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匆匆上车返回香山饭店。晓庆的妹妹晓红，随同而来。
我把晓庆姐妹交给范曾，便“闭门造字”去了……我的中篇报告文学《鬼才范曾》，后来发表在《花城》上。
范曾与晓庆姐妹聊天，参观饭店内外的商店和各种景观。
过了些日子，范曾邀请我、刘晓庆和其他一些朋友，到虎坊桥的一个饭店吃饭。因为他为这家饭店题写了一个横匾。老板作东，画家请客。
这是个星期天。那时，我已调到《报告文学》杂志工作。上午十时多，我约请我们编辑部的司机驱车到北影摄影棚去接刘晓庆。虽是假日，她仍在赶拍戏。
不料，她的戏拍得不顺，都快中午12时了，戏还没拍完。我们焦灼地等待着。那天，司机带着他的漂亮的小女儿，约才三四岁，挺好玩的。我看拍戏看累了，就同小朋友聊天，逗乐。过12时半，我们才上车从西北郊往市南区的虎坊桥赶路。
越着急，越出岔子，惹麻烦。到得虎坊桥十字路口拐弯时，车子稍微违反了点交通规则，被民警叫住了。不过，也到饭店了。
司机把他的女儿递给我，应付民警去了。
我抱着小女孩，带着晓庆，先到饭店。饭店不大，就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上。
我们进得饭店，是个大众饭店。大厅里有几十只桌子，吃饭的客人拥挤不堪，四处人声嘈杂，乱哄哄的。不知宴席在何处。我怀疑是否走错门了。
“你在这里等一等。”我把小女孩塞给刘晓庆，“我进后面去看看。你千万别动，站到墙角那边……”
人们意外地发现刘晓庆到这里来，如同从天而降，大家喜出望外。平时想见都见不着，现在就在眼前，能不抢着多看一眼。几乎所有的视线都集聚成一束强光柱，直射到刘晓庆身上。
“那是她的孩子吧？”
“那是……”
人们议论纷纷。
我推开入墙，辟出一条人缝，挤进厨房，穿过走廊，进到后院，才发现范曾他们在一个雅座里。他们已等不及，开宴了。原来，后院另有一条路、一个进口。我们不知遭。要是走后院的大门，就不会引来刚才的麻烦了。
我和范曾等挤回大餐厅，把刘晓庆和司机父女接了进来。
宴席上，有几位画家和作家，还有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负责人陈汉元等。我也就是在这一次聚会中结识了陈汉元的。后来，他成了电视剧创作专家，仍有来往。
宴席上，谈到当时北京正在建筑的最高最豪华的长城饭店。这种高级的饭店对当时的北京人还是新鲜事。好些人都希望去见识见识。饭店虽说没有全建好，但下面的几层已开始营业。
当时我采写过的北京建筑工程局局长杨嗣信正是这个大工程的总指挥。
宴席结束后，我带着晓庆一起去市建工局拜访了杨局长。杨局长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参观长城饭店。
几天后，杨局长要了一部车，接我，再去北影宿舍接刘晓庆，还有上回我见过的那个“陌生人”——彪形大汉。
晓庆仍没有向我介绍他。
长城饭店副总经理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餐饮部经理还特地请刘晓庆和我们到咖啡厅喝咖啡，并合影签名留念。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原准备的50元拟付喝咖啡的费用，原封没动。那时，到饭店喝咖啡，还被看做是一种甚为奢侈的享受……
在长城饭店的最高层上——尚未装饰好的圆形大餐厅上，俯瞰北京城之际，我禁不住好奇心，主动询问了那位“陌生人”。
“请问，你是——”
“我叫陈国军，是武警的。”他坦然地回答，笑了笑。
之后，我们便频频攀谈起来。后来很熟了，成了好朋友。我这才知道他是晓庆在东北拍戏时认识的长影演员，是暂时借调到武警文工团的。他和晓庆逐渐确立为“对象”关系了。
关于他俩的感情纠缠和恋爱经历，晓庆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我只是在后来，有一回江澄来看望我，带来了长影著名演员宋晓英到我家做客时，他们详尽友善地向我叙述了陈国军与长影演员赵亚敏离婚（友好分手）等的详细细节，我才知道其中的前后原委。
不过，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刘晓庆曾真诚地就与陈国军的关系问题，征求过我的看法。我们之间有过一次颇为“相对立”的对话。
“你看陈国军这个人怎样？”
“人不错。还好相处。”我说。
“你以为他的才干呢？”
“不了解。但凭感觉，似乎一般。这个感觉不一定对。”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很有才干的，只是没有机遇，没有表现的舞台。我把他弄到北京来，他会有大作为的。”晓庆说话很恳切，那时她确实是这样看的，“他对我很好。你看，我们相匹配吗？”
“这个——不好说。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听真话。”
“我有一种预感。从长远来看，你们俩的结合不一定合适。”
“这个——”晓庆对我的回答感到意外。
沉默，许久。
许久。沉默。
“说真的，他能下那么大的决心，放弃了他的家庭……这个，我很受感动！”晓庆说。
“正是因为这个——”我想说出我的与她相反的另一种看法，沉思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出来，只大概地遭出了个通常的观点，“找对象这种事，第三者的推测往往是不准确的，这和选干部选人才大不一样，是好人不见得就适合当丈夫或妻子……”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在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想过，能否找一位年纪比我多大几岁又在事业上已有建树的而且在性格意趣上相投脾气好的中年男子。这种人，我遇到过，且似乎对我也不错，可人家都有家庭了。他们准能为我牺牲自己的家庭？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你的婚姻问题，看来只有你自己在生活现实中去体验、思考、裁决、处理了。处理得好，你的生活会顺些；要是弄得不好，婚姻可能还得再磨难你一次……”
此话，不幸为我言中。
……很久以后，晓庆见着我，重提此事，深感后悔。不过，这也不大好怪她，只是她这个人心肠太好太慈善了。凡事总爱从好的方面去想，很少为将来多琢磨一着棋……
“我想，弄一笔钱让国军出国留学或作事算了？”她说。
“这也是个出路。”
此事后来的结局，我就不清楚了。
他俩还是结婚了。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因太忙与晓庆几乎很少接触。只从晓庆的朋友那里听到一点信息。据说，他俩的结婚，晓庆还是出于好心肠，为了国军能调进北京，准备结婚后再离婚。也就是说，她又再次作出牺牲。该着她命运不佳！
果然，后来的离婚官司打得那样艰苦，耗尽时间，费尽心力，把她弄得身心憔悴……
那时，她还仍然是太“年轻”，太单纯了！
尽管如此，之后，很久时候，晓庆从来也不提国军的一点不是……
再回头提晓庆的妹妹到京旅行结婚的事。当时，我和朋友都去喝了喜酒，吃了喜糖。此时，正临近春节。一家人喜气洋洋，充满幸福气氛，天伦之乐。
不想，突然传来她的妹夫一夜之间成了“劫机事件”的“逃亡者”，被公安部门拘留了的消息，而且传得十分令人惊奇：说妹夫是在晓庆房间里被抓走的……
这当然纯属某些人的有意造谣或好事者的添油加醋。不过，实在令人可恨可气！
当晚，刘晓庆一家人全赶到公安局去询问。
原来，她妹夫是四川成都的飞机制造厂的工人。在他前往北京旅行结婚之际，那里发生了企图劫机的事件，事发，作案者外逃。而这些人中有的与晓庆的妹夫是同事或熟人；正好他也在外，有人便怀疑他是同案者……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晓庆和国军火速赶往成都，去处理此事……最后，冤情终于洗雪清楚了……
还有另一件事，晓庆也是因为“好心、单纯”而吃了大亏……
有一回，晓庆与范曾和我等在当时我正在采写的报告文学《十字架下》中的主人公——港商李铭义开办的“巴蜀酒家”吃饭时，提及了当时文坛上的一位怪女人遇罗锦。
“她给我来了一封信，希望和我交朋友。”晓庆说。
“我也收到她的一封信，也说要同我交朋友。”范曾接过话茬儿。
“这个人可不能沾边呀！”我突然想起她写的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文中把她父母的隐私，及她后来的“情人”的隐私全都抖了出来，把她的“情人”弄得好没面子……
“可她极为热情。”晓庆说，“她想到我的剧组里工作，例如当场记什么的……”
当时，晓庆和陈国军正计划拍摄《无情的情人》。
过了不久，好心的晓庆还是让遇罗锦进入她的剧组了。
遇罗锦没有“盯”上范曾。也许是范曾对她不屑一顾，或因相距太远，“鞭长莫及”，范曾住东郊团结湖地区，遇罗锦住西北郊，正好近北影，到晓庆处方便……
结果，合作没有多久，遇罗锦与他们便露出分歧来。据说，她同陈国军一起到西南某省看外景时，双方就弄得很不愉快……
终于，她和晓庆闹翻了。到底怎么得罪了她？晓庆后来对我说，她自己也没弄明白……晓庆只是一味地好心待她，连一些私事也同她聊了。这就种下了后患。
遇罗锦认为是对方撕毁合同的。离开后，还不时来要“工资”，居然在大年过春节时还上门来找晓庆“要钱”……而此时正是晓庆妹夫落难，全家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把她了解的晓庆的一些生活细节走样地编成一个短篇小说，在广州的一个小刊物上发表了出来。文中虚构了一个贬意的女主人公，把“影星”换为“歌星”，以影射……
可此事，晓庆也没计较，由它去……
晓庆心中自然不痛快。她把苦水自己吞了下去……
生活再二再三地磨难了她……
拍摄《无情的情人》中的艰辛苦涩。
刘晓庆突然刹住话头，停下她的叙述，许久许久呆滞地凝望着窗外发愣……
低沉的苍穹，黑乎乎的，沉重地压迫着大地，压抑着人们的心头，让人透不过气来。
稀稀拉拉、星星点点的雪花，开始飘飞起来。
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她太累了……
1985年深冬的一天，天气极坏。我约见了刘晓庆。她详尽地讲述了拍摄《无情的情人》中的千辛万苦。这完全是为了应付《青年文学》向我的约稿，她才不得不为我花这么多时间，去回忆那些苦涩的经历。
这部片子拍成后，大约是因不合“政治气候”等原因，只准在海外发行；在大陆禁映多年，才“开放”与观众见面。
“我爱电影。我爱事业。我爱吃苦。我爱生活。我和外界有的人说的我，是两码事。真正的我，还不太为人所知。”刘晓庆恳切地对我说，“但愿，下面的这些故事，这些真实的经历，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我……”
深圳。金秋。
市长梁湘热情地接见电影演员刘晓庆。刘晓庆是应邀南下商谈合作拍摄《无情的情人》影片的。同行的还有导演和制片主任。
“这是本子。”刘晓庆取出电影剧本，递给梁市长。
“本子你定。我看了。”梁市长爽快地说，“我们资助经费就是。”
“谢谢。我想拍好这部片子。”
“相信你会成功。我也是你的忠实观众。”
“我这是第一次当独立制片人。”刘晓庆很有信心地说，“我还想以这种形式再拍第二部、第三部片子……”
“你的决心这么大，太好啦！”梁市长谈笑风生，话语亢奋，“干脆，搞个公司。就叫晓庆公司。”
《无情的情人》另名叫《西藏的故事》，是描写旧社会的一对藏族年轻人的爱情，葬丧于愚昧的家族复仇残杀之中的悲壮故事。作者徐怀中。发表于1959年。60年代前后，几度有人想搬上银幕，但都被极“左”的棍棒打夭折了。70年代，刘晓庆偶尔看到了这个本子，便深深地爱上了它。在十数年的银幕生活中，她以创新的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她十分渴望多尝试一下少数民族角色的创造。徐怀中刻画的藏族姑娘，正合她的心意，况且，这个富有人情昧的动人故事、不落俗套的情节，更如同磁铁一样，吸引着她。她专门拜访了徐怀中同志，诉说了自己想拍摄这部片子的愿望。徐怀中颇受激励，于百忙之中抱病对剧本作了一些修改，使其更臻完善。
刘晓庆拟拍《无情的情人》，是以过去没有过的组织形式出现的。这部片子，将由深圳市市长梁湘（代表深圳市）、珠江电影制片厂厂长吴长城（代表珠影）和香港南方影业公司老板徐敦乐三方出面资助；由刘晓庆个人对投资者直接负责，全权使用经费，选请导演与演员。她组织班子，自任主角，配唱插曲等。这也叫独立制片人。这个尝试，在我国当今的电影界可算是种新鲜的改革。
在深圳呆了一些日子。导演忙于写分镜头。制片主任忙于跑各种事务。刘晓庆准备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前往新加坡等地访问。这是1984年深秋。
“我要出国了。我们的导演和制片主任在这里，有事找你，你不会不理吧？”刘晓庆动身出国前夕，见到梁市长时，半开玩笑地说。
“唉呀，你这个小鬼，怎么这么说呀？怎么可能呀！”梁市长说着，开怀地笑了起来。
不久后，梁市长忙于出访美国。不料，有人对《无情的情人》本子提出异议。深圳市委宣传部有人出来说话：“这个本子是不是给我们看看？”导演与制片主任在深圳开始坐冷板凳了。有什么困难找人，得不到回音，也没有人来过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出现这种情况，与梁市长无关，他也不了解。他太忙，没有时间精力过问此事。
刘晓庆出国回到香港后，从电话里得知导演与制片主任的处境，心里甚为焦灼，连忙在香港奔波，力挽危局。因为这不光是一部她极为喜爱的片子，而且是她新的创业的开端，如果砸锅，打击将是沉重的。
“你们不要离开深圳，等我的消息。”刘晓庆给导演及制片主任打电话道。
“我们准备去蛇口特区。”刘晓庆又从香港打来电话，“你们可以给市委透个风，但千万不要让粱市长为难。”
“季节晚了，我们想回去整一整本子再说，请把剧本还给我们。”导演与制片主任给深圳市委打了个电话。
“可以嘛。可以嘛。”
如此结局，使一位画家忍不住了。他居然跑出来打抱不平，找到市委去。市委秘书长过意不去，连忙赶来表示歉意：“你们的房费由梁市长负责，电话费由我负责……”
蛇口特区负责人袁庚热情接待了刘晓庆等三人。当天便草签了协议书。在这里工作的电影界老前辈黄宗英闻讯也积极支持。于是，《无情的情人》影片投资者确定为四方：蛇口招商局、珠江电影制片厂、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和黄宗英主持的都乐影视公司，各方投资20万元。蛇口招商局负责执管拷贝事务，珠影负责对内发行，南方影业公司负责对海外发行。
“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招商局有的是钱。我们只是希望打破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不甚景气的局面。”袁庚同志坦率地对刘晓庆说，“你有改革创新的志气，又有这些困难，我们和珠影支持你的事业。你要好好干。”
“一定。”刘晓庆激动地回答，“我也不是为了赚钱。我现在的生活很好。只是因为热衷于电影，才想闯一闯。《无情的情人》是个好本子，多年来一直上不了银幕。这很不正常。这是个藏族的好戏。”
有一次，蛇口招商局宴请刘晓庆时，黄宗英来了：“晓庆呀，这个本子不错，你要拍好它。出什么问题，我替你滚钉板。”黄宗英坦诚而关切，道出了一腔肺腑之言，“你要注意身体。我看你最近有些憔悴了。作为一个演员，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袁庚关切地问。
“我们误了一些时间，现在得马上组织班子，选找外景。”
“好。我们先支付5万元。你们开始行动吧。”
绝境逢生路。晓庆握着一只只热忱的大手，望着一双双炽热的眼睛，心潮翻涌，眼眶热辣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