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发展，从鸿蒙的太古时代到现阶段，始终没有挣脱生存的生物链羁绊。生命有机体的性质决定了人必须不断从外界获得能量，但人不能像植物一样完全直接从大自然的空气、阳光和水中实现能量的转化，也就是说，人不能像植物一样只简单地晒晒太阳就行了，人只有通过生产才能获得其生存所必需的能量，这就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则这种生产必定又是不间断的生产。正是在这种不断进行的生产中，不仅实现了个体和种族的繁衍，而且创造了人类的文化。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立场就是主张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理解人类的精神样式，也就是说，生产从来就表现为双重的结果，生产不仅生产出人类的物质存在，而且也同时生产出人类的精神气质，亦即文化。马克思提示我们，无论怎样荒诞离奇的思想，都可以从生产中找到它的根源，都是生产的“反响和回声”，而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又无非是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能动一受动”的实践过程，所以马克思告诉我们，只有从感性出发，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因此，我们对中国上古文化的研究，正确的路径就是从先民的社会生产出发，如果我们能够循序地把握他们的生产发展的历程，我们也许就找到了进入他们心灵和思想的钥匙。但对生产的理解首先在于对先民生存环境的理解，亦即对先民的“感性”和自然界的理解。但太渺远的过去不属于本文的范围，这里的研究局限于从中国文明的初曙到夏商时代。
农牧业是一切民族踏入文明门槛时所能进行的最主要的产业，但早先的农业是一种纯粹“自然”的产业，基本上是在纯粹自然的条件下进行的，大自然的阳光、降水、气温和土壤与动植物是一切原始农业得以进行的自然条件和前提，也同时是它的限度。中华上古先民从大约距今8000～7000年前开始，就进入了农耕文明时期[1]，这时期的农耕聚落，其农业生产水平已进入初级耜耕的农业阶段，在此以后的这七八千年时间，农业一直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形式，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自然界的变迁虽然极为缓慢，但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自然的变迁对农业生产而言实际上可能已经非常巨大，以至于如果我们不了解先民社会的自然界，我们就很难了解先民社会的农业生产。
【第一节】 夏商社会的自然界
一、气候
已故的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根据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中丰富的气象学和物候学记载，对我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进行了卓越的研究，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大致分为四个阶段：[2]
1．公元前30000年～公元前1 100年的温暖时期
2．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的寒暖交错时期
3．公元1400年—1900年的寒冷时期
4．公元1900年以来的气候波动期
后三个时期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第一个时期大致从中国文明初曙到西周初期，整体地包括了夏商时代，这一时期竺可桢称为“考古时期”，对这一时期气候的研究主要是根据考古发掘出来进行推断的。西安半坡村的仰韶文化，根据碳测定，距今大约5600年～6080年，在它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獐、竹鼠和貉等亚热带动物的考古遗骸；[3]时间上晚于仰韶文化的河南安阳殷墟（约公兀前1400年～公元前1100年）遗址中除獐、竹鼠外还发现有象、貘、水牛等的遗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不少象的记载，如“今夕其雨，获象。”“于癸亥省象，易日”等。殷周遗址出土的象尊和青铜器的象纹，也是当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象很熟悉的反映。而且历史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象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中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记载，说明商人能驯养野象。又《孟子·滕文公下》有“周公相成王，纣伐奄……驱虎、豺、犀、象而远之。”河南古称豫州，“豫”字据胡厚宣的解释，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4]以上都说明商代周初黄河下游有野象活动。
貘和象都是喜暖动物，现代的象目前只能自然生存在云南省南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亚洲现代的貘更局限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膜，这些喜暖动物的遗骸，指示了当时黄河流域气候的温暖与湿润，而且考古学家还在山东历城县一处稍晚于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的竹节，现代竹类大面积分布的北限不超过长江流域。竺可桢据此推测五千年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了1～3个纬度，从而认为当时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度左右，冬季一月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度左右。
殷墟甲骨文记载，当时相当于现在阳历三月下种，比现在要早一个月，位于山东的郯国人每年观察家燕的最初到来以定春分，作为农耕的开始，现在家燕在3月22日春分日前后才到达上海，而山东郯城和上海的年平均温度相差1～5度左右，1月的平均气温相差4～6度，也与上面根据竹子分布区域温度的推算相一致。
竺氏从上面得出这样一结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从文明初曙到夏商时代的气候比现在要暖湿一些，年平均气温大约在14—17度之间，冬季比现在要高3～5度左右，降水比现在也要丰富。
这一包括夏商社会在内的历经三千年以上的温暖期，是冰后期中最强的一个温暖时期，被称为“气候最宜时期”。所谓气候最宜，也就是最适合原始农业的发展，这种气候的显著特点是四季分明。物候明显，冬不苦寒，夏无酷暑，不仅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对先民在原始条件下的生存也很有利。尤其是四季明显的有规律的交替变化不仅有利于先民把握农业生产的规律性，对中国文化后世的精神气质的形塑有极大的提示作用。
二、植被与河湖
与气候相联系，黄河中下游在先秦时期的地面情况和现在比起来，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植被良好。根据整个历史时期黄河决口和改道的情况，谭其骧先生把公元10世纪作为一个界线。[5]在此以前有记载的两千年间，大的改道只有两次，其他决口的记载也很少，黄河基本上安稳和平静。谭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古代黄河上中游高原地带的森林、草原还比较完整，如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上游基本上是高牧区，原始森林、草原未被破坏。唐以前的三干多年，大部分时间气候暖湿，有利于植被发育，保持水土。甲骨文中反映，商人狩猎频繁获象，有时一次达七头之多，象是大型食草动物，由此可推知当时的植被情况。其二是黄河中下游平原上湖泊和水网比现在要稠密得多。《尔雅·释地》有“十薮”“齐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晇，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燕有昭祁，郑有蒲田，周有焦获。”“十薮”中除云梦、具区在长江流域外，其余均在黄河中下游。《周礼·职方》作“九薮”，少大陆，海隅、焦获，多雍州的弦蒲、幽州的簇养。《吕氏春秋·有始览》及《淮南子·坠形训》亦作“九薮”，少大野、焦获多赵的巨鹿，此外见于《左传》、《国语》及诸子之书称湖、泽、浸、薮的难以胜计，到公元6世纪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黄河下游的湖泊仍有130多个，由此可见一斑。但这些众多的历史湖泊，主要由于黄河的影响，现在均已不存。
与星罗棋面布的湖泊相适应，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的河道也比现在稠密。各大古湖泊在湮没前均有河川注入，并连成水网。古人曾经把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合称为“四渎”，可见济水曾是古代的巨流之一。济水最早见于记载是《禹贡》：“导允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济水被说成是一和跨越黄河独流人海的水道。由于黄河的影响，济水的断流从北魏开始，到唐宋最后湮没。[6]济水之外的小水由于黄河的影响而湮没的就更不胜记了，尤其是伴随着古湖泊的消失，原来稠密的水网就失去了依托和调节器。
三、土壤与农作物
华夏文明生长发源之地，首先在黄河中下游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上。[7]黄河以北有晋南平原，黄河以南有洛河平源，西北是渭河平原，东北连华北平原，这些平原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
近年李朝远《西周土地关系论》有对于土壤的具体分析。该书中说：“今天黄土的分布、厚度、物理性能与商周时的黄土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国黄土的类型可分为原生黄土和次生黄土两种。原生黄土是第四纪地质时期以风力搬运堆积未经次生扰动的土状沉积物，以分布在今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构成黄土高原的黄土为代表；次生黄土是指风力搬运堆积之外的其他成因（如洪积、冲积和冰川侵蚀）的黄色的粉土状沉积物，以华北平原的黄土为代表。原生黄土和次生黄土不仅外部特征不同，而且构造、分布、形状、颗粒、厚度均有较大的差异。一般认为，原生黄土无层理，柱状或垂直节理发达，质地疏松，容易粉碎，多大孔隙，组织结构均匀，富含碳酸盐。今日原生黄土的有机质为0．5％—1．5％，含氮为0．05％～0．12％。钾的含量高达1％～3％。次生黄土的构造有层理，柱状节理不发达，组织结构比较坚硬，不易粉碎，缺乏孔隙，全层上下不均，常夹有砾石，土壤肥力相对较低，今日山东、河南的土壤自然肥力，一般有机含量为0．4％～1．4％，含氮量为0．05％—0．08％。”[8]
总之，“北方的土壤，特别是黄土，在结构上均匀、细小、疏松、易碎，很利于石铲木耒之类的掘土农具翻地。所以，随着大石铲（石耜）磨制的愈来愈规整锋利，翻地的效率亦会愈益增高。在已垦辟的田地里，由于土质疏松，用耜起土翻地可以根据需要而进行适当的深耕；在新垦荒地中，火烧之后，用耜刺地翻土的同时也渐断了杂草荆棘的根系，可以翻起大而硬实的土地。此外，黄土保持着大部分矿物成分，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同时，黄土由于结构疏松，具有垂直的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这不但能使下部的盈力吸收到地表，形成黄土的自肥特点，而且使黄土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而北方的各类作物又具有很好的耐旱性。这样，只要不是连年大旱，即使在雨量较少的情况下，粮食作物亦可获得不错收成”[9]。
关于农作物，根据考古发掘，中原地带最早的农作物是粟。磁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粮食的的窖穴，窖穴中保存着大量粟的遗存。[10]到商代，农产品的种类属于经济作物的有桑、麻，属于谷类作物的有黍、稷、麦和稻，以谷类作物为主，谷类作物中又以黍、稷为主。[11]
【第二节】 夏商地望
一、夏之地望
古史辨学派曾经怀疑夏代的存在，但现在这种怀疑已经烟消云散了。殷墟的发掘尤其是甲骨文的释读说明《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代的记载基本是可靠的，这使人们相信司马迁关于夏代的说法也不是空隙来风。几十年来，田野考古学为发现夏文化进行了卓越的努力，经过几代学者和考古学家的共同探索，人们逐渐明确地把“二里头文化”当作是夏文化的考古学遗存。
“二里头文化”，最初是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发现的，其出土遗物“从形式上与作风上看。都比较陌生，不惟与安阳小屯的出土物不同，即与郑州二里岗的遗物相比，亦大有区别。”[12]此后，属于这类文化的遗址和遗物，在河南的偃师二里头、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山西省的夏县东下冯等地，不断有所发现。其中，以二里头遗址的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文化遗物最丰富，因而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它主要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山西省夏县的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集中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一带：另一个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洛阳、偃师、巩县、密县、登封一带。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区。
这种分布，正与古代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记载相当。今山西省南部浍水、涑水一带，是古文献中所说的“夏墟”。《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遭、沽洗，怀和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又《史记·晋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日唐叔虞。”关于唐的地望，古来虽有异说，但建国以来考古学界所进行的发掘和勘察，证明了古唐国的地理位置，主要在今临汾、翼城等地一带，与“夏墟”的考古发掘一致；另外，今河南省西部偃师、登封一带，正属于古文献中所说的“有夏之居”的范围。《逸周书·度邑解》云：“自洛内延于伊内，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周本纪》索引云：“言自洛内及伊内，其他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这是说，夏人所居之处，在今河南省伊、洛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相一致。
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目前已公布的碳十四测定的数据共有十六个，除一个数据可能误差较大以外，其他十五个数据都在公元前2395年—公元前1625年之内，和夏代纪年基本一致。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但大家讨论的目的，不是这其中有不有夏文化，而是这其中哪一期是夏文化。由于这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就不详叙了。
但二里头文化之为夏文化，最直接的证据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这就是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陶器刻划符号。这些刻符大多刻在陶器的内沿，共有二十四种。虽然它们现在已经难以准确释读了，但大部分明显地是当地先民的图腾刻符，如□□□□等等，它们极可能都是闪电的象形，亦即我们后世所说的“龙”，这些符号所代表的龙不仅是族图腾，是夏民的族徽，而且同时是他们的祖先之所从来。夏人以禹为始祖，而禹的初文正是像两条相交的闪电。不过后世的人，从许慎开始就不明白这一点，以为禹像一条虫。到古史辨运动的领袖顾颉刚，更大胆地说：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虫。但他因此而怀疑夏代的存在，以为夏代是子虚乌有，就大错了。其实“虫”即是“龙”，《说文》云：“龙，鳞虫之长也。”又说：“禹，虫也，象形。”它们都是闪电的象形，是他们的族图腾，后来又变成了他们的祖先禹，就像商族以玄鸟为族图腾，后来又把他们的祖先说成是玄鸟所生的一样。这种图腾刻符在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最决定性地说明了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这些图腾刻符的意义后面还要反复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