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奖励孝行和孝子。汉惠帝时开始对孝子实行免除徭役的政策，到汉文帝时又对孝子实行“赐帛”的物质奖励，这种赐物于孝子的情况在历代一直延续着，清代法律明文规定要求旌表孝子。统治者通过这种政策来树立孝子风范，强化孝的意识。
再次，倡导尊老养老的风气。养老活动也是统治者孝治天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形式在汉高祖时就已存在，此后，嗣后养老成为汉代统治者以孝教化天下的一项重要政策。明太祖朱元璋也实行养老的政策，对老人赐物、授爵，还让老人议政、御政、评论官员、理民诉讼等，并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由官府奉养，并加赐“里士”、“礼士”、“乡士”等称号。清代统治者也通过诰封臣子的父母、祖父母及其配偶，以倡导敬老。在清代，一般位居九品以上的臣子都可以为父母请求诰敕。社会养老是家庭养老的扩大，通过这种形式，皇帝以身垂范，孝仪天下，进而教化百姓。
（四）《孝经》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孝经》的出现，使“孝”的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对中国古代的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孝道伦理逐渐渗透到了司法程序和司法活动之中，对量刑、相关法律原则的制定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孝经》中以为，不孝是所有罪行中最大的罪行，这种思想使得在中国古代对不孝行为都采取了严惩的措施。汉代以孝治天下，在汉代的法律中，不仅有不孝的罪名，而且还扩大了不孝罪的范围，尤其是对于犯有不孝罪的，都采取了从重从快处决的措施，严惩不孝是汉代刑事法规的主要任务之一。到了唐代，则将不忠、不孝等罪列入了十恶大罪中，凡是犯有十恶大罪之一的，都要严惩。至此，由《孝经》所提倡的忠孝之道已经完全法典化了。之后历代法律对于不孝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严惩不贷。其次，《孝经》中提倡的“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促使了中国古代法律“亲亲相隐”的合法化。“以孝治天下”自汉代开始就成为历朝历代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而在现实中，“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一种孝道，但却与法律惩恶的精神相违背。为解决这一矛盾，从汉代宣帝开始，正式将“亲亲相隐”合法化，从而成为汉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原则一直被历代的法律所沿用。到了唐代，“亲亲相隐”的范围不再限于直系亲属和配偶之间，还扩大到了非直系亲属之间。亲属犯罪，不但替其隐瞒罪行无罪，即使事先通风报信、走漏风声，导致犯罪嫌疑人逃走的也不治罪。到了明清时期，“相隐”的范围更加扩大到没有血亲关系，但彼此按血亲或姻亲排起来还有尊卑长幼称谓的，在量刑时也比正常人减轻一等。再次，为了保全和提倡、弘扬孝道，自汉代以后，还规定了卑幼代替尊长受刑可以减免刑罚的司法原则；在北魏的法律之中则规定，凡是犯流亡罪，而祖父母、父母等年老无人抚养的，则先施以鞭笞之刑，待这些需要抚养的老人去世之后再进行流放服刑，唐宋法律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参见臧知非：《人伦本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如此等等都可以看出，《孝经》所倡导的一些孝道思想或原则，对中国古代的法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孝经》所倡导的许多观念还深深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成为影响中国国民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孝经》对孝的强调，使国民形成了尊老敬老的美德；《孝经》中忠孝一体的观念的阐发，促使国民形成了爱国忠君的思想意识；《孝经》提倡以孝行而立身扬名于后世，促使国民形成了光宗耀祖的价值追求和家庭至上的价值取向，如此等等。
（五）《孝经》的现代价值
《孝经》的产生是与当时的宗法制和********的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宗法制和********的社会基础，所以《孝经》所提倡的“忠孝一体”、“以孝治天下”等观念已经过时了。但是，“孝”作为一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和亲情的表现，则仍旧没有过时，《孝经》中所提倡的“孝道”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现代价值。
首先，孝的观念在塑造现代人格中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行孝的整个要求是成为有情有义有作为的人，而在现代社会，子女多为独生，一些家庭出现了长幼关系的颠倒，由于对孩子的过分溺爱，出现了家庭以孩子为中心的现象，一切都以孩子的意志为意志，这样不仅使子女从小就缺乏对父母的孝敬之意，而且父母的宠爱还容易让子女养成自我中心的习性，权利意识、自我意识强烈而义务责任观念欠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私自利，甚至冷漠无情的残缺人格特征，而且很有可能步入社会之后也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而《孝经》对孝的提倡，首先要求的是子女对父母的报恩之心和敬养之情，只有首先爱自己的父母，才有可能去关爱他人。因此，对父母的孝心、孝行是培养现代人完整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从现代社会亲子关系的现实情况看，提倡孝道也是很有必要的。现代社会老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比较普遍，很多子女不仅不对父母尽赡养的义务，甚至还出现了虐待老人的现象。现代社会出现的“啃老”现象、“刮老”现象、“老少倒挂”现象等等，都是子女“孝”意识淡薄的表现。稍好一点的，只知道在生活上对老人进行赡养，却不关心老人的精神生活，无视他们的情感与愿望，这也是没有尽“孝”的一种表现。因此老人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侵犯。现在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而和谐家庭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在全社会提倡孝道，从而形成孝敬老人的社会风气，不仅是对老年人权利的一种保障和保护，而且也是建立和谐家庭，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附：《孝经》精华语段
（一）孝的规定
子曰：“夫孝，德［1］之本也，教［2］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开宗明义章第一》）
［1］德：德行。
［2］教：教化。
子曰：“夫孝，天之经［1］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三才章第七》）
［1］经：常。
（二）五等之孝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孝加于百姓，刑［1］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天子章第二》）
［1］刑：法。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1］谨度［2］，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诸侯章第三》）
［1］制节：费用约俭。
［2］谨度：慎行礼法。
非先王之法［1］服［2］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此卿大夫之孝也。（《卿大夫章第四》）
［1］法：礼法。
［2］服：五服。
资［1］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士章第五》）
［1］资：取。
用［1］天之道，分［2］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庶人章第六》）
［1］用：利用。
［2］分：分别。
（三）移孝作忠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广扬名章第十四》）
（四）以孝治天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1］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2］，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3］，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孝治章第八》）
［1］治：治理。
［2］鳏寡：国之微者。
［3］臣妾：家之微者。
子曰：“天地之性［1］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2］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3］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4］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圣治章第九》）
［1］性：生。
［2］严：尊严。
［3］续：连。
［4］悖：违背。
（五）以孝入罪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1］，非圣人者无法［2］，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五刑章第十一》）
［1］上：君上。
［2］法：礼法。
延伸阅读书目
1.孔安国：《古文孝经孔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朱熹：《孝经刊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朱彝尊：《经义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古箔整理丛刊，1999年。
6.陈铁凡：《孝经郑氏解评诠》，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
7.王正己：《孝经今考》，载《古史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林安弘：《儒家孝道思想研究》，台湾问津出版社，1992年。
9.宫晓卫：《孝经：人伦的至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0.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万本根主编：《中华孝道文化》，巴蜀书社，2001年。
13.臧知非：《人伦本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