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鎲，辛云京之孙，也是著名的平定“安史之乱”将军。“学《诗》、《书》，能击剑，重然诺，走人所急。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庞勋造反，攻打泗州。泗州守将是杜慆，当时，两淮郡县都已陷落。杜慆坚守了很长时间，援军虽集，但叛军仍未解围。这时辛鎲正寓居广陵，知道这一情况后，便仗宝剑，驾小船，直趋泗口，穿过城栅，进入城中来见杜慆。慆平素就听说过辛鎲有胆略，但从未见过面。辛鎲的到来使他非常高兴，握着辛鎲的手感谢地说：“判官李延枢刚才说你的为人，怎么突然就到了啊？你来了我就无忧了！”辛鎲也觉得杜慆可以共事，就请求回家与妻子决别后，与慆同生共死。当时叛军十分嚣张，众人都向南逃跑，唯独辛鎲行北行。过了很久，辛鎲还没有到来，杜慆很担忧，延枢知道他必定会来，对杜慆说：“辛鎲到来，可以表奏封为判官。”杜慆同意。不一会儿，辛鎲来到，杜慆高兴地说：“敌军围城十分紧急，飞鸟都不敢过，你却甘冒白刃进入这危险的城池，就是古人也有所不能。”于是劝其解白衣披上盔甲。这时叛军三面攻城，朝廷派来的援军扎营于洪源驿，相顾不前。鎲说：“事情非常棘手了，只有杀出重围才可以求到援兵。”于时与杨文播、李行实乘夜驾着小船，悄悄穿过叛军营寨，来到洪源驿。见监军郭厚本，讲论泗州的危急，提出应当急速救援，厚本同意出兵。但淮南大将袁公异等却对厚本说：“敌众我寡，不宜轻举妄动，应当等到时机成熟时再行动也不迟。”辛鎲听后，非常气愤，在坐中拔出佩剑，双目圆睁，大声对公异说：“贼兵千方百计地攻打城池，城池陷落就在旦夕之间。你们奉皇命赶来救援，却逗留不进，到底想干什么？”推剑直前，大声斥责：“你们这样不仅有负于国恩，就是从大丈夫的义气出发，也应当紧急救援！大丈夫辜负国恩，虽生可羞。假如泗州陷落于叛贼之手，淮南即是叛军的战场，诸公难道能独存？我今天断左臂杀君去。”说着就挥剑直刺向公异，被厚本拉住，公异等才免于被杀。辛鎲望着泗州经日大哭，帐下将士也为之流涕。厚本为其义举所感动，挑选了五百勇士，随鎲入泗州。辛鎲说：“足够了！”一个个挨着问将士：“能行吗？”众人回答：“行。”鎲仆面跪于地下，哭泣着以表谢意。辛鎲带领500军士，在半夜时分砍开叛军营栅，大声呼喊着，由水门进入，杜慆也从城内出兵，表里夹击，叛军大败，泗州城中人心才得以稳固。
叛军虽然吃了一次败仗，但泗州城仍被包围着。城被围了三个月，救兵在城外又被打败，城更加危险。鎲又请求到淮南求救兵，与壮士徐珍等十人持斧夜斩贼栅而出，见节度使令狐，又到浙西见审权。当时都传说泗州已经陷落，怀疑鎲为贼计，囚之。鎲引李峄自明。峄当时是大同防御使，称其忠可信。审权才准许发救兵，合淮南兵共五千。鎲引兵与叛军决战，斩贼六百级，大获全胜，终于解了泗州之围。因其有功于朝，授监察御史。后以功第一，先后拜封为亳州刺史、曹州刺史、泗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后死于任所。
中原和关陇士人的西来，主要是去兰州以西上任而途经兰州，在兰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作品。这些士人的东来兰州或对兰州的描述，进一步传播了儒学思想和文学精华，如著名诗人岑参、高适等曾深入大西北，写了不少描绘边塞风景的诗。仅直接描写今兰州市区的就有高适的《金城北楼》、岑参的《题金城临河驿楼》、邓千江的《望海潮》等。
高适，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省沧县）人。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曾经两次出塞，去过辽阳，也到过河西，对边塞生活有较深的体会。加之他久佐戎幕，对边塞征战生活和塞外风光也有长期的体察与深刻的认识。他本人又素有雄图大志，希望“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因此在他的边塞诗里，既有边塞风光的描绘，也有安边定远的理想；既有对凯旋受赏的向往，也有怀才不遇的怅望。他在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处任幕府书记时，从长安出发，取道狄道抵达兰州。在兰州小住时，曾登金城北城远眺，写下了著名的《金城北楼》：
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
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
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
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
诗歌描绘了兰州美丽如画的山水胜景，白马浪的雪浪翻滚，黄河滔滔东去的雄伟气势，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怅望。
岑参，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天宝八年（749年），岑参随高仙芝到了安西，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中掌书记，驻武威。他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普官》一诗中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可见他当时满怀着报国之志，想在戎马生活中开拓自己的前程，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到边塞后他依然不得志，于是在两年后又回到了长安。天宝十三年（754年），封常清任安西节度使，岑参任监察御史，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
岑参在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的途中，在兰州小住，并下榻临河驿。唐代在兰州设有“金城驿”，属关内道管辖。金城驿靠近黄河，故称临河驿。诗人在这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
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
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
忽如江浦上，忆昨捕鱼郎。
诗歌在突出描写兰州重要的军事交通地位的同时，着意描绘了金城临河驿周围优美景色，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兰州的生态环境可与江南比美。
邓千江，金代临洮府（今甘肃省临洮县）人，作曲家、戏曲音乐家。他的《望海潮》一词至今脍炙人口：
云雷天堑，
金汤地险，
名藩自古皋兰。
营屯秀错，
山形米聚，
襟喉百二秦关。
鏖战血犹殷，
见阵云冷落，
时有雕盘。
静塞楼头，
晓月依旧玉弓弯。
看看，
定远西还。
有元戎阃命，
上将齐坛。
瓯脱昼空，
兜鍪夕解，
甘泉又报平安。
吹笛虎牙间，
且宴朱履，
歌按云鬟。
招取英灵，
毅魄长绕贺兰山。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金人大曲，如吴彦高《春草碧》、蔡伯坚《石州慢》、邓千江《望海潮》，可与苏子瞻《百字令》、辛又安《摸鱼儿》相颉颃。”邓千江的《望海潮》，并配有乐曲以供演唱。《望海潮》一词“从战略眼光出发，健笔纵横，浓彩重抹，把兰州城那依山傍水的险要形势刻画得跃然而出，把皋兰山那雄伟险峻的天然风貌描写得栩栩如生，确是对古城兰州的一曲壮美赞歌”。（引自《历代咏陇诗选》） 高适、岑参、邓千江等士人的到来，无疑对兰州的士人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隋唐至元时期，除上述一些士人亲临兰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作品外，也有一些士人未来过兰州，但他们却有作品描述了当时兰州及其周边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一方面影响了兰州的士人文化，推进了兰州士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另一方面也为研究兰州历史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这一时期，这些士人仅描述兰州市区和永登、红古所在的河湟地区的诗作就有唐代杜牧的《河湟》、刘驾的唐乐府《吊西人》，宋代刘宪的《摩云岭》、苏轼的《获鬼章二十韵》、黄庭坚的《启至大寨，闻擒鬼章，捷书上奏，喜而为诗》等。
王翰的《长城吟》以“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遥闻钲鼓动地来，传道单于犹夜战。此时顾恩宁顾身，为君一行催万人。壮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战血染朱轮”的诗句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汉胡激烈的战争场面。
沈佺期的《出塞》以“十年通大漠，万里出长平，寒日生戈剑，阴云拂旆旌。饥鸟啼旧垒，疲马恋空城。辛苦皋兰北，胡尘损汉兵”的诗句描写了唐蕃战争的情况。
张乔的《河湟旧卒》用“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
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的诗句，表现了唐蕃战争的残酷。少年时参加河湟地区的唐蕃战争，天下太平了，回故乡时人已经老了。参战的10万军队已经伤亡殆尽，剩下的一些人孤独地在夕阳下吹着塞上的歌曲。
元稹的《西凉伎》有“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没尽空遗丘。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的诗句。杜牧的《河湟》有“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的诗句，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河湟地区沦陷后，当地人民的悲惨生活和沦陷区人民不甘受吐蕃贵族奴役，深切思念故国的感情。
（河湟指黄河和湟水。唐代惯以河、湟指甘肃、青海一带。河湟间、河湟一带包括今兰州市永登县、红古区等地区） 刘驾的《吊西人》、《献贺觞》等唐乐府诗句，以“河湟父老地，尽知归明主”；“但莫取河湟，河湟非边疆。愿今日入处，亦似天中央。天子寿万岁，再拜献此觞”，充分表现了诗人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唐王朝收复河湟失地时无比喜悦的心情。
宋代刘宪的《摩云岭》诗曰：“九月秋初到，千山雪已深。石危妨去马，林晚怯栖禽。草没平沙暗，云涵邃谷阴。谁言边塞苦，今日属登临”。描绘了兰州地区的北国山林风光。
宋代大诗人苏轼的《获鬼章二十韵》、黄庭坚“闻擒鬼章”而写的诗，以及游师雄的《生擒鬼章，庆忻偶成》等，以“青唐有逋寇，白首已穷妖。窃据临洮郡，潜通讲诸桥。庙谋周召虎，边师汉班超。坚垒千兵破，连航一炬烧。擒奸从窟穴，奏捷上烟霄”（苏轼《获鬼章二十韵》）；“千仞溪中石转雷，汉家万骑捣虚回。定知献马番雏入，看郎称觞都护来”（黄庭坚《启至大寨，闻擒鬼章，捷书上奏，喜而为诗》）；“王师一举捷于雷，顷刻俄间破敌回。且喜将门还出将，槛车生致鬼章来”（游师雄《生擒鬼章，庆忻偶成》）等诗句，描写了宋哲宗年间发生在兰州周边地区的，宋军反击吐蕃贵族内侵，俘虏吐蕃首领鬼章的“熙河之役”胜利后，诗人们的喜悦心情。
自魏晋至宋元时期的1100多年间，兰州地区一直存在着士人文化，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士人文化还相当活跃。特别是西秦建国和薛举割据金城时更为明显。一是国都的建立，必定会集中大批士人，也会吸引大批士人来兰州地区以寻求出身。从而会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士人群体，也肯定会有相当活跃的士人文化。如西秦建都兰州期间，兰州地区集中了大批士人，见于史册的就有轲埿、乌埿、出连高胡、叱卢那胡、乙旃音埿、屋引出支、独孤匹蹄、密贵、裕苟、提伦、出连乞都等文武百官数十人。二是郡治的设立，也会集中和吸引一些士人，形成一定规模的士人文化。但由于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士人行止不定，所建立的西秦只有47年，而薛举则仅两年，没有一个形成较为稳定的士人群体和士人文化的基本条件。因此，这一时期的兰州士人文化仍然只是处于孕育阶段。
从总体来看，秦汉至宋元的1500多年间，兰州士人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隋唐开始科举取士，士人特别是中下层士人以文求“仕”的途径较以前有所宽广，但仍然没有突破弱势境况。就是出现的几个士人，也大都是以个体身份汇合于关陇或其他地方士人群体中，因而，兰州地区当地士人一直没有形成士人群体。但是他们在本乡的地位却远非如此，兰州士人，包括一些本身是读书人但却通过从军的途径寻求显达的兵家，多出身地方豪门盛族，有很明显的家族垄断现象。也就是说，在士人中，大量出现的是少数豪门盛族的家族成员。如西汉赵充国、三国韩遂、西晋麴允、北魏赵柔、隋末薛举、兴盛高昌的麴氏家族、唐代辛云京祖孙等，或为世家子弟，或为金城豪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