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稳定性也就是生产的稳定性。农业是中国文明初曙时期以来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其他部门如牧业和捕鱼只具有附属的意义，而且也属于广义的农业的一个部门。农业是从采集发展出来的生产形式，采集是一种纯粹在大自然中进行的动物式的生产，它只是把大自然的成果直接现成地接收下来。这种生产直接地表现为一种消费，而生产过程本身则不如说是由大自然完成的，因此，它还不是真正的生产。但农业的出现意味着生产的真正开始，意味着真正的人的活动的出现，农业的果实不再是纯粹自然的结果．人开始有意识地“生产”他的果实。农业生产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原始的农业生产，它都必定至少包含播种、管理、收获三个环节。也许在生产的原始阶段，中间管理这个环节会表现得相当软弱，甚至若有若无，但播种这第一个环节决定性地标志着农业生产的真正开始，它意味着人对自然过程的干预和人对自身目的活动的自觉。从这里开始，人和自然之间开始了某种真正意义上的交换，而不再纯粹靠自然的施舍。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大自然的阳光、降水、水源、土壤和动植物，并进而努力追求调节改变大自然的阳光、降水、土壤和动植物。因此，对农业稳定性的考查从根本上说是对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性质的考察，它包括下面几个相互密切关联而递进的方面：1．对大自然的性质认知把握的深度和广度。2．对大自然的性质利用的深度和广度。3．对大自然的性质调节、改变的深度和广度。如果没有对植物品种、季节（热带除外）和土壤的一定认识，播种就是不可能的，因而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而对大自然性质的利用也就是生产过程本身，对大自然性质的调节和改变的深度和广度则是生产发展的指示器。
虽然先民的生产已经那样渺远，再顽强的记忆也不足以反映其性质和面貌，以至于孔夫子就已经开始感叹上古材料的不足了。但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和丰硕成果以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武器和实践释义学的方法却使我们有可能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具有更多的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和把握。现代田野考古学直接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遗存．包括当时的生产生活器具、居住方式、动植物遗存和墓葬等等。通过这些实物的提示，尤其是甲骨卜辞的考释，结合古文献中的零星记载。我们对从上古到夏商社会的社会生产，就有了一个大致明晰的轮廓。
【第一节】 夏商时代的生产工具与青铜器
石器农具的定型，早在史前时代就完成了。“龙山时代的石器制作，由于掌握了选用具有节理层的沉积岩石料的技术，既可以节省两面加工，又可以根据功能上的需要，将器身制作得较薄，使形制十分规整，棱角分明，刃口锋利，磨制得十分光滑精细。此外，由于管钻工艺的采用，既提高了钻孔效率和规格，又能避免因钻孔引起的器物破裂，有利于提高石器制作的产量和质量。可以说，龙山时代的石器达到了其制造技术和应用范围的顶峰。”[1]当然，除了石器农具之外，还有蚌器、骨器、木器等。随着石器农具的稳定，青铜器开始出现。在陕西、甘肃和山东，分别有早到公元前3000年的铜刀铜镞出土。但在此之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包括夏商两代和两周的大部分时间，不仅石器的形制没有改变，而且青铜器也一直没有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夏代农业生产的工具是石器、蚌器、骨器、木器。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其它同类遗址中，已发现了当时的实物。例如，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石器中，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发现的蚌器有蚌镰、蚌刀、蚌铲；骨器有骨铲。东下冯遗址也有石斧、石刀、石镰、石铲出土。
铜器已用于制造生产工具，除铜镞、铜鱼钩外，还发现有铜锥、铜凿、铜锛等。这些都是狩猎、捕鱼和手工工具，没有发现青铜农具。
木器容易腐朽，考古发掘至今没有发现木质生产工具，但从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韩非子·五蠹篇》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末耜以为民先。”《淮南子·要略训》载：“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蘽垂以为民先。”耒是岐头木棒，很像两齿木权，属启土工具，历史很久远。在龙山文化遗址及以后的商代遗址中，都发现有木耒痕迹，所以夏代有木耒，是可以相信的。
商代的生产工具从器形和质料来说，都和夏代无明显变化。从类别上说仍然是石器、蚌器、骨器和青铜器；从数量上说，以石器最多，蚌器、骨器次之，青铜器最少，工具的种类、用途也和夏代有二致：
石器：石斧、石镰、石刀、石铲、石锛
蚌器：蚌刀、蚌镰、蚌铲
骨器：骨铲
青铜器：铜□、铜铲、铜斧等
但商代青铜工具的数量极少，到目今为至，“已发现的青铜农具，加上采集品、传世品在内，数量总计有三十多件。”[2]这与农业生产的需要相比，与出土的石器、蚌器的巨大数量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
也就是说，青铜器在产生以后的相当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一直都没有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虽然进行了仔细的细分之后，人们发现，一方面：“从砍伐树林，翻地耕种，到中耕锄草，再到收获贮藏，各个生产环节的农具虽都还是石质的，但无一不较前有较大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又属于渐进式的发展，这种农业生产工具渐进式的演进不但体现在相当于裴李岗一仰韶一龙山诸文化时期，而且也体现于龙山文化时期一二里头文化时期一商代的发展之中。为此，我们说中国的农业，无论是史前还是在早期文明社会里，走的是一条缓慢、稳步、积累式的发展道路。”[3]
但另一方面：“考察龙山时代的铜制品，主要是刀、锥、斧、钻头、凿、镜、铜装饰品等。换言之。当时的冶铜技术主要用于制作部分手工业工具（刀、锥、斧、钻、凿）、生活用具（刀、斧、镜、容器、装饰品）以及武器（斧等）。而在耕种、锄草、收割等一系列重要的农业生产上，却未见使用铜器。这种情况，从龙山时代，经二里头时期，一直持续到商代中期以前。”其实这种状况，根据张光直先生的意见，一直持续到更晚的西周时期都没有根本的改变。“究其原因，不外乎，一是当时铜矿的开采和冶铜的生产量毕竟有限；二是当时的磨光石铲和石锄等已经能够满足早期集约化农业生产的需要，故对于较为普遍地推广铜质农具，并不感到迫切。”[4]
但第一个理由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铜矿的开采规模和铜的生产量的大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有限的铜产量在几乎没有用于生产农业工具的同时，却被大量用于制作祭祀用的礼器。最有名的司母戊鼎，一鼎即重875公斤。殷墟的妇好墓，一次下葬青铜器460余件，其中礼器210件，其次为武器、工具、乐品和杂器，属于生产工具的共41件，器形有锛、凿、刀、铲等，但农业工具只有7件（铜铲），和礼器的数量比较起来微不足道[5]。因此，青铜器之用于农业工具，绝不可以用产量太少来说明。
那么，第二个理由又怎么样呢？“磨光的石铲和石锄已经能够满足早期集约农业的需要，故对于较为普遍地推广铜质农具，并不感到迫切”，这种表达严格地说并不是科学的表述。我们可以说磨光的石铲和石锄已经实现了早期的集约农业，但早期的集约农业显然并不是一种发达的农业，因为它后来被超越了，而且磨得再光的石铲和石锄，显然也不如青铜器的性能，因为石器最终被金属工具取代了。那么，在青铜器时代开始以后，青铜器大量用于礼器而不用于农业生产工具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统治者的目光短浅。作为统治者、领导者的奴隶主阶级出于自私和反动，不愿意把昂贵的金属用作下贱的奴隶们使用的生产工具，而宁愿把它或者作用享受和消费用的生活用品，或者用作维护自己统治权威的祭器。因此，这是统治阶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有力佐证；其二是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影响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根本不在于直接的生产工具，而在于生产工具以外的其他某种因素。但第一种解释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不仅因为它把长久和重大的历史事实归结于阶级和个人的主观偏好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也和夏商时代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我后面将要说明夏商时代的统治者最主要的是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或者说，他们统治的合理性最主要的是建立在对于生产的组织和领导的基础上的。而且那些粗大笨重的礼器——占青铜器的绝大部分，根本不适合人的现实消费之用，对于现实消费而言，陶器要方便实用得多。实际上，商代的青铜器一般不作为生活用器，无论平民和贵族，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陶器。[6]既然青铜器最主要的是作为祭器礼器，而统治者权威的合理性又主要的是建立在他们对生产的组织领导的基础上，那么青铜器之不作为农业工具显然不能归结为统治者单纯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想有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后世的统治者，尽管也无不想维护自己的统治，但西周之后，不但礼器的形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礼器的事神功能也迅速地隐退了。青铜器尽管还主要表现为礼器，但它现在变成了人们自我炫耀和吹嘘的工具。在这种炫耀和吹嘘中，树立的不再是农业神的权威，“天”及其代表“天子”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不过，西周青铜器的这种变化不属于这里讨论的问题。
所以，对于青铜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只作为礼器，而不作为生产工具，只能够作出第二者解释，那就是在生产的一定阶段上，影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直接的生产工具本身，而在于工具以外的其他某种因素和环节，只是由于这种因素或这个环节更加关键和迫切，才使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当时最重要、最宝贵的有限资源（青铜器）心甘情愿地或者不得不作了我们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另外的投资，这就是对神的投资。礼器、祭器都是用来事神的工具，但事神的意义长期以来被歪曲和误解了，只被人们从政治统治的因素来说明，这种误解不仅造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困惑，而且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拨。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流行着一种过分机械地只从直接生产工具的形态来判定其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倾向，似乎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总是只表现在直接生产工具的形式中。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每一次社会组织结构、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变化，总想在直接生产工具上找到相应的表现。在生产工具的发展中，石器与金属工具是一个分水岭，由于铁器的出现在春秋战国以后，传统的学者于是努力想在石器和青铜器之间探寻出生产发展的轨迹。如上所述，中国的青铜器虽然从文明初曙的传说时期就开始了，但实际上一直到两周中后期才开始大量用作农业工具，并且旋即被铁器所取代。青铜器长期只被用作礼器、兵器和手工工具，尤其是被大量用于制作礼器。主要的农业生产一直都用石器。生产工具的这种状况曾经长期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从蒙昧的传说时期向文明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不用说文明社会发展到两周时期，其社会生产水平与文明初曙的时代比起来，无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但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一直是石器，其各方面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对于青铜器时代的意义，长期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感到困惑不解。但下面的分析将表明：这种困惑与其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困惑，不如说是教条主义者自己的困惑。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困惑不解，因而对青铜时代的本质简单地以奴隶社会来搪塞的时候，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提出了更加实证得多的解释。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指出：
青铜农具没有发现，这是一个事实上的而不是我们主张上的问题。青铜农具假如有的话，也是非常少的。在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流域下游有较多的青铜农具出现。但是据我所知，在殷商、西周时代，青铜农具非常稀罕，甚至是没有。……换言之，生产工具、技术这个领域中本质上的改变，不是中国古代文明出现的主要因素。在生产技术领域里。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有着很强烈的连续性。[7]
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基本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三代都以农耕为主要生业，以黍粟为主要作物，以猪狗牛羊为家畜；衣料所知的有麻丝；在建筑上都是茅茨土阶，以夯土为城墙与房基。[8]
所以，在考古学上，文明所表现出来的财富的集中并不是借生产技术和贸易的革新之类。而几乎完全是靠生产劳动力的增加而造成的，即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9]
张光直先生进一步指出，“对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在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利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10]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青铜器等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11]。
张光直先生的这种看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个有力挑战。对于这个挑战，除了不少附和的人以外，思想界似乎一直没有强有力的回应。[12]当然，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或者推翻某一个理论，而是为了对历史发展给出一个尽可能合理的说明，历史理论只是而且只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方便手段，而不是抽象的目的。作为一个古史研究的外行和后辈，张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鹤立鸡群的远见卓识，不仅曾经使我激动不已，而且是多年来不断刺激我学习和思考的源泉之一。尤其是张先生热心倡导中国上古史研究应该为社会科学的一般原则作出重大贡献，特别使我感到钦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