所以这两个本子叫今文本《论语》。
3.《古论语》。《古论语》并没有像另两个本子一样在当时得以流传，而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在扩建宫殿时，在孔子的旧宅壁中发现的，因其用东周时期通用的文字篆书书写，故称《古论语》。《古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古论语》的篇目内容与《鲁论语》大体相同，但篇目次序有些差异。
4.《张侯论》。西汉末年，汉成帝的老师张禹，以《鲁论语》为基础，并参照《齐论语》，将二者重新融合整理为一个本子，称为《张侯论》，即是现今通行本《论语》的蓝本。《张侯论》的篇目与《鲁论语》相同，没有《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两篇。张禹后成为向汉成帝讲授《论语》的经师，所用本子即《张侯论》。成帝即位，张禹领尚书事，后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故《张侯论》为当时儒者所遵奉，其他本子渐被淘汰。
5.《论语注》。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论语注》完成了对《论语》文本的再次整合，随着郑注的盛行，《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论语注》成书后，自汉至唐，流传不废，但五代以后，该书逐渐亡佚，至宋代已鲜见流传。
（二）历代学者对《论语》的注疏
《论语》作为儒家最为重要的经典，受到了历代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他们根据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进行了多种视角的解释和阐发，形成了为数众多的《论语》注疏。据统计，历代对《论语》的注疏多达三千余种，现将历代比较重要的《论语》注疏列举如下：
汉孔安国《论语训解》十卷；
汉马融《论语训说》二卷；
汉郑玄《论语注》十卷；
魏何晏《论语集解》；
梁皇侃《论语义疏》；
唐陆德明《论语音义》；
唐韩愈、李翱《论语笔解》；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
宋郑汝谐《论语意原》；
宋张栻《论语解》；
宋邢昺《论语注疏》；
宋苏辙《论语拾遗》；
宋蔡节《论语集说》；
金王若虚《论语辨惑》；
明陈士元《论语类考》；
明刘宗周《论语学案》；
明胡广等《四书大全》；
清王夫之《四书笺解》；
清毛奇龄《论语稽求篇》；
清刘台拱《论语骈枝》；
清焦循《论语补疏》；
清宋翔凤《论语发微》；
清崔述《论语余说》；
清刘开《论语补注》；
清陈鱣《论语古训》；
清李塨《论语传注》；
清李光地《论语札记》；
清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
清黄式三《论语后案》；
清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
清俞樾《论语小言》；
清王闿运《论语训》；
清宦懋庸《论语稽》；
清康有为《论语注》；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程树德《论语集释》；
杨伯峻《论语译注》；
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
杨树达《论语疏证》；
钱穆《论语新解》、《四书释义》；
李泽厚《论语今读》；
丁纪《论语读诠》；
金良年《论语译注》；
来可泓《论语直解》。
（三）《论语》历代研究概述
1.战国秦汉时期的《论语》研究
战国秦汉时期是《论语》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以文本的整理以及诠释为主要内容。孔子逝世后，微言已绝，弟子们恐离居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在给孔子守丧期间，将自己所记所闻结集在一起，编成了类似于文集的东西。但由于弟子们的文化背景、年龄、思维方式、境遇等条件各不相同，因此各人的记录不尽相同。及至子思，他在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们记录的基础上，对孔子的话语进行了选择、分类、校勘和加工整理，最后裁定而成《论语》、《孝经》和《礼记》等文献。在后来《论语》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著作的传播赖于手抄方式，再加上师承系统的不同，到汉朝，《论语》又有了《古论语》、《鲁论语》和《齐论语》等版本。由于版本的不同不利于《论语》思想的传播，也有违汉代大一统的文化政策，因此，《论语》一书的整理与定型便成为汉儒努力的方向。西汉末年，汉成帝的老师张禹，以《鲁论语》为基础，参照《齐论语》，将二者融合而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论语注》为后世所重，至唐代一直是人们修习《论语》的主要文本。该书的完成标志着《论语》一书的整理与定型工作的结束。
在对《论语》进行整理和定型的同时，有关《论语》的诠释工作也全面展开。《论语》作为先秦文献，时代变迁、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得其的词义和思想很难为孔子之后的人们所理解，更谈不上传播。这就要求后人利用当下的话语对其进行重新的解释和说明。这项工作在汉代即已开始。在诠释的方法上，西汉时期以阐释《论语》的义理为主，故多称为“说”，如《齐说》、《鲁夏侯说》、《鲁王骏说》等；东汉时期则以对《论语》中的难解字加以解释疏通为主，故多称为“注”，如何休的《论语注训》、郑玄的《论语注》，等等。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虽然佛教东传，玄学兴盛，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儒学的政治原则、伦理规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宗主地位并没有被撼动。相反，由于文字学的兴盛以及援佛解经、援道解经风气的兴起，《论语》研究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的数量有大幅增加。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有关《论语》研究的书籍计有八十四部，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四倍还多。在著述的质量上也有长足的发展。其中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皇侃的《论语义疏》影响巨大。何晏的《论语集解》不专一说，兼采众家，吸收并发挥了汉末以简驭繁、采会同异、立求博通的解经优点，从而大量保留了汉人解经的痕迹和特色，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汉时的《论语》学说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皇侃的《论语义疏》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底本，兼采东晋江熙《论语集解》所录郭象、范宁等十三家之说，会通儒玄，出入佛儒，广征博引，是一部集六朝《论语》学说之大成的著作。
这一时期的《论语》研究还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仅出现了专门给《论语》注音的《论语音》、专门疏解《论语》文句的《论语君子无所争》，而且还出现了专门向郑玄发难的《论语难郑》、修正郑玄错误的《王氏修郑错》等等研究《论语》的著作。这些无不反映出这一时期《论语》研究的繁荣景象。此外，这一时期的《论语》注解体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两汉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主要以“说”、“注”为主。到魏晋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以“集解”为主，而到南北朝时期则以“义疏”为主。伴随着体例的变化，人们对《论语》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集解”体例下的《论语》注疏征引旧说，择善从之，间以己说；而“义疏”除了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穷明原委以外，还会通经典义理，加以阐释发挥，逐字逐句地讲解古书。这些方法对于《论语》研究的深入及《论语》的传播都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3.隋唐时期的《论语》研究
与其他历史阶段相比，隋唐时期的《论语》研究要相对落后得多。从《论语》研究的专著数量上看，远不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根据朱彝尊的《经义考》记载，有关《论语》研究专著的数量甚至比战国秦汉时期还少六部。在专著的质量上面也乏善可陈，值得一提的仅有陆德明的《论语音义》和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即使如此，这两部著作在研究方法和历史评价方面都无法与历史上的其他著作相媲美。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论语》研究衰退的原因在于，隋唐的统治者在政治上获得统一的胜利后，也希望在思想和学术上进行统一，炮制出了《五经正义》，用集体的话语代替了个人的解释。加之科举制度的确立，士子们为了求取功名，惟以吟诵《五经正义》为要务，缺少学术创新的机制和动力。
4.宋元明时期的《论语》研究
宋元明时期是《论语》学研究的复兴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合法性依据的儒学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儒学研究者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活动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同时，面对佛学的兴盛和儒学的衰败，许多儒家学者自觉地担起了振兴儒学的使命，许多硕儒名士纷纷著书立说，希冀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阐释来重振儒学，并为封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依据。这一时期的《论语》研究的著作在数量、质量及研究方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就数量上说，这一时期的专著数量有二百五十一部之多，比魏晋南北朝时期还要多出三倍多。在质量上，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以及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堪称《论语》研究史上的两座丰碑。尤其是朱熹的《论语集注》倍受后世统治者的青睐，甚至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在研究的方式上，这一时期的《论语》研究进一步强调义理的解读和阐发，甚至以注释经书为手段，借以阐释新儒学。这种研究方法后来将儒学带进了宋明理学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