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金戈，崛起血性男儿
夏商周时期，兰州地区为羌戎部族活动地区。公元前771年，西戎攻占镐京杀周幽王，周平王东迁，因秦襄公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此后，秦国虽然逐渐收复了被西戎占据的关中地区，但仍被中原诸侯视为戎狄。至公元前750年，秦文公统一关中，秦人与周遗民开始共处，受周文化影响，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业，向华夏化发展。到西周灭亡后，秦人在陕西宝鸡建立了戎化国家，并逐步融合了被征服的西戎（藏缅族群的氐羌、吐火罗）和周遗民。史载春秋时，秦穆公用由余之策，西伐诸戎，“并国十二，开地千里”（《史记·秦本纪》），“秦所开地，陇西、北地是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西戎八国服于秦”（《史记·匈奴列传》）。“八国中有‘翟、之戎’，翟戎居今临洮县一带，戎居于今陇西县一带。包括翟戎、戎在内的‘西戎八国’这时只是‘服于秦’，还没有为秦所灭”。（《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到战国时，“西戎八国”完全被秦国占领，经过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至战国晚期最终形成了融为一体的关陇地区华夏族。秦人不断向西开拓疆域，秦孝公时，秦国已将其西境推进到黄河以南的洮水流域。至秦昭王时（前306年～前251年），秦已占有陇西、北地、上郡，并修筑长城以拒胡人入侵。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78年），秦在陇山以西设置陇西郡，并将郡治设于与今兰州接壤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其势力范围已接近今兰州地区。
秦始皇时，秦全力向东用兵，兼并山东六国，无暇顾及西方，所以未向西方羌人居地用兵，因此兰州黄河以北、以西的羌戎部族能够较快发展。秦统一六国后，于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北击匈奴，占领“河南地”。次年自兰州始，沿黄河南岸向东至阴山（在今内蒙古），设县44个，筑城防守，移民实边。在兰州设榆中县，筑榆中城。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地区归入秦王朝版图，属秦陇西郡。
秦首次在今兰州市城关区东岗镇一带设榆中县，明确了秦在兰州地区的统治，也初步确定了今兰州黄河以南边塞军事重镇的地位。此时，今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地区全部为秦所有，以北、以西的皋兰、永登、红古等地仍由羌戎部族占据。秦占据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后，原居住的羌人一部分与迁徙来的秦人共处而逐渐华夏化，一部分退居以北、以西地区，仍然过着游牧生活。
秦末中原大乱，匈奴乘中原战乱之机迅速南下，越过长城，对中原王朝形成极大威胁。西汉初，匈奴领袖冒顿单于以其三十余万精锐骑兵，重新占领河南地，击走月氏，占据黄河以南至战国秦长城间的大片土地，并与兰州以西河湟地区的羌人联合，对汉王朝的西北地区形成强大的包围。当时，西汉王朝刚刚建立，国力十分虚弱。
面对这种内部残破的局面和外部强大的军事威胁，汉王朝难以与匈奴争锋，因此只好采取妥协的政策以休养生息，积极积蓄力量准备适时反击。于是刘邦与冒顿单于约为兄弟之国，并以“和亲”换取边境安宁。
在西汉建国的前六七十年间，匈奴的势力逐渐变得更加强大。
匈奴对汉朝边境的侵扰日益加剧。汉高祖六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前201年～前133年）间，匈奴骑兵连年南下，虏掠人畜，劫夺财物，践踏庄稼，汉朝北方广大地区受到严重危胁。而西汉王朝经过高祖、文帝、景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国力已空前强盛，对匈奴反击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制定了以武力防御和抗击匈奴的方针，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元朔二年至元狩四年（前127年～前119年），汉武帝任命卫青和霍去病为大将，先后发动了河南、河西和漠北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北击匈奴，却敌千里。
河南战役之前，匈奴一直将其作战重点放在西汉的东北边境地区，以自己的左部兵力，于西汉防御兵力薄弱的地带行动，以便达到有限的作战目的。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春，匈奴大举入袭西汉东北的上谷、渔阳两郡，杀掠人畜。武帝抓住战机，立即命卫青和李息率军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地区），沿黄河北岸西进，避实击虚，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军进行远距离的迂回包围。斩杀和捕获匈奴军5500多人，牛羊百万余头，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区，白羊王、楼烦王仅率少数卫骑逃走。卫青大获全胜后，率军从陇右地区胜利回师。这一年，西汉重新设置了榆中县，属陇西郡。
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汉发动了对匈奴的河西战役。包括兰州在内的河西地区是通往西域诸国的咽喉地区，也是西汉王朝经略西北地区的关键性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由于河西地区的阻隔，西汉王朝统一西北的战略意图一直无法实现。如果西汉王朝夺回河西地区，就既能解除匈奴从西方对汉王朝的威胁，又可斩断匈奴与西部羌人部族联盟，极大地削弱匈奴的势力范围，对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地区极为有利。从这一全局性的战略意图考虑，汉武帝先置匈奴进袭最厉害、遭受战争灾难最深的右北平、上谷、代郡、雁门等地区于不顾，而决定先向兵力相对薄弱，但却对西汉腹心地区威胁最大的西部匈奴右部进击，并沿河西走廊节节向西北方向推进，争取一举消灭河西地区的匈奴势力，斩断匈奴的右臂，因此决定首先发动河西战役。
河西战役分两次作战，均由骠骑将军霍去病指挥。关于霍去病的进军路线，《史记·骠骑列传》、《史记·匈奴传》、《汉书·霍去病传》记载均十分简略，只言“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合短兵，麋皋兰下”。但据冯克诚、田晓娜主编的《中国通史全编》上册第57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说，第一次是元狩二年春三月，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轻骑万人，从陇西出塞（今临洮地区），迅速进军至金城（今兰州地区），渡过黄河，至令居（今永登西），沿庄浪河北上，越乌鞘岭，一路转战6天，扫除了匈奴5个部落王国。
接着西行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之大黄山，亦称燕支山），疾进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杀匈奴折兰王、卢胡王，“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前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河西走廊遂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第二次是同年夏天，汉王朝乘胜出击，命霍去病再次进军河西。此次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多人。这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汉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沿边五郡故塞之外予以安置，称“五属国”。从此，兰州黄河以西、以北的大片土地完全归入了汉朝的版图，兰州的边塞军事重镇地位正式被确定下来。当时的兰州属陇西郡故塞之外，也可能安置有匈奴降户。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今祁连山）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空无匈奴”。（《前汉书·张骞传》） 在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两次攻打匈奴，占领了今兰州地区后，析榆中县为金城、勇士两县，命大行李息在今西固城区筑金城。西固城区位于黄河兰州市区段黄河右岸的二级阶地上，为黄河河谷盆地。城池北临黄河天堑，渡河西北行可达河西走廊；溯湟水西行，可达今青海。南依巍峨高山，东邻秦代所筑的榆中县城，经榆中县东行可达罕（今临夏），进而至陇西郡治临洮。西接河湟地区，与羌戎接壤，为进攻羌戎和防御羌戎进犯的最前线的边塞。不论从军事战略角度，还是从道路交通角度看，都是一座关隘性城池，进可攻，退可守，道路可以四通八达。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军事价值和交通作用，所以汉金城筑得非常坚固，故有“金城汤池”之说。
开疆拓土，胡汉文化对接
民族融合与同化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相互接近、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现象。
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规模。距今5300年左右，仰韶文化西延，在兰州地区与羌文化结合，形成著名的彩陶文化。秦王朝开拓疆土，将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地区并入秦王朝版图。
秦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以黄河为边界，沿河设县筑城，作为边防要塞。筑于兰州黄河以南地区的榆中县，即是边防要塞之一。二是为巩固新拓疆土，迁发中原地区罪犯到新拓地区，以充实沿边诸县。同时还采取拜爵一级的奖励办法，鼓励平民向沿边诸县迁移。据史书记载，仅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中原地区的秦人迁徙到兰州地区后，与兰州地区的土著羌戎错居杂处，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入兰州地区。
汉代继续开拓疆土，汉人在和少数民族的频繁战争中，置县、设郡，移民屯田，安置降羌，实现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交融。
西汉初期，匈奴重新占领河套以南地区，并占领古金城部分地区，与青海的羌人共同构成了对汉王朝西北地区的强大包围态势，并不断侵扰汉王朝边塞地区。汉武帝时，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斥逐匈奴，纳兰州至河西的大片土地入西汉王朝版图，将归降汉朝的4万多匈奴人安置在包括兰州在内的陇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此时的兰州地区为汉王朝扼守河西、拱卫京城的大门，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保卫和经济文化的开发，在兰州今永登地区修筑了长城，在今永登西北修筑了令居塞，驻重兵戍守。
在加强边塞防守的同时，仿效秦代移民实边的政策，向边郡迁移大量罪犯和平民，实行亦兵亦农的屯田。作为边塞重镇的兰州地区，即是重点移民区域之一。为了保证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汉王朝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如移民户的衣食全部由国家供给，以保证移民初期的生活需要。
民族的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秦汉时期，“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形成，而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汉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秦汉王朝占领兰州地区后，设置榆中县、金城郡、金城县，移民实边，屯田戍边，造成大批汉人进入兰州地区，由于汉民族具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大批汉人进入兰州地区，汉与羌戎、胡等族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汉民不仅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传播到兰州地区，而且也以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了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扩大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秦文化的影响下，兰州地区的羌戎部族，逐渐融合于秦人之中，从而形成了兰州地区第一次民族融合。此时的兰州地区至少有汉人、羌戎人、匈奴人等族种。由于汉民子孙繁衍，和当地游牧民族的汉化，于是在兰州历史上形成了第一个由汉、匈奴、羌等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地区。
秦汉时期的民族融合，对今兰州地区的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是稳定了边塞，经过秦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对兰州地区的经营，兰州已成为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和隔绝羌戎联络的战略要地，经常驻有重兵防守，为发展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创造了较好的政治军事环境。二是发展了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居住在今永登、红古一带的原河湟地区的羌人，本为游牧民族，西汉时，赵充国平息羌人反叛，一次小胜缴获马牛羊10万多头，说明此时羌人的畜牧业已经非常发达。但自秦汉移民实边，采取屯田措施后，中原先进的农业文化传入，在长期的文化交汇中，羌人开始农牧兼营，一些部落已经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有定居的聚落，有固定的农田，而且掌握了挖修沟渠、引水灌溉的技术。
用兵西羌，国士麟阁留名
秦汉帝国版图的西扩，本来给中原士人文化的西延和当地士人的崛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兰州地区一直被中原王朝作为边陲军事重镇和经营河西的基地、中原王朝联系周边少数民族重要的中介地区加以建设和控制，驻军数量相当可观，保卫边疆、开拓疆土的兵事十分频繁，因而，秦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军事作用和军事设施建设的关心远远大于对社会文化的关心。因此，虽然秦汉时代新的统一的文明中心仍然在黄河流域，但处于这一中心边缘地带的兰州士人和士人文化，因产生的基础十分脆弱和产生的条件缺少而基本处于停滞和半停滞状态，世家子弟及其他读书人因很难以“士”求“仕”，大多通过从军以求显达，从而造就了为数不多的一些士人，孕育了中兴名臣赵充国、护羌校尉段熲等一批名臣名将，形成了兰州地区早期的兵家文化。
赵充国，西汉陇西上邽（今天水市）人，后徙居金城令居（今兰州永登县）。他在汉武帝、宣帝时，在征讨匈奴、羌、氐的战争中屡立战功，而且善于从政治战略的高度处理军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