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清的本意来讲，他可能并不想骗王三槐，或者，他轻信了总督勒保的许诺。这就是说，刘清也上了总督的当。
可不管怎样，归根到底是他对王三槐造成了事实上的欺骗，把王送上了不归路。
这无论如何都是有悖道义精神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刘清又不得不如此。他还需要继续在官府混，还需要继续在官场之路上不断地走下去。清政府的存在，是他官员身份赖以存在的根本。如果清政府真的被王三槐他们打垮了，刘清他们这帮人的结局肯定好不到哪儿去。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即便他知道总督是在利用他的“清官”名声、知道王三槐有来无回，刘清还是会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大抵有三条路可选择：
一是被朝廷处理，不仅会革去官职，还有可能被砍头。
二是干脆和王三槐等搅在一起，站到官府的对立面。
三是在朝廷宽大处理的前提下，归隐山林，终老林泉。
从刘清以后的升官轨迹看，这三条路都是他不愿意走的。前两条路不用说了，最后一条离开官场，对热衷功名的他来说，也是不愿意的。
总而言之，刘清不可能不“卖”王三槐，就像总督勒保不可能不“卖”他一样。
的确很无奈，可有什么办法？
以仁义心怀对待降敌
立功擒敌、职位上升，对于刘清这样的能吏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种福祉。
因为，一个地方碰上一个好官比碰上一个庸官所得到的幸福，不能以道里计。
事实上，就是对那些信教反政府者，刘清也能以仁义之心待之。《清史稿》有一段记载：“清在军七年，先后招降三万馀人。有业者归乡里，无业及有业愿从者为乡勇，后立战功者三十馀人。”刘清在这七年里，先后招降了三万多“贼”众，并且对他们都作了妥善安置。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对招降而来的敌人一杀了之都是很正常的。这样的举动恰恰体现了刘清与众不同之处，也体现了读书人身上的“仁义”精神。
从客观上来讲，他的这些做法带来了一时一刻的平静，“有恒产者有恒心”，“贼”心稳固了，再次作乱的机率自然就少了。
嘉庆十年（1806），嘉庆帝曾写诗表扬他：“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
个人难敌历史洪流
此后，刘清宦海沉浮，时有起落，他一生对清廷都忠心耿耿。
正因为如此，他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显出无奈的意味。
比如，在擒拿王三槐的事情上，如果遵守儒家的道义，他就不应该去诱降，但如果站在清廷的角度，又必须如此才行，你说叫他怎么办呢？
再如，在对待受降“贼”众的问题上，他处理得当。但又能怎样呢？清朝此时已经是千疮百孔，靠一个刘清式的官吏就能挽救吗？即使出成百上千个清官，只怕也无济于事。
从四川出来后，刘清曾在山东、河南为官。这些地方各种教派的起义、暴乱此起彼伏，让他防不胜防。
面对强大的社会洪流，想靠一个人的道德文章来拨乱反正，显然是痴人梦话。
只是，刘清当然没有办法想得这样长远，纵是无奈之举，他也得尽力为之。
李长庚的憋屈
“长庚”是什么？在古代，它是金星的别名。金星又称为“太白金星”、“太白”、“启明”。因此，取“长庚”作名字的人，一定寄托了长辈对他的祝福，希望他能像金星一样恒久地闪耀在天空。
清朝中叶，福建出了一个名叫李长庚的将领。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以抗击海盗的功名闪耀于清朝的史页。海盗们四处传扬：“不怕千万兵，只怕李长庚。”
但是，翻究他一生的行事和业绩，却无事无刻不在受着长官的掣肘和猜忌。因此，他的功名里写满了憋屈，写满了沉痛，也写满了中国古代官场的权谋和阴险。
处在打击海盗的顺境
李长庚，字西岩，福建同安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进士。以镇压海盗成名。与他对战的海盗，先是越南过来的一帮人，随着越南内乱的平息，这股海匪很快就消停了。但随之而起的另一股海盗，却让李长庚多年不得安生，最后还死在这些海盗手上。这股海盗的首领不是别人，正是李长庚的福建同安老乡蔡牵。
这位蔡牵很有商业头脑，他招集了水澳、凤尾帮的帮众，在海上设卡，凡是出海贸易的商船，收受四百元番银为税，回程的商船加倍。
同时，与陆地上的黑社会打成一片，通过黑社会来补充粮食、枪械。
此时的清朝官兵，却缺少可供一战的船只，即使有一两艘，也是破破烂烂，不可堪用。
对李长庚颇为赏识的浙江巡抚阮元，看到海盗如此猖獗，便上折奏请李长庚统领浙江定海、黄岩、温州三镇的水师。并且，阮元还主动带领官商捐钱筹款，交由李长庚造了大船三十艘，命名为“霆船”，船上共配大炮四百门。
嘉庆六年（1801），这批船炮造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这些船炮，清廷水兵的威力大振，在与海盗的战斗中，时时获胜，还经常擒获盗匪中的著名头目。
这一段日子，对于李长庚来说是顺风顺水的。
受到总督玉德的牵制
可惜好景不长。李长庚很快碰到了令他头痛的玉德。
嘉庆八年（1803）正月，李长庚带领自己的队伍，把蔡牵一帮盗匪赶到了福建，眼看就要歼灭他们。蔡牵危急中赖上了当时的闽浙总督玉德，很恭谨地向他乞降，并提出要求：让浙江李长庚的水师不要处在上风处逼迫他。
也不知玉德作何想法，他真的把李长庚的军队调到了下风处。结果蔡牵一伙，从容休整，扬帆而去。
由于畏怕李长庚的霆船，蔡牵还重重贿赂福建商人，让商人们建造更大的船只载了货物出海，连船一起送给海盗，回来后却说被劫了。
有了这些大船，蔡牵的势力更猛，他横渡台湾，劫得数千石大米，分给福建、广东、温州的海盗。这些海盗得了好处，纷纷依附。
自然，这一切要拜玉德所赐，不是他的纵容，蔡牵怎么会如此厉害呢？
只是，纵容敌方，常常就是害了己方。李长庚反复多年的辛苦努力，都是差那么一点点，没有最后成功。
嘉庆十一年（1806）二月，李长庚与蔡牵在一个叫作鹿耳门的地方，作近距离交战，但不幸的是，蔡牵仗着船大，再一次逃脱。
嘉庆帝生气了，命令夺去李长庚的翎顶。
李长庚上奏辩陈：“主要是因为战船不行，我坐的船尚且比蔡牵的船低五六尺，其他的船就更不用说了。我曾和各位将领商议，愿意预支经费制造三十艘大船，但总督（玉德）认为需时费财，没有允许。”
皇帝终于明白了久久不能战胜海盗的原因，于是，革了玉德的职，还将其逮治。
阿林保也恨他
李长庚的命运终是多蹇。
玉德走了，新来的总督阿林保与玉德却并没有什么两样。阿林保一到闽浙总督任上，就连连弹劾李长庚，请皇上将其革职治罪。
好在嘉庆帝并不完全昏庸，暗暗地叫当时的浙江巡抚清安泰去调查。这位清安泰倒能识才辨人，把一些事情查得清楚，向皇上老老实实上了一本，让皇上消除了疑虑。
于是，皇上大大地把阿林保责备一番：“你到任不过旬月，地方公事、海洋情形，素不熟悉，与李长庚更从未谋面，辄连次参奏，殊属冒昧。联又不昏聩糊涂，岂受汝蛊惑，自失良将。联已降旨，将剿办蔡逆，责成该提督（即李长庚）。若阿林保因参奏不遂，遇事掣肘，致蔡逆逋诛，海疆贻误，联惟执法惩办。浙省既无高大商船，阿林保等速在闽省雇募，迅即解交李长庚，口粮火药，亦须源源接济。”
嘉庆帝这一道圣旨，责备了阿林保，算是为李长庚出了一口气，也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令人不解的是，阿林保与李长庚并无宿仇，为什么也会这么恨他呢？
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说是阿林保初到闽浙任上的时候，看到海盗难以剿灭，就置酒招款待李长庚，说：“大海捕鱼，何时入网？而且这种事情，又没有什么证据，你只要随便斩一个海盗的头，说是蔡牵的，我立马飞章报捷，则不仅你受到皇上奖赏，我也可以得到表扬，这不比长年在海上冒险征战好吗？”
李长庚没有答应，反而说出了“誓与贼同死，不与贼同生”的壮语。
阿林保很不高兴。嘉庆十二年（1807）十二月，李长庚与蔡牵的海盗团伙又一次交战，李长庚把海盗仅存的三条船围在一个小岛上，不几日就可将其擒获。但阿林保心里不快活，不断下令催战。
李长庚被激怒，下令一日内擒敌。结果只得与海盗死战。蔡牵身边的一个小兵认得李长庚，暗中放出一枪，竟把这员猛将打死了。
关于这段故事，《清史稿》里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但史学家孟森认为并不可信。
这些且不论，至少，当时闽浙总督与李长庚不和是不争的事实。有阿林保这样的上级，李长庚做每一件事大都不会那么舒畅，其所受的委屈和憋闷，就不用说了。
一生奋战不止的精神
李长庚终其一生，都在奋战和争斗。
任尔明枪暗箭，我自昂然向前，这种勇猛精进的精神是我们所最应汲取的。绝不能因为环境不好、上级昏庸等外在原因，就放弃了自己的奋斗，就停止了的步伐，就怨天尤人、仇恨社会。
人一辈子不可能很顺，遇到逆境怎么办？我觉得，就应该有李长庚这种精神，一往无前，不管不顾。
最后，再补充几点，一是嘉庆帝对李长庚功绩表示赞许，李长庚死讯传到，这位皇上自称“览奏心摇手战，震悼之至”，足见内心里震动之大。二是李长庚一生都在追打的海盗蔡牵，最后被王得禄、邱良功所灭，而这两个人都是李长庚的部将，对于李长庚来说，也算是心愿了结。三是阿林保后来官至两江总督，仕途倒也顺利。倘李长庚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想？
恭亲王的不恭
据说，道光帝在决定继承人的时候，曾经在奕詝（咸丰）和奕訢（恭王）之间犹豫了好久。最终，他选择了奕詝来继承自己的大业，但对奕訢也没有亏待。在谕旨里，他作了两条明确指示：一是“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二是“皇六子奕訢封为恭亲王”。
这种并列式的交代，在清代皇位的传承历史里是绝无仅有的。恭王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其在父皇心目中的位置是毋庸置疑的。
给皇帝哥哥下套
奕訢有了这样的地位，具有了骄傲的资本，加上性格本来有一些嚣张，锋芒外露之处自然比较多。
道光在世时，对这些应有所耳闻。他用一个“恭”字赐奕訢，大概希望爱子能谨言慎行，敬重哥哥，不要恃才傲物，导致兄弟不和。道光一片期许，代表了普天下作父亲的苦心。
但期望归期望，俗话说，江山难改、本性难移，性格中的有些因素是与生俱来的，岂是一个“恭”的封号就能改得了的？
奕訢即位成为咸丰帝后，兄弟俩刚开始还能和睦相敬。但到恭王的生母康慈太妃逝世之时，两人便因丧礼发生了严重龃龉。
康慈太妃不是咸丰的亲生母亲，却对他有养育之恩。应该说，咸丰即位之初，对太妃还是相当孝敬的，不仅将她迎养到太后的住所万春园，而且时时探望问候。唯一没有做的，就是给她一个太后的封号。
到了太妃去世，恭王暗中活动，让礼部上奏，给康慈太妃请了一个太后的谥号。拿到奏章，因为一切都已经办妥，咸丰不好拒绝，不得不给了康慈太妃一个“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的谥号。对此，咸丰心里肯定不大高兴。
因为此事从头至尾，都有一种被恭王设计和挟制的味道。这哪里是对皇上的“恭”呢，分明是唱对头戏嘛！
于是，在咸丰五年（1855）七月，咸丰找了个借口，罢掉了弟弟恭王奕訢的军机大臣、宗令、都统，让他退出了权力核心。
不把两位太后放在眼里
历史事实说明，一个人过于咄咄逼人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实给了恭王活生生的教训，但他会改变吗？
光阴匆匆，时间不经意间就流转到咸丰死后。因为帮助慈安、慈禧两位太后除掉了权臣肃顺，恭王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这一结果来之不易，按理说，恭王应该珍惜才是。
不幸的是，当稍稍有一些权力在手上，他的“不恭”本性又不知不觉流露出来，为自己埋下灾祸的伏笔。
有两个事例，可以展现恭王在细节上的不注意之处。
其一，话说太监安德海在慈禧前面当红的时候，经常要这要那。恭王看不惯，认为国运艰难，宫中不应索取过多。
小安子不服气，就问：那你看什么东西不应索取。
恭王一时仓促，不能回答，随口说道：“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
于是，在第二天慈禧进餐时，小安子把那些上好的瓷器全换成了粗陋的杯盏，慈禧惊讶责问，小安子便说是恭王这么要求的。
慈禧生气道：“他连我日常吃饭都要约束了？”
其二，恭王掌握着用人大权，用哪个人、不用哪个人，都是自己说了算，从不和太后商量。
一日，慈安、慈禧两位太后召见问及此事，恭王竟然说：“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狂傲之态毕现。
这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有些道理的，只是作为臣子，说话直接了些，没有注意方法；第二件事则是犯了大忌，如此恃功而骄，太后心里肯定是过不去的。
果然，同治四年（1865）三月，两太后下了一道谕旨，对恭王进行了严厉责备，说他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下令免去他议政王及一切职任。可以说，恭王的权力在此又跌到低谷。
此后，作为皇亲国戚，恭王一辈子都是起起落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