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的权变之术。他利用修纂《四库全书》的良机,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让那些“蛇”主动地游走出来,然后一个个打死,最终达到了清除“不良思想”的预期目的。
第一招,循循善诱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一招,就是循循善诱,广而告之。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由于当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内容、体例等都没有考虑得十分成熟,这个诏书下得非常笼统,只是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致使各地对搜求什么样的书并不十分明了。
同时,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时有所闻,如雍正朝的查嗣庭、吕留良陷身文字狱,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狱,民间风声鹤唳,只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
因此,搜书的效果很不理想。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献书者还是不见踪影。乾隆十分不快。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献书,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之人也没有半点干系,不得加罪。至于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碍。绝不藉“访求遗书,而于书中录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何况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给持有者。
这样一种“善诱”之策,果然使许多粗心之“蛇”纷纷出洞。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好书坏书,“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其他省份所献之书在数量略有差别,但他们献书的劲头却与此无异,真可谓“踊跃奉公”了。
第二招,奖掖激励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二招,就是适当奖掖,精神激励。
在消除献书人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乾隆还不忘给献书者以适当的精神奖励,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
这个奖励办法颁布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主要内容是: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者,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持有人。
我们知道,献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中间多有风雅之士,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且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了。
于是乎,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仅各地所献书籍,就达万余种之多,足见乾隆“引蛇出洞”招数之高妙。
第三招,威逼恫吓
对于那些藏有“违禁”之书,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则采取“威逼”之法。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就对一位督抚下了这样的谕旨,大意是要该督抚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联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示,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既有娓娓劝诫,又暗含威胁之意。当地官员和藏书之人哪敢怠慢?
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打蛇的事情我做主
蛇既出洞,书既已献,藏书家就做不得主了。
对于其中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本身的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不少书借助修纂《四库全书》这一盛事保留下来,但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这一点,鲁迅曾作过精辟犀利的批判。
更有甚者,许多书的主人由此罹祸,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煎熬。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本人及其家属也被发配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理,真可谓“出洞之蛇任人打”了。
为此,我们在了解《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
正是这些不为我们熟悉的细节,让人体会到历史的残酷性。
“十全”背后非十美
乾隆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对“康乾盛世”的大肆褒扬,二是由于当前《戏说乾隆》、《乾隆微服私访记》这类清宫戏在荧屏上对人们视觉形成的持续冲击。有这两种力量推波助澜,一个人想要低调都难。
何况乾隆本来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对于自己的功劳和业绩,即使别人不吹捧,他自己也会想办法来宣扬。他称颂自己“十全武功”的诗便是这类“颂己”之作的代表。
“十全武功”,就是“十场战争”。具体为: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金川两役、台湾一役、缅甸一役、安南(越南)一役、廓尔喀(尼泊尔)两役。这十场战争,有胜有负,都打得艰苦卓绝。乾隆老夫子为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专门为每场战争各写了一首诗,后来结集成《御制十全诗文集》。
我们知道,大凡喜欢夸耀自己的人,往往是底气不足者。其所讲述的事情,往往名不符实。乾隆把自己任内发生的十场战争夸耀成“十全武功”,作为皇帝老子的“金口玉言”,当时没人敢反驳。
但岁月流转,时过境迁,随着皇帝老子威严的逐渐消失,对于“十全”武功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这在各种史料中都可找到,近人孟森在他的《清史讲义》如此评价:“高宗(乾隆)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这个评价说,乾隆自从平定新疆后,所有的“武功”要么出自内乱,要么是外面挑衅,运气不错,碰巧平息,都是“救败”而不是“获胜”。
由此可以看出,“十全”之谓,不过乾隆的夸大之辞,他把战争的功过成败,当成政绩煮成一锅“十全十美”的稀粥,希图使自己的威名永世流传。
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双赢”的。
只要是战争,就必然伴随着血与泪、火与仇。
大小金川位于川西大渡河上游,山高路险,常年积雪,人口仅数万人,辖地也不过二三百里,乾隆时土司内部纷争,朝廷前后两次发兵平定。第一次是乾隆十四年(1749),打了两年,耗银2000万两。第二次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费五年之功,十万之师,七千余万之帑”。这两场战争都打得十分艰难,因为大小金川地势险要,满清大军与当地反复厮杀,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胜利。除花去大量的军费以外,还损兵折将。史学家孟森评价道,乾隆前后在金川发动的这两场战争,用朝廷正规大军和当地土人武装相斗,即使打胜了,也算不了什么。并且,在初次平定金川时,总督张广泗、经略纳亲因错失时机,被朝廷处死。再次平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又战死,损耗也非常大。
这样的“武功”,怎么能称得上“十全”呢?
除此之外,平定台湾、安南、廓尔额(尼泊尔)、缅甸等战役,要么是吃了败仗,要么是别人主动投降,没有那一役称得上“武功”。
拿缅甸一役来说,当时满清的征缅大军很多死于南方热带雨林的瘴气,统帅明瑞战死,好在此时被缅甸吞并的暹逻在华人郑昭领导下复国,正好发兵攻打缅甸,缅甸为避免腹背受敌才向清廷求和。这明明是场败仗,却要说成“武功”,有些恬不知耻,难以让人信服。
即便如史学家孟森肯定的定回疆之战,虽说平定了叛乱,统一了疆土,但所费之巨、所损之将都十分惊人的。《东华录》载有很多奏报,颇言当日之艰辛。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在回疆前线厮杀的将军兆惠上奏:“我兵杀贼虽多,阵亡亦百余,总兵高天喜、原任前锋统领侍卫鄂实、原任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俱殁于阵。”参赞大臣爱隆阿也奏报:“靖逆将军纳穆扎尔、参赞大臣三泰于十月十三日,带巴鲁图侍卫奎玛岱并兵二百余前赴兆惠大营。夜四鼓时,遇回兵三千余,仓卒冲拒,三人均已阵亡。”通过边疆大臣们奏闻的只言片语,我们看到的只是当日战争的残酷,丝毫未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妙,这又怎能轻易地冠以“十全武功”的美称?
至此可以看出,所谓“十全武功”,不过是一个臆想症患者的呓语、一个好大喜功者的幻想,这种虚荣也许可以短暂蒙蔽人们的眼睛,但时间的河流终究会冲开历史真相上面粉饰的沙尘。现在,又还有多少人对“十全武功”深信不疑呢?
文字狱的另一端
大概是意识到文化的“利器”作用,清代的皇室对文人一直保持警惕。雍正皇帝是个相当精明强干的人,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明,使他意识到文化的“双刃剑”作用。这把“剑”用好了,固然能进一步巩固、维护朝廷的权威,可一旦用歪了,对当前的统治就可能起到颠覆性的效果。因此,自雍正始,清朝对文化的管制变得极为厉害。
雍正时的曾静事件
这个事情还得从著名的“曾静事件”说起。据《清史稿》载,雍正六年(1728),湖南儒生曾静派遣自己的弟子送了一封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信中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清代皇室本来是金(女真)的后裔,而你却是汉人特别是抗金名将岳飞一脉所传,现在你身居高位,一定得利用这个资源优势,报我们汉人之仇啊。这封信完全站在种姓的角度,以一个读书人的慷慨陈词来劝说当时的封疆大吏。表面上看,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但站在岳钟琪的位子来看,这封信无疑是晴天上的一个霹雳,他“大骇”,赶紧上报雍正,让朝廷去查这个事情。而曾静虽然表面上义正辞严,但却受不了皮肉之苦,一顿严刑拷打下来,立即招出自己之所以有这个思想,是因为受了浙江读书人吕留良著作的影响。
那吕留良到底是什么人呢?史料显示,吕留良(1629—1683)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文家,也是有名的反清人士。这人一身傲骨,不但用家产支援义军,而且直接参加抗清战斗,左腿中箭,留下终身创伤。他的著作自然满是反清言论。曾静读了他的书,一时心折,不由产生了反清的冲动。但这冲动仅只能保持短时的效用,面对严刑逼供,所谓的气节便不值一提,他“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并自愿作为朝廷警示世人的反面教材,到江宁、杭州、苏州一带宣讲。只可惜,他的主动迎合并没有换来好下场,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曾静当时逃过一劫,但在乾隆即位后,即被处决。
关于这段历史,文学家们多爱谈及,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在抄斩之时,侥幸逃免,后练成绝世武功,潜入皇宫,取得雍正首级,报了家族之仇。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侠骨丹心》等对此即有精彩叙述。但传奇归传奇,历史还是历史。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朝廷为了政权的稳固,不惜采取极其残酷的株连手段,用鲜血来堵住读书人的口,来折断他们的笔。
乾隆时期更残酷
到乾隆朝后,对文字的管理更为严格,管理的“水平”更为高超。相对而言,乾隆对儒学比雍正更通透一些,因此,对于文化的箝制也显得比雍正内行。他明确要求:“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他手上积下的文字狱比雍正时更多。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
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等诗句。乾隆判定“壶儿”即“胡儿”,有毁谤满清政府之嫌,立判徐某剖棺戮尸,子孙与地方官全部斩首。
沈德潜本为乾隆宠臣,他死后,乾隆在他诗集中发现有咏黑牡丹诗一首,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大怒,以为影射满族为入主中原的“异种”,下令剖棺戮尸。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的文字冤狱案数倍于康熙、雍正,大案多达60余起,冤狱横兴,滥杀无辜。那些喜欢清议的文人自然就什么也不敢说了。“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李祖陶《与杨蓉诸明府书》)。
士风转向学术研究
朝廷有了这种高压,读书人便不再敢妄发议论。学术由偏于思想的阐发,开始转向于考据、音韵等技术性一端。这群文化承担者不再关心当世的事务,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埋头于古文献里进行文字训估、名物的考证、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这大概是清代著名的乾嘉学派兴起的直接引子。梁启超就明确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这种技术性的学术倾向,做的只能是扎实的学术基础工作,缺乏思想理论上的建树。
这种学术史上的起伏,正是兴起文字狱的清皇室所愿意见到的。
杀你没商量:三起奇怪的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多如牛毛,从审案的角度看,犯事者总犯有“不可饶恕”的“罪孽”,证据足以让人信服,判处死罪显得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