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因此，必须对意识形态展开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唯物史观乃是意识形态的对立物，“由于唯物史观在揭示社会历史的现实前提的同时，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和秘密——现实的社会生活及其内部的分裂和矛盾，从而不仅去除了意识形态对现实关系的歪曲和对自身的掩蔽，而且为对意识形态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40]。另一方面，既然意识形态的根源是社会现实本身的分裂，是从内部对立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那么，只有实际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才能消除其产生的根源。
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己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的表述无疑是最经典的：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1]
对于唯物史观的上述基本思想，其性质和意义应该怎样去理解呢？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些基本思想称之为“抽象”。当然，这绝不是思辨的抽象，绝不是使“实证的科学”或“真正的知识”成为不可能的抽象。相反，它们是一些“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是使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成为可能的抽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教条，而是一些科学的抽象。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应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42]马克思在1877年写给俄国《祖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曾郑重地对那种试图把他的具体研究普遍化的倾向提出批评说：“这不仅给了我太多的荣誉，也给了我太多的侮辱。”[43]格斯也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为对社会历史的一般表述，是一种“科学地说明历史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人类历史，尤其是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创立和完善他们的学说的。
因此，我们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在于教条主义地照搬他们对历史研究的具体结论，最主要的是从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具体
虽然解释者希望达到对文本的客观解释。但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任何解释者在解释文本之前已具有先入之见，这样就面临一个如何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问题。马克思始终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如何正确地反思理解的历史性上，这样就开启了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进入释义学循环的正确道路。
在马克思看来，一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该时期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总体背景，也就是说，构成了理解者、解释者的先入之见的基础和源泉。那么，如果理解者和解释者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意识形态缺乏反思和批判的理解时。是不可能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那么解释者怎样才能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跳出意识形态”呢？“只有退回到生存实践活动的地平线上去”[44]，确立起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意识形态和理论产物，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其产生。
（四）对语言独立王国的解构
古典释义学和当代释义学的一个通病是把语言视为独立王国，从而把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都封闭在这个独立王国之内，但马克思揭示了作为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之基本媒介的语言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的起源。马克思说：“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45]后来语言仿佛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它与人类生存实践的内在联系晦暗不明了。不过“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46]。这就从根本上解构了视语言为独立王国的幻觉，从而把释义学从封闭的语言世界的死胡同中解脱出来，引导人们去认识语言的实践功能。
（五）新的释义方法
由于马克思完成了释义学的本体论转折，同时也就意味着方法论上的更张，马克思更注重对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前提进行研究。
马克思的释义学方法，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条：第一是还原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本，“一种是有待于理解和解释的观念上的文本，另一种是观念文本实际上意向着的生存实践活动的文本。第二种文本是隐藏在第一种文本之后的，还原法就是从第一种文本追溯到第二种文本，也就是从观念的世界下降到现实世界，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找到理解观念世界的钥匙。它从一开始就把理解和解释活动视为非封闭的，开放性活动。它启示我们，唯有走出观念的文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本”[47]。还原法在历史释义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家正是藉此根据流传下来的文本复制出文本所意向的、在已逝的历史尘埃中的社会生活。第二是考古法。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48]因此，真正的理解方法不是像古典释义学所强调的那样，企图通过对理解者的历史性的消除——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达到对以前文本的客观的理解；相反，如果理解者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达到批判的理解，他就更有可能客观地理解以前的文本。它着眼的不是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而是整个理解活动的前提，即理解者对自己历史性的批判性认识。
由此我们发现，对马克思的理解，无论是从一般的唯物史观的角度，还是从释义学的角度——它们实际上只是同一角度的两个不同说法而已，都只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才是可能的，而实践最基本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因此，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深入地讨论这种“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的意义。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对于环境的理解
一、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表明的，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是在人的感性活动（劳动、物质生产）中得到确定的。马克思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已原则性地提示了这一点：全部历史无非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和自然界，主体及其对象的现实性和关系进一步在生产劳动的概念上被规定下来了——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首先能够生活；因此，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就是历史的现实主体的前提，从而也是历史的前提”[49]。
那么，这种作为“历史的前提”，从而也是一切历史理解和批判的前提的物质生产劳动到底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编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50]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根本上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纯粹的直观”，而是感性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是一种物质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感性对象性关系中，确定了“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这种活动，从来并且始终在本体论上具有受动一能动的性质，对这种活动的理解是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理解的前提。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私有财产下劳动的异化状态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这样的批判：“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因此“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但是，在资本制度下，“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们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上的生活资料，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51]这样，在资本制度下，劳动成了人与自然的疏远和扭曲，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性，类的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无机生体即自然界”[52]。
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是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真正解决”[53]。
在这种状态之中，“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他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54]。也就是说：“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一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劳动的理解，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的。劳动作为人的自主活动，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和相互占有，相互肯定。但在异化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对象化表现为外化，表现为人与自然界的相互疏远，相互否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克服这种否定，达到人与自然，从而达到人与人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因此，马克思十分肯定地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5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这一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生产的思想。他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工具”：“由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产生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的、落部的，甚至是地区的联系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换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具备普通常识就够了，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没有完全分开；在后一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已经必须实行分工；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着一种小工业，但这种工业是受对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所支配的。因此这里没有不同个人的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以分工为基础，而且只有依靠分工才能存在。”[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