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事变前夕，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确定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孙中山在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帮助下开始改组中国国民党，并于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军阀又重新开战。曹锟贿选当了大总统后派冯玉祥等攻打张作霖，1924年冯玉祥等假意出师到热河，即迅速折回北京，与胡（景翼）孙（岳）推翻了曹锟，并主持召开了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组织国民革命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孙中山于1924年抱病到北京，但这时冯玉祥因受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制，已离开北京到苏联考察，国民军退守西北，孙中山也因病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国民军之名被佩孚下令改为西北军，但刘郁芬未改名一直沿用国民军之名。1926年5月冯玉祥在苏联经徐谦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国民党中央任命冯玉祥为西北国民军党代表。1926年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开始后，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举行了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北伐，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军的政治方向明确，纪律严明，受到群众拥护。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从中立发展到背叛革命，倒退成新军阀。冯的部属刘郁芬任甘肃省主席后，一方面把军阀争霸的战争军费和兵源都压到甘青宁人民的头上，掠夺民脂民膏，强迫征兵，群众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对甘肃8镇镇守使（回4汉4）实施剪除，先行消灭了汉族4个镇守使，解除了他们的军政大权。然后指向回族4镇守使，凉州镇守使马廷勷被赶出武威，甘州镇守使马璘（东乡马璘）谢职回乡，宁夏镇守使马鸿宾已投靠国民军，宁海（现青海西宁）军马麒被编为国民联军第26师，改任师长。他们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于是马麒在军中流露出愤恨而无可奈何之言：“国民军要向我们开刀，我们难道没有一个尕娃出来抵抗一下吗？”但当知道他侄子马仲英要起事时，却又严加防范，不愿自己的亲属出头，怕国民军问罪于他。马仲英事变，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史称“河州事变。”
马仲英（1912－1938？）原名马步英，字子才。经名随菲友。祖籍甘肃临夏县马集柴东岭人，后迁临夏莫尼沟河家村，男，回族，是宁海镇守使马麒的族侄，与马步芳为族属弟兄。祖父马海渊，父马宝，均系武官出身。马仲英15岁入宁海军，17岁就代理其父马宝所部骑兵十一营副营长、营长。当时对刘郁芬的压迫剥削极为愤慨，对受灾难的群众深表同情。1928年马仲英在军营中，受到河湟社会和马麒的舆论鼓动后，遂以河州同乡、同族的关系，串通营长马腾、连长马古力拜、班长马七二及马虎山、马仪、马丹巴等秘密商定起事。他们乘宁海军士兵做“主麻”之机，截断西宁与河州的电话线，密离西宁，直奔河州。途经循化，解除了警察的枪支，获得县衙白洋八千元，并在大力家山截获国民军二十余驮军需和枪弹。一路上招兵买马，搜索枪弹，当到达河州西乡时，已拥众数百，枪弹过半，并明确提出“反对国民军，赶走刘郁芬”和“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的办事员”以及“杀官劫库抢富汉”等口号，宣传、鼓励回汉群众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军的征兵和苛捐杂税。
1928年农历3月初，马仲英率部驻韩家集后，先后缴获了一些地主枪支，威逼马鸿逵的母亲交出家中的武器弹药，击溃并收编了西宁马锐部队和马全钦的两团哗变部队。至此，起事者已达数千人，取名“黑虎吸冯军”，马仲英自任司令，因他年仅17岁，故又称“尕司令”。马腾为副司令，制做了军旗，成立了执法队，并宣布：凡所需乘骑，可向本主征借，粮秣向大户借，不准抢劫，不准杀人。如杀一回族百姓，本人抵命，杀一汉族百姓以两人抵命。遇汉民向藏区转运粮食、迁移眷属者不能阻挡。同时将已查获的抢劫汉民财物的马舍力夫枭首示众。这些措施对解除当地当时回、汉群众疑虑，扩大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马仲英在整顿起义群众、修订口号、加强纪律教育和管理后，首先遇到了西军马安良的部队的围剿。他虽在五家梁击溃西军取得胜利，但副司令马腾等十余名骨干阵亡了。因此，他又重整队伍，改名“西北边防联盟军”，自任司令，马良为军师，下编三个旅。马虎山为一旅旅长，马培贤为二旅旅长，普照明为三旅旅长。每旅三个团，每团三个营。团、营、连长中，回、汉、撒拉、保安、东乡族都有。同时发布告示称：“一，照得国民军入甘以来，征兵派款，压榨人民，人人切齿，个个心寒。是以我军起义兴戎，与国民军决一死战。汉回种族之间，一视同仁，毫无畛域……仰我汉回人民，各安生业。二，本部派有密查，随时到处校巡，倘敢故违禁令，法办决不从轻，仰尔各营部队，必须切实稟遵。”经过这番整顿，声势大振。于是，马仲英于三月底开始围攻河州城，与驻河州的镇守使国民军赵席聘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
1928年3月21日，马仲英以5000之众围攻河州城，赵席骋以千余兵力坚守。马因弹药不足，火力不强而形成困城，赵以城池坚固，又因戴靖宇率三十五师援助而取胜。在攻守相持之际，刘郁芬又变换了策略，搞了一次以和逼降的活动。他派参谋长余嘉培组成战地政治委员会，以喇世俊、马国礼等为委员，向马展开政治攻势，进行分化。并遣回民聚居区的头面人物八坊喇伟卿、蒋子敬奔走斡旋，要马解除围城，接受改编，受国民军调遣。马仲英一面对余嘉培以礼相待，使之麻痹不疑。另一方面扩大反国民军的力量，吸收一些上层人物参加。西军马安良之子马廷贤，又称四少军，以献出一批军饷升任军长，西军老将马占奎拿出家藏的一百多支枪、三十多箱子弹交给马仲英，并与马海渊参加了农民军，马仲英以他们富有作战才能和享有众望分任正副总指挥，于5月初开始了第二次攻城。在十多天的激战中，马仲英虽烧了被国民军占领的马安良的府第，歼灭了刘郁芬的一个营，但在府第中缴获的大部分武器已被烧毁，不能使用，而地雷又没有轰开城池。同时，国民军的援兵超过2万，马仲英遂下令停止攻城。6月29日马仲英击退国民军进攻西川营地后，第三次包围河州城，但由于国民军刘兆祥等师的应援，不及七日又失败了。
在攻守河州城的过程中，国民军既不能以重兵取胜，又不能以和逼降，于是刘郁芬采取了挑拨离间、扩大民族矛盾的毒计。首先是镇守使赵席聘，采取了强硬态度，蛮横的表示：“好，他们十年一小反，三十年一大反，我要他们三百年、六百年都反不起来”，便用大炮轰击西川大拱北，使保存百年的文物毁于一旦，同时又把城内汉民组成三个民团守城，继而在马仲英攻城不克后，下令城内民团带上易燃物，随军出城，放火烧了八坊，将几百年的宏伟建筑和数万回民群众的家园化为灰烬，一些老弱妇孺也惨遭杀害。同时马仲英在围城及防堵省城援军时，为了分散国民军援城军队，曾派部众围宁河（现和政）城。另一方面，一些回族上层参加了马仲英围攻河州城的指挥。于是引起回汉群众的种种疑虑，影响了回、汉团结一致反对刘郁芬征兵索款的意愿和力量。
国民军在挑起民族矛盾的同时，于农历10月调集5万大军，分五路围剿马仲英部，并约马鸿宾、马璘（东乡马璘）等地方耆老随军作招抚分化工作。在大军压境和耆老的分化下，一些人发生动摇，一些人放下了武器。马仲英遂选拔了数千意志坚强的人离开了河州。
马仲英率部进入甘南藏区，绕道麦务，经临潭到岷县后，与韩进禄发生分歧，于是韩率部去攻打天水。当马仲英进攻巩昌（现陇西）时，受到国民军的追击，而又返回岷县闾井。韩进禄在围攻天水时也受到佟麟阁部的阻击而返回岷县。他们再次汇聚一起，经过修整，分编了一个独立师，五个骑兵旅。马仲英为司令，马谦为副司令，马忠为参谋长。这时马廷勷已被刘郁芬赶出河西，孤身回到大河家，马廷贤也已离开马仲英部隐身在河州家中。而兄弟两人又怕刘郁芬问罪，遂分道逃离河州，马廷勷经四川逃往北京。马廷贤从河州出发，经过完库路时，遭到卓尼藏民抢劫，掳去了老婆和侄媳，打死了侄儿。马廷贤逃开追击，赶到岷县，要马仲英为他报仇。由于卓尼土司杨积庆任刘郁芬的洮岷路保安司令，并曾出兵土门关堵击过马仲英，故在马仲英西进青海，路经卓尼时，尽管杨积庆已率众隐匿，马部旅长韩进禄依旧烧了杨积庆的住宅和著名的藏传佛教禅定寺，使历代相传的藏经刻板等文物化为灰烬。同时抢掠藏民财物，杀害了十多个尚未逃跑的老弱藏族群众，这就给后来临潭上庄回族难民被害事件埋下了祸根。
马仲英虽胸怀壮志，但身边缺乏有识之士。他虽一再强调军纪，反对抢劫群众财物，但他的部队中，掺进了一部分原宁海军和西军的兵士，有的还是领导骨干，所以成员复杂。火烧禅定寺，就是这种素质的具体表现。马仲英虽未认识到这件事的后果，但他已感到是一次错误的行动。故在绕道拉卜楞寺西行时，即遣马培贤部先去保护了拉卜楞寺。
1928年腊月，马仲英率部在甘、青交界的漫大拉山击退国民军的追击而进入青海贵德后，马麒的截击部队哗变，孙连仲的堵剿又被击溃，因此西宁吃紧，孙、马不安，马麒以不追剿为条件，要马仲英离开青海。马仲英在向河西移动，路经湟源时，因守城民团阻击马部，结果城陷，群众遭受杀害，史称湟中屠城。
1929年正月，马仲英率部万余出扁都口进入山丹。当马部兵临永昌城下时，守城官徐勉同意供粮草，马不攻城，稍事休息即撤兵。但民团团长杨介臣，突然开枪打死马仲英的副旅长马彦海，于是协议破裂，城池被马部陷落，徐、杨被杀，约2000多无辜群众亦惨遭杀害，史称永昌屠城。当马部继续东下，先遣队到达民勤城下时，守城民团首先开枪打死马仲英先遣队一人，于是马部奋起攻开了城池，县长被杀，民团及百姓约数千人又被杀害，史称民勤屠城。
1929年3月马仲英率部到了宁夏，经过多次激战，终被国民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十一师师长吉鸿昌赶出银川。马部师长马仪，副旅长冶虎成先后阵亡，部属伤亡很大，遂于5月退驻绥西（现属内蒙古）三盛公和临河一带，处境十分不利。这时，马廷贤与阎锡山取得联系，要马与他联手反蒋。不久又接到马廷勷从北京来信称：蒋任命马廷勷为15路军总指挥，马廷贤为一路纵队长，马仲英为二路纵队长，并要马廷贤、马仲英到北京开会。马仲英闻信离开部属去北京寻找出路时，部属分裂，旅长马培贤病故，加之粮秣、被服无着，因此，副营长马彪率部千余人，接受国民军吉鸿昌的领导，编为骑一师，驻守灵武。马谦受国民军改编后去甘州任警备司令。从此，他的嫡系由反对国民军转为亲国民军。韩进禄、马如仓、王占琳等原西军一系率部攻城掠地窜向陇南。河州起事终归失败。
马仲英听信马廷勷的诱惑，到北京找出路，结果失败，遂与马廷贤分道扬镳。马廷贤奔天水和西军旧部韩进禄结在一起，割据陇南，对礼县屠城，进而抢劫烧杀，祸害回、汉群众，引起陇南16县人民反对，终以自取灭亡而告终。马仲英经马福祥的斡旋，在马鸿逵部栖身，协助马全良旅参加中原大战。阎、冯倒蒋失败后，马仲英回到马廷勷的15路总部栖身，与在该部的张雅韶、吴应祺等进步人士有接触。这些人观察到马仲英作风正派，头脑清醒，能吃苦，爱学习，遂介绍马仲英、马仲杰兄弟参加青年团，并鼓励马仲英回西北重整旗鼓。在这些同志的帮助下，马仲英于1930年7月潜回宁夏，在马鸿宾的干训队任职，不久率旧部马仲林300多人潜离宁夏，回到甘州。随即接替马谦的兵权，宣称成立”甘宁青联军”，自任司令，马仲杰、马世雄为旅长，马伟山、马虎山为团长。并聘请中学教师黄文忠为顾问，给甘州所属十一县委派了县长、局长。1931年初，张雅韶、吴应祺从山东来到马仲英部，张任秘书长兼总顾问，吴任参谋长。继而整顿了军队，剪除了异己，淘汰了不良分子，加强了军纪教育和军事训练，欲驻足甘州，在河西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甘州各界送给马仲英的对联是：“三行省苛政猛虎，七杆枪伐罪吊民。”1931年3月，天津《益世报》刊出马仲英“赤化”河西的消息，这就不仅引起省外各方的注意，而且也危及军阀马步芳的利益。于是马步芳于同年4月率重兵直取甘州，马仲英终因寡不敌众，出嘉峪关，西向新疆。
1931年6月，马仲英率部700余人进入新疆，与反对金树仁的民变领导人尼牙孜和尧乐博斯会合，围哈密、攻镇西，激战七角井，取得了胜利，缴获了很多武器，扩大了实力。后回到甘肃修整，期间，通过甘肃宣慰使孙蔚如转经杨虎城的斡旋，南京政府给予马仲英新编三十六师的番号，被列为国民党的正规军。杨虎城还派杨歧青（据说是中共党员）到马部任政训处长。孙蔚如派杜立青并经杜介绍苏维善、李维屏、刘经甫任参谋，邬逸民、李罕言任秘书，刘青轩任军法处长。同时，以马仲杰、马虎山为旅长，马占祥、马生贵为步兵团长，马如龙、马彦良为骑兵团长，另编四个直属营，共有骑兵2000多人，步兵3000多人。
1933年初，马仲英在马步芳软硬兼施，逼其离开河西的压力下，以反对金树仁为名，率全师二次进入新疆，在哈密、古城子相继击败了省军张治贤等，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但他的智勇过人的旅长马仲杰（胞弟）阵亡了。这时，盛世才乘马仲英悲愤交加之际，遂在滋尼泉一举击败了马仲英。当他欲谋乘胜在达坂城向马仲英发动进攻时，被马部击溃，只身逃走，马仲英获得了大批军械。后马仲英与张培元联合进攻迪化，又被盛世才击败，马仲英遂退南疆。
马仲英到南疆后，与张培元的余部杨正中汇合，消灭了分裂国家领土活动的哈什沙比提大毛拉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和田夏素尔的“回教国。”继以杨正中、马勋为三十六师副师长，马虎山为前敌总指挥，部属共编了九个骑兵旅，马彦良、马如龙、鲜福海、马福元、马福才、马世杰等为旅长（其中有汉、维旅长各一人）约有15000多人。
在南疆喀什，英领事馆极力争取马仲英到英国学习，但马仲英在部属中的共产党员吴应祺的影响下决定去苏联。1934年6月马仲英经苏联领事馆同意，和蔡雪村、吴应祺率青年军官200余人去苏联学习。1934年秋末，马虎山为了试探马仲英对他们的态度，曾派张梦九、苏维善、马生贵等人先后两次到苏联会见马仲英。马生贵返回时，带来了电影胶片、留声机和马仲英的讲话录音等。1935年，苏联还派了八名防疫人员，原三十六师参谋长吴应祺、参谋刘经甫、顾问葛霁云等，也同时来到喀什，并带来马仲英的命令和一些武器，要调马虎山去苏联学习。马虎山借故不去，吴应祺又返回莫斯科。不久马虎山又派马彦良等19人去苏联学习和探听情况。马彦良等4人带回马仲英的指示，要三十六师协同盛世才合作消灭麻目提，并准备东下抗日。但马虎山不愿与盛合作，也不愿消灭麻目提，结果配有飞机的盛军发起突然袭击，几天之内击溃了在南疆的三十六师，万余官兵溃散逃亡，幸存者不多。马虎山等经西藏、印度，逃回河州隐匿。在苏联学习的马仲英也同时与世无闻了。
从苏联返回的马彦良和一些逃回甘肃的人专程到延安，毛主席接见了他们，他们汇报了马仲英在苏联情况，毛主席要他们到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谢老接见后，要他们到家乡等待时机。解放后马彦良由民兵营长提升为县长、副州长等职，表现很好。
1950年笔者在临夏尹集工作时，马彦良给我一张马仲英的讲话录音胶片，我只抄了一部分，因当时工作忙，把胶片给了马彦良。所抄的讲话资料在“文革”中，由临夏政协派来的人拿走了。此录音讲话中说：
亲爱的共患难同生死的三十六师全体武装弟兄们：
你们辛苦了！我首先向大家表示慰问！由于我学习的任务重大，不能与大家面谈，所以用录音和大家讲话，我的讲话有几点，请大家注意：
（一）我在这里无时无刻都在为三十六师的前途着想！我们现在已经走上了光明正大的革命路线。希望大家把现在的防区管理好，以表现多年来我们领导民众牺牲奋斗的志愿……
（二）三十六师全体武装同志已有了光明的前途，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要帮助桑梓地方的父老，摆脱旧势力的束缚和压迫。同志们，这并不是空想，而是必须要实现的事实，大家是了解我的，我们决不能走反动的路线，过去的事实，是我们的证人。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三）大家应该注意，中国目前的形势是外患日益严重，内政愈加腐败，卖国贼无耻卖国，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侵占我们的领土。西北地区也到了危机的关头！大家不要忘记我们1931年发的抗日通电，我们要准备抗战，消极就要当亡国奴！同志们，我早给马代师长有命令，我们要团结一心，遵照执行。本师长不久归来，领导大家向光明大道前进……
但是，究竟在苏联的马仲英怎么样了？有的说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了，有的说是飞机失事中机毁人亡了，有的说因他的部属中曾有日本和土耳其间谍，故在苏联肃反中被当局镇压了，也有的说病故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历史人物的下落仍是个谜。
1991年5月，笔者应前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东干族研究所所长苏三诺教授之邀，赴吉尔吉斯访问，在米粮川访问时，无意中遇到了一个原籍临夏人，名叫马登云。我问他你是临夏人，一定知道马仲英的下落吧！他直截了当地说：“被镇压了”。是怎么镇压的呢？他说，东干族的老年人都知道。接着他叫来了两位年龄比较大的人，在一起谈论了这件事。他们说，大概是在1937年，苏联和盛世才关系和好后，就把马仲英及其部下放在距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劳改农场里监控起来，后来听说盛世才给苏联当局发来电报，说马仲英是个奸细，要求予以处决，以绝后患，结果苏联当局就把马仲英处死了。我问这件事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有一次东干族苏三诺·黑牙子去参观这个农场，在茶馆里听到一个马仲英的部下讲：“马仲英已被打过了”。这个材料的可靠性有多大呢？又问了东干族教授苏三诺，他说：“怎么说呢？不好说！”言外之意马仲英是被镇压了，其原因不好说。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王希隆谓：“2001年12月至2002年2月，笔者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院士的邀请，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研究所交流访问。1月11日，笔者在远东研究所与该所库兹涅佐夫教授交谈。笔者询及马仲英及其部属的下落，库氏十分肯定地说，马仲英被处决了，他的部属被分别遣往各地安置，现在已是第二代、第三代人了。笔者问及此说法的来源，库氏云，根据前苏联的秘密档案。笔者问及这一档案能否借阅，他说，现在已经不易见到了。”我认为从马仲英遇难的时间和当时苏联与盛、马的关系看，这个信息有一定的可靠性。但仍缺乏有力证据，有待于继续研究。
马仲英是一个青年军人，从起事到失败（1927－1937）仅十年时间。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7年从河湟起事到激战宁夏省会银川失败后，退住绥西三盛公和临河一带，约两年多时间（1927－1929）此之为河州事变；从1930年在北京寻找出路失败后回到宁夏，他栖身马鸿宾干训队，不久率旧部潜甘州，组织“甘宁青联军”，自任司令，控制十一县，1931年进步人士张雅韶、吴应祺从山东来到河西，张任秘书长，吴任参谋长，加强部队建设，成绩很大，并在杨虎城斡旋下，国民政府给了一个36师正规军番号，他转战北疆最后立足南疆喀什。1934年6月马仲英去苏联学习，大约在苏联三年多，就与世无闻了。
马仲英从起事到失败的历程看，他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
一、他反对以刘郁芬为首的国民军的征兵要粮、屠杀掠夺政策，受到各民族的同情与参与。
二、进步人士张雅韶、吴应祺与他在北京相处期间，观察到马仲英爱学习，聪明能干，又无任何不良嗜好，故介绍马仲英弟兄两人参加了青年团。
三、1934年6月马仲英排除英国领使馆的诱惑，决定率200多人到苏联去学习，苏联也很重视派将军帮助他学习。
四、他在南疆消灭了沙比提的“东土耳其共和国”和夏苏尔的“回教国”，反对分裂祖国。
五、马仲英出事后，旅长马彦良等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并让他们和西安办事处作具体研究，虽无结果，但从马仲英方面始终是相信共产党的。
六、还应看到马仲英率领的是一部农民军，加之中途参加了不少西军或宁海军哗变部队，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成份十分复杂，抢劫、屠城也是很严重的，我们只是从马仲英个人行为或主导方面作了如上的分析。
（《甘肃文史》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