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春，三十七岁的诗人王维从长安出发，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劳军。次年，兼任右散骑常侍河西节度副使知凉州事崔希逸的幕僚——节度判官，直至崔希逸去世后才返回长安。他在河西军中生活了两年时间，参赞军务，起草文告，考察边情，度过了人生中很不寻常的一段岁月，留下十余首传诵千古的边塞诗作。
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肃宗上元二年（761），享年六十一岁。他的一生经历了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长期在朝廷任职，也做过地方小官，而且数度归隐。他精通音乐绘画，诗作兼擅诸体，风格独特多样，与李白杜甫齐名，世称“诗佛”，是唐代主要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崇高的地位，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研究王维出使河西的活动及其诗作，是王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唐代河西的边防、军务、民情、民族关系，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文对王维在河西的活动及其诗作的几个要点，进行一些探讨。
一、王维出使河西的缘由及时间路线
朝廷为何要派王维出使河西呢？其表面的缘由是去慰劳在与吐蕃作战中获胜的崔希逸边防部队。据《通鉴》记载，开元二十五年“二月己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吐蕃，破之于青海西。”王维出使的任务，虽史无明文记述，但显然与崔希逸的这次获胜相关。
问题是，唐代的御史台有监察御史十二人之多，在诸多的同僚中为何要选派王维去出使河西呢？此点在前人的研究中似未涉及，而它在王维的从政生涯中影响颇大，不能不加以探讨。
王维是由张九龄的举荐而再次入朝为官的，同张九龄的关系十分密切。张九龄是开元时期著名的贤相，他的政治见解开明进步，敢于直言极谏，重视选拔人才。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张九龄任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五月又加中书令，此后不久，弃官在蒿山隐居的王维作《上张令公》诗献给张九龄。开元二十三年春，张九龄擢王维为右拾遗。这并非出于个人之间的私交，而是由于志同道合，两人具有同样的政治主张。张九龄受李林甫的排挤陷害，于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罢中书令，后又贬为荆州长史，由张九龄举荐的官员也受到株连纷贬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兼任中书令后，营私专权，朝政日非，险象丛生。同为张九龄举荐的与王维一起担任监察御史的周子谅，竟被廷杖而死！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王维的出使河西显然具有分化张九龄的势力和影响的意图，而王维的乐于从命，也是为了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因此，王维离开长安时的心情当是十分复杂的。
关于王维出使河西的具体时间，不少研究者定为开元二十五年秋，这是与事实不符的。王维从长安出发的时间，我认为当在开元二十五年二月崔希逸获胜之后，到四月二十日张九龄贬为荆州长史之前的这段日子，而不可能会是秋天。理由有二，一是从王维《使至塞上》一诗可知，在“归雁入胡天”的暮春或初夏时节，诗人已到达凉州了。二是张九龄贬往荆州时王维已不在长安，如果还在长安，可能会有诗为张九龄送行，而不可能写诗《寄荆州张丞相》吧？
王维出使河西的路线亦无明文记述，当由长安——径州——兰州而至凉州。因《使至塞上》一诗有“萧关逢候骑”之句，有人认为王维曾途经萧关。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王维赴河西无需经此。南朝梁代诗人何逊有句：“候骑出萧关，追兵赴马邑。”王维借用何句，并非实指。
二、王维与崔希逸的关系
一般的出使劳军，时间都比较短暂，完成任务之后即回朝复命。王维出使河西的时间，为何会长达两年之久呢？这既出于王维当时的处境，更出于他和崔希逸的关系。
王维与崔希逸有三重关系：
其一，王维的母亲为博陵崔氏，与崔希逸同宗。自魏晋以来，崔、卢、王、李皆为世族大姓，屡代做官，至为婚姻，“盘根错节，形成严格的门阀制度。”因此，王维与崔希逸之间具有姻亲关系。
其二，王维与崔希逸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其三，对于边防和民族关系的处理，两人具有相同的思想认识。
崔希逸是一位宽厚正直，讲求信义的将军。开元二十四年他由右散骑常侍——皇帝的侍从官，兼任河西节度副大使知凉州事，成为镇守河西的军政大员。节度大使由一位老臣萧篙遥领，崔希逸对河西的防务实际全权负责。他镇守河西，以睦邻安边为宗旨。据《通鉴》卷二一四记载：“初，崔希逸遣使谓吐蕃乞力徐曰：‘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请皆罢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专以边事相委，万一有奸人交斗其间，掩吾不备，悔之何及！希逸固请，乃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对崔希逸以睦邻安边，缓和民族矛盾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王维十分赞赏。王维在《送怀州杜参军赴京选集序》中说：“国自有初，以节守西门者，得自召吏选客。故我常侍崔公，以贰车迎杜侯于杜陵而咨之矣……椅元帅（指崔希逸）之理也，行有贡育，铁马成群，而雄戟罕耀，角弓载案，秉王者师，不邀奇功。”而且，王维自己的思想也与崔希逸相类似，在他的诗文中曾有多处流露，如：“九河平原外，七国蓟门中。阴风悲枯桑，古塞多飞蓬。万里不见虏，萧条胡地空。无为费中国，更欲邀奇功”（《送陆员外》）！“万方氛授息，六合乾坤大。无战是天心，天心同覆载”（《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护卿归安西应制》）。
由于有上述三重关系，王维到河西后深受崔希逸器重，便将王维挽留下来，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兼任为节度判宫。唐代的制度，节度使直属军队的军职和使府内的文职，是可以自行任命的。规定的文职有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一记等。这些名为幕职，本身只是一种差遣，无官阶，所以必带有郎宫、御史衔。由此可见，王维被崔希逸聘任为节度判官后官阶并未改变，仍然是监察御史的正八品。
作为节度判官的王维，当然会参与崔希逸的军政要务。但究竟参与了哪些决策或行动？尚难以稽考。作为文职它员，除了出谋划策之外更多的工作还是起草奏章文告。收载在《王右垂集》中的我们能够读到的《为崔常侍谢赐物表》、《赞佛文》、《西方变画赞》、《为崔常侍祭牙门姜将军文》等，就都是王维为崔希逸而作的。
崔希逸睦邻安边的方略不幸被破坏。宦官内给事赵惠琼等贪图边功，矫诏令崔希逸袭击吐蕃，崔希逸不得已而出兵，吐蕃惨败。崔希逸自觉失信于吐蕃，悔恨交加，改任为河南尹后不久，即悲愤郁闷而死。崔希逸去世后，王维也离开河西回到了长安。昔日的同僚源长史离开凉州时，王维写有《送岐州源长史归》：“握手一相送，心悲安可论？秋风正萧索，客散孟尝门。故骚通槐里，长亭下谨原。征西旧族节，从此向河源。”诗题下自注：“源与余同在崔常侍幕中，时常侍已残。”从这首诗可见王维与崔希逸情谊之深，也可知王维离开河西的时间不会早于开元二十六年之秋。
三、王维在河西的诗作
王维在河西所写的诗歌有多少首呢？
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讨论的问题。
通常认为王维的河西诗作只有五首，即：《使至塞上》、《出塞作》、《双黄鹄歌送别》、《凉州郊外游望》和《凉州赛神》。前三首有诗人的自注说明写于河西，后二首诗题标明凉州，因之这五首诗为王维河西诗作确凿无疑。此外，今人陈铁民将王维的《陇西行》列入河西诗作，而认为《陇头吟》、《从军行》、《老将行》三首“疑在河西任职期间所作”。陈先生是著名的王维研究专家，治学严谨，言必有据，他的意见当不无道理。
除上述之外，我认为还有两首诗应列入王维的河西诗作之中。
其一是《送韦评事》：
欲逐将军取右贤，沙场走马向居延。
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
其二是《灵云池送从弟》：
金杯缓酌清歌转，画炯轻移艳舞迥。
自叹鹡鸰临水别，不同鸿雁向池来。
前一首之写于河西军中由诗意可见，不言自明。后一首，在清人赵殿成为“灵云池”所作的注中曰：“高适集有赔窦侍御泛灵云池、陪窦侍御灵云南讌诗二首，其序云：凉州近胡，高下其池亭，盖以耀蕃落也。意此池即凉州之灵云池矣。”赵殿成之注可信，这首《灵云池送从弟》确为王维的河西诗作。
唐代凉州灵云池的遗址，可能即今武威的海藏寺。相传以前因寺院周围林泉茂密，碧波荡漾，犹如海中藏寺，故得此名。寺内高台为古灵均台，据《晋筑灵均台》碑文记载，系东晋明帝太守中凉王张茂所筑。此寺现已辟为公园，有新开的人工潮。寺中藏经阁有前人所撰写的对联曰：
阙影射池塘，足下龟蛇低戏水；
台灵高坎位，座傍旗剑上凌云。
还有，《送源长史归岐州》一诗，在赵殿成作的《右丞年谱》中列入王维河西诗作是不错的，但写作时间在开元二十六年秋，而不是开元二十五年。陈铁民先生定此诗写于开元二十六年秋是对的，但认为“时作者在长安，”恐不足信。再有，《寄荆州张丞相》诗，我认为写于王维离开长安之后，理由在论述王维出使河西的例一间中已经说明。
经以上讨论，可见王维的河西诗作——不算疑为河西之作——计有十首，如果加上疑为河西所作的《陇头吟》等三首，就共计十三首。
这十三首诗总体来说，都是“边塞诗”。唐人的边塞诗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纪实”之作，写诗人亲临边塞的真实感受；一类是“悬想”之作，作者并未亲历而写的对边塞军旅生活的想象之作。王维年轻时也写过后一类诗，如《燕支行》，题下自注曰：“时年二十一”。说明其时诗人还未去过边塞。可他的河西诗作，则是货真价实的纪实诗了。这些诗中的《凉州郊外游望》和《凉州赛神》两首，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所提供的当时凉州民间祭祀土地神的民俗画面，和驻军赛神的画面，是研究唐代河西文化的宝贵资料。
王维出使河西近两年的时间，这在王维的一生中是一段难忘的日子。他回到长安后，每有友人赴河西，他都要写诗送行，如《送张判官赴河西》、《送刘司直赴安西》、《送平淡然判官》、《送元二使安西》等。在这些诗里，即有王维对友人的鼓励，也有他对河西生活的回忆和怀念。王维在河西的活动及诗作的研究空间很大，还有不少问题需深入探讨。本文谨是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时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