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的外延
物态的故乡除了在记忆的储存中已不复存在了，可精神的故乡却超越出记忆而化作无限的大--这个故乡，多多少少在证明着客家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形而下的存在，而化作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崇正意识。
这“正”，已不仅仅是正朔、正宗、正统、正中，还包含有正义、正直、正大、正气--自外而内的正身！
它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标准，也是一个道德规范，更是客家人自塑的伟大力量。
“正”字，在中华民族的辞典中，有着太丰富的内涵。而“祟正意识”，则表明客家人对其内涵发掘之深，开拓之广，证明他们是最本色的中国人。
凭这个“正”，他们不可以被异化，无论是刀光剑影，还是灯红酒绿，都不能改变整个民系的价值取向。
哪怕钉在十字架上！
大规模的迁徙，带来的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也是大的激活，产生出新质来，甚至会创造一种全新文化。
当中原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衰变乃至朽颓的时候，客家文化却在脱胎于中原文化之际，离得了新的生机。如今，如果把客家文化等同于中原文化的话，也就轻蔑了客家文化--毕竟，它是具有全新的活力的。华夏文化或中原文化的再造，少不了它的参与。
因此，流变中带来的新陈代谢，脱胎换骨，势必产生一连串客家式的主题。
而这些主题，在中国与世界的当代生活中，也同样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于是我们选择其中较为重要、突出与鲜明的几个主题，来作诠释，时实时虚，时沉重又时空灵……
确认这些主题，我们也就抓住了这个民系的未来走向。
岁月的定格
天放的时代，天放的人
见到他们，你，只要是多少知达一成中国文化史的人，使立即会想起那“浓于热情的年代一一魏晋南北朝来，想起那个年代的中原人……
定格
历史总是一页一页地揭了过去。
岁月总是如波浪一般奔涌向前。
然而，有什么，会把历史与岁月，在刹那间予以定格，久久地凝聚于某一个时代，某一页记载之中--如同故乡的明月，如同童年的故园一样，从此挥之不去？这一刹那，便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民系的气性、品格乃至情感的全部依据，千年不易。见到他们，便会想起已有的时代！
这也许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一个民族与民系的禀性，总是与某个时代密切相连；同样，也与某个地域不可相分。那个时代，竟在骤然之间浇铸了这个民系的全部，或至少是大部的情感色彩、价值取向、道德风貌，及其气质、品格，一切的一切。而所在的地域，作为上苍赐予的“最初的家园”，也就似照片一样定格储存在整个民系的记忆之中，不仅不会淡化，而且会日益鲜明起来……
对于魏晋南北朝，对于中原，客家人就是这么被”定格”的。
任何人，只要是第一次接触到客家人，便会骤然为其人格魅力所吸引。他们是如此有别于被规范化或格式化的汉族其他民系，每每热情如火，自由放达，多姿多彩，刚毅开朗，不可抗拒。
他们对“中原之根”执着的思念，更是与任何人的故乡之情所无法比拟的。其寻根意识，已不仅仅是文化的意蕴了，那有他们的血脉，他们的生命所系。
见到他们，你，只要是一个多少知道一些中国文化史的人，便立即会想起那“浓于热情”的年代--魏晋南北朝来，想起那个年代的中原人。
一千多年来，他们风貌不改。
一千多年来，他们禀性依旧。
岁月把他们定格在了那个年代！
天放的时代
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呢？
在经历了秦一统中原、汉独尊儒术的几百年以后，一个王朝的气数也已到了尽头，人格的萎缩自是一统的压抑所成，所谓“径明行修”，把前儒的道德伦理对人格实践的要求推向了极端。于是，物极必反，合久必分，来了个军阀混战，乱世枭雄各踞一方--这个朝代，汉末魏晋六朝，便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的一页，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存的痛苦更是登峰造极。然而，大的混乱，却使几百年的束缚、箝制得到了破解，人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个性的自由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的智慧、人的热情，也都能浓酣地予以发挥。所以，鲁迅把它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一代宗师宗白华也称其为“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字，
顾恺之、陆探微的画，
戴逵、戴顒的雕塑，
嵇康的《广陵散》，
建安七子，三曹，还有阮籍、陶潜、谢灵运等人的诗，
以及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志怪小说，
还有可称得上空前的文学理论如《文心雕龙》、《诗品》等，更有云岗、龙门石窟壮伟的造像，洛阳及南朝崔嵬的寺院。
无不堪称光焰万丈！
以后，在艺术上过于成
如宗白华所称：
这时代--汉代--以前，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
这时代--唐代--以后，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史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宗白华给这个时代下的定义，显然是令人激赏的，也是中肯与准确的--这有那个时代众多的史实为证，更有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为证。
君权受到了怀疑与挑战--“无君论”也是那个时代出现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更成了那个时代最高亢的强音，不满、反抗、进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超越伦理束缚、历史实用的艺术精神更是高扬……
这混乱的400年间，生与死，爱与恨，美与丑，大善与大恶，崇高与卑鄙，伟大与藐小种种，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大忠大奸，大进大出，无疑是太富于浪漫色彩了。生命，也就从中勃发出清姿来--虽然无时无刻不受到死亡--由于战乱与灾荒--的威逼，但这愈发激撞出火花来，更为至贵，更应当珍重，哪怕作为掠过长空的彗星！
这便是那个年代！
精神里的故乡的月
当缓缓流动的历史无声而过，一切均在流变之中，那么，某个阶段的特色很快便会消失，一如汉魏六朝青春勃发的艺术精神走向了盛唐的成熟之际，人们对汉魏六朝的特色也就渐渐淡忘了。
历史就是这样。
历史本来就是这样。
然而，一旦历史被骤然截断了，这一段历史的横剖面给定格了，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尤其是历史在被截断之际，有那么一支民系同时被抛离了正常的历史进程之外，他们会对这一定格的横剖面产生怎样的情怀？
于是，魏晋六朝，也就成为了破译客家人禀性的一把钥匙。当然，这不仅仅是对一个民系禀性的探究，从更广阔的角度上去看，包括客家山歌，客家民居种种，也可以从那个时代寻到某种渊源，某个答案。
客家人，正是在这个精神大解放，思想大自由，但也是人生最苦痛的时代中，骤然被抛离出正常的历史轨道，被迫开始了万里长旋，千年迁徙……
那么，出发前的记忆，文化的记忆，也就在这一刹那间给定格了--因为，这是他们在中原故土上最后的记忆！
而作为中原故土上的文化，在他们离别之后，已让连年的战乱，化作了一片废墟与灰土，历尽劫难而不复存在了。--然而，在远离故土的客家人心中，它却依然存在，依然栩栩如生地存在着。
着名的犹太人思想家维特根斯坦曾在他的笔记中写下：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
无疑，客家人的精神，将永远萦绕在他们离别之际的文化定格--无论它是否已成为了灰土。因为，这与他们血脉相连，仍在激发他们前进与创造！
精神中的“故乡的月”，始终照耀着客家人的历史进程，所以，他们身上至今还焕发着这“故乡的月”--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精神。
他们也给“定格”了。
他们只是被抛离故土，抛离正常的历史轨道，但并没有被抛离于文化之外。文化，是与他们相辅的，并生的。文化固然有它一定的地域界限，但是，文化更具有人的群体界限。
“礼失求诸野”
当故土文化已失落，或被摧残，或为另一种文化所占据时，那么，文化仍随着大迁徙的人群在再生，在发展。
其实，早在2多年前，中国的哲人们便已说过这么一句格言：
礼失求诸野。
这句话，用于千年后的客家人，无疑是再贴切不过了。就这样，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精神，便生机勃勃地在客家人身上延伸并劲抽新枝了。
可以说，这是老树上的新枝。
而当年的魏晋南北朝文化精神，不也同样是一个古老的中国社会中勃发的新兴潮流么--追求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成了这个时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从而被冠之于“淸”字，形成一股文化的清流。
这一清流，也就随着客家先民的南徙，而走向了大江南北，一直到了东南沿海一一也由于这一历史“定格”，使得客家人的文化精神，不曾似中原一般走向了衰败、自虐与萎缩，仍始终保持着新兴之际的活力与稳定，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民族的复兴，国民性的再造，做出了卓着的、特有的贡献--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换句话说，客家人保持了我们这个民族处于上升时期的种种禀性。
这绝不是武断。
当然，它也许来自于更多的直觉。但直觉每每不比后来的推断、分析更为牢靠么？
这便是你一见到客家人，便立即联想到魏晋南北朝的原因。他们的苦难令你产生这样的联想，而他们的放达更令你产生同样的联想。至于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値取向，乃至于风度、习俗以及言谈举止，也更让你有这样无可抗拒的联想。
而他们今日的开拓、今日的创造、今日伟大的文明，也无不让你联想到那个精神极为解放、个性极为自由、情感上极为浓烈、艺术极为丰富的时代！
他们无疑是那个历史时代的骄子！
以郡望自矜
“以郡望自矜”--这恐怕是客家人最令人激赏，也同样最招人非议的一个特性。
在梅州，当我们步入《客家名人展》展馆中，瞻仰所展出的120名自古至今的客家名人，每每会产生一种不自觉的情感。这种情感，比步人教堂之际更为神圣、更为浓烈，可以说，是一种已超越了宗教情感的更为博大的、更为崇高的虔诚，是对人类文明、人类伟大的历史功绩的景仰之情。多少人，在那一刹那间便倾倒了，为之赞服了。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民系，在史册上须用如椽之笔而写下。
但是，在与客家人交谈中，固然，大多数人仍为其祖先的显赫及血缘的高贵而叹服，却有时也免不了对这种“贵族意识”产生反感，尤其是某个已沦落到最下层，潦倒已不飞的浪子，仍喋喋不休讲祖的名人时，更觉得有点讨嫌。
无一例外，只要是客家人，无不以郡望而自矜，无论他已功成名就，还是事无成，都总不忘祖上的荣耀--这种执着，在外人看上去已几近病态了。
这一传统，又从何而来呢？
正如客家民居可追溯到汉魏六朝一样，这一以郡望自矜的传统，同样可以在汉末魏晋年间，找到最早的渊源。
而在当时，门第观念，并不见得就是种落后的、守旧的观念----如同我们今日所反感的一样，而有另一重意义。
门第观念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与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很有关系。开始，门第是随着部分家族的经济实力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后来，由经济实力进而得到政治地位后，便得到了认可与保护，于是产生了门第的标志与界限。史学界一般认为它萌生于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得以成形，及到魏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施而得到了法律上的保护。
东汉末年，门第的经济实力已相当可观。史载开封郑氏，有田四百顷，当天下大乱，饥民不绝，甚至有士大夫被饿死时，他家尚有余粮，救济难民。于是，门第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了认可，“选士而论族姓阀阅”，“贡荐则必阀阅为前”，从而“以族举德，以位为贤”。
及至曹魏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州郡大小中正皆由望族担任，从而九品之评定，成为门第间权力分配的合法程序与门阀作为种制度的法律保证。“世资”，则为官品升降的凭据。德行，产生了名望，这便是汉代儒家伦理观对人格实践的取向。有了名望，经过乡间批评和选拔，便可以得到晋升。所以当时的名人，均是很有名望的贤德之士，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力量。尤其是大一统不再，各个小朝廷，每每可怕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怕其后边的大族，可见当时望族之盛、之强了。
德行，是社会地位提升的阶梯，也是保证。在乱世之时，名门望族的作用，每每左右了整个的政局--汉魏六朝，门第为何会产生决定政局、把握舆论的重大影响，这就不能不历史地看待了。
门第与望族
还在永嘉之乱前，门第或望族的作用及社会价值，尚未上升到不可忽视的地步，每每让人觉得徒有虚名，并无实际意义。当时即有人加以斥责与非议，而所指责的弊端，亦非虚言。但到了五胡乱华之后，情况却有了变化。
其时，皇权的作用已经不大了，丧失了作为民族核心的地9位，自身亦在风雨飘摇中。而整个民族，却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但皇权对此，已起不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老百姓又该指望谁，依靠谁呢？
就在这个时候，望族的作用却凸现了，成为了百姓生存的支柱。正是永嘉之乱，北方若干个大姓亲族，抛弃了祖祖辈辈经营的家园田产，带上自己的部曲，佃户，同时，还把广大失去了一切的流民组织起来，一同奔向南方。尽管南方仍被他们视为夷蛮之地，无论是文化还是风俗，都为他们所鄙夷，但是，他们别无退路。为了拯救整个家族，同样，也为了维系华夏文明，摆脱蛮族的蹂躏与统治，他们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率领部曲家族，去寻得一方生存之地，去重新开创一个未来。正是望族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起到了代国家保护百姓的作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望族在社会上的声望与地位。
这一壮举，也就成为人们评价家族或门第髙下的重要因素。东晋正是王、谢两大家族，在国家危亡时做出重大的贡献--如淝水大战等，才赢得人们的推崇与敬仰，他们正是以自身的德行及卓着的社会效应，征服了人心。与此同时，弘农华阴杨氏，虽然祖上颇负盛名，但到了东晋，由于过江太晚，不能承担勇敢的义务，遂每况愈下，被鄙视而遭排抑了。
东晋积弱，是众所周知的，它早已没了大汉帝国的赫赫权威，只是还系了个正朝的名号。同此，它的政治经济力量，无疑要多多仰仗名门望族，这是时势使然。所以，这个时代，望族的社会地位，也就得到了更大的提高，连王室也力求与他们相安无事，和谐相处。当时的丞相王导也就是这么做的。着名客家学者陈寅恪，就专门论及《述东晋王导之功业》：
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所以，清代王鸣盛认为，“导之所以骄人者，不过以门阀耳”并非持平之论。正是王导为相时的政策，知时势，得人心，才使其家族名望蒸蒸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