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都市怀春：一种民族性的颓废
一、海派****小说都市怀春的普遍性
海派作家与海派文学常给人一种错觉，海派作家是摩登少年，海派文学为先锋文学，其实，这仅仅是一面。以海派****小说看，海派文学固然不乏现代特质，如有的作品具有颓废之美，再如作家有时以精神分析来展示人物内在的性冲动，但海派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容忽视。在****小说里，海派作家常常将****冲动与由欲生情称为“怀春”，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将人物放置在春天，或如果不出现春天也要人为地把他们与春天联系在一起，春日暖阳复苏人沉睡的本能。纵观海派****小说，就能发现，涉及怀春的作品之多、作家之广令人惊奇；然而，与海派作家相比，其他现代作家（京派作家除外）似乎不屑于重走中国古典文学的老路，在他们的小说里，怀春的次数并不多见。这说明怀春是现代海派小说的一个重要现象，深究怀春的意义就有可能触及海派作家、海派文学的某些特质。
海派小说的怀春有一些经典场景。施蛰存《春阳》里的昆山婵阿姨是一个寡妇、三十五岁的老处女，她到上海的时候恰逢暖和的春天，“当她望永安公司那边走了几步路，忽然地让她觉得身上又恢复了一种像是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让她混合在许多呈着喜悦的容颜的年青人的狂流中，一样轻快地走……走”。传统婚姻下的悲剧人物婵阿姨，在还未嫁的时候丈夫就死了，贞节的她从来就没有做过女人，上海的暖春复活了她压抑已久的春心。再如苏青小说《续结婚十年》，苏怀青离婚后事业有成，在《秣陵春》一节，“春风吹开了桃李花，我的心境仍旧是那么郁郁的，百无聊赖”，因为“饱暖则思”。类似的怀春细节比比皆是，如章衣萍小说《阿莲》，叶灵凤的《浴》、《姊嫁之夜》、《摩伽的试探》，章克标小说《九呼》，滕固的《银杏之果》，予且的《留香记》，东方蝃（虫东）的《春愁》、《惜余春赋》，徐讠于的《痴心井》等都不乏春情荡漾，再往下列举还有。即使是以现代而前卫面目出现的小说家如刘呐鸥、穆时英也有怀春情结，刘呐鸥小说《礼仪与卫生》，穆时英小说《五月》、《田舍风景》、《第二恋》等都注重春天的神奇力量对人的奇妙作用。在众多的现代海派作家中，叶灵凤可能是一个较多地依赖怀春来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作家，他笔下的怀春既有实写，也有人为的附加。前一类不再举例，在后者譬如《鸠绿媚》里，波斯公主鸠绿媚与她的老师一见钟情，他们的梦境犹如《牡丹亭》春梦的重写、他们的初次见面仿若《红楼梦》里的宝黛初会，这一天不是春季的一天，但波斯公主、白灵嘶先生一直在做不是春天的“春梦”，所以，她说：“白灵嘶先生，我觉得在好久之前我就受过了你春风的吹拂。”春风由实入虚，这个象征体即便脱离了春天仍具有神奇的性意味。不能否认的是，海派作家并非人人都钟爱怀春这一技巧，张爱玲就是一个。作为一个与传统渊源颇深的作家，她尽量回避春的字眼，这可能是她创作上的有意而为、对海派文学滥用怀春技巧的一种反弹。虽然这样，小说《十八春》还是落入俗套，世钧与曼桢的爱情始于春天。综上所述能得出结论，虽然有一些作家、作品例外，但海派作家乐于以怀春的手法展示男女****应该是一种普遍性的特点。
与海派作家不同，海派之外现代作家的爱情或****小说中的怀春细节不能算多。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谓怀春，不是泛指一切****或爱情，而是指向以春天来揭示人欲的萌动以及爱情火花的点燃这种思维模式，所以，怀春是狭义上的怀春，必须伴随有春的意象。若泛指怀春，本文将以引号加以区别。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许多涉及爱欲的现代小说名篇，如鲁迅小说《伤逝》，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生死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明显没有怀春迹象，如果穷尽，这个“队伍”实在太长，故不再罗列。不能否认的是，怀春在非海派作家的爱欲小说里也出现过，如巴金的《家》、魏金枝的《报复》等，但它们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换言之，怀春没有普遍性。例外的是京派，下文将论述到。
由于怀春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范畴，所以，怀春的普遍性表明，海派作家在这一点上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密切，同时，他们的创作还受制于海派文学的杂糅文化语境：上海不只有现代都市气息；并且，现代上海有全国最多的同乡会，是佛教复兴的中心，可见，上海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都会。许多新文学作家则不像海派作家，他们各有新文化资源，如五四作家之于民主、科学的西方启蒙思潮、左翼作家之于马克思主义等，这种比较单一的文化信赖使得他们常常挣脱了传统怀春模式的制约，在五四文学里，爱情与个性解放结合，在左翼文学中，革命加爱情盛行。京派作家的选择与海派趋同，如沈从文是一个喜欢写人性的作家，他的一些小说如《丈夫》、《春》、《春天》等都是怀春小说。这种例外并不奇怪，因为京派是一个有古典倾向、以乡土抗拒都市的文学流派。京派与海派的对立说明海派文学具有现代都市气质，但这种极富有现代都市气息的文学，其传统、趋旧的特点明显，都市怀春就是其中之一，这正是海派小说怀春的独特性。
二、怀春披露民族无意识
海派作家热衷于怀春的写作，显而易见，上海的色情文化与文学消费在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样在上海，左翼作家为革命舍弃怀春，所以，怀春书写首先与作家的文化选择有关。从表面看，海派作家选择怀春就是选择承接中国古典文学。如果往上溯，鸳鸯蝴蝶派文学是起点，明清小说如《红楼梦》、戏剧如《牡丹亭》等是必经之处，再上去就是唐宋诗词、魏晋南北朝文学，《诗经》是光辉的终点。《诗经》里有大量的爱情诗，无论男女怀人、求欢抑或结婚等大都选择在春天，如《卷耳》、《草虫》、《燕燕》、《采葛》、《桃夭》等都是。《诗经》基本上是当时社会的忠实记录，刚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先民，为什么要选择在春天而非其他季节里“怀春”？显然，怀春作为中华民族固有的原始文化现象，它隐藏着民族的秘密，若要揭示它的内涵，就必须对先民的怀春做一番文化人类学考察。生活在现代都市文化语境下的海派作家不厌其烦地重复怀春的写作，这说明他们触摸到沉潜得很深的民族内心律动，以荣格的理论看就是沉睡的民族无意识原型一再在他们的大脑里被激活、从而迫使他们不断地创作出民族化的怀春小说。
怀春在春秋以前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这一点，《礼记》、《周礼》等文献里多有记录。尽管这些文献成书较晚，但他们大体上是先秦人生活的一种实录，可信度高，所以，它们是怀春研究的可靠资料。为了论述上的方便，下文常常将这一段远古时期统称为先秦。据《周礼·媒氏》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30】适龄男女幽会、结婚的时间由官方确定，一般而言，只能在春天，尤以仲春时节为最佳，若有违反，还会遭到处罚。官方的指令是一种约束力，帝王的身体力行则是一种导引。《礼记·月令》里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31】中春之月，天子亲自祀神禖，而且，还带头给百姓示范怀春。天子这么积极推广，用意在于引导子民多给他生育小子民。这样，春天就被赋予特别的意义，除了“会男女”之外，有学者说：“先秦时代仲春会男女的风俗延至汉代以后，便成为了人们结秦晋之好的最佳时机。”【32】在人为外力的作用下，在人欲的驱使下，怀春就流传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它后来没有时节上的局限，一切男女之欲与情都是“怀春”。
远古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在春天里“怀春”？《礼记·月令》说得很清楚：“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33】在远古人看来，春天是天地****的季节，这种行为使得大地上万物生命勃发，故，人便应天地之气而生情。《白虎通》也有类似见解：“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34】天地也有灵性，这是“泛灵论”的神话思维模式。爱德华·泰勒认为：“由于人的灵魂学说自然扩大的结果，就承认了动物的灵魂。树木和其它植物的灵魂也就沿着特殊和有点不确定的途径随之而来。最后，非生物体的灵魂把一切理论引到了极限。”【35】以“万物有灵”论剖析，先民因为人“怀春”而推导出天地也“怀春”，又因为草木等在春天里萌发新生命就推断出春天是“天地交通”之时，所以，人的怀春就是上顺天意了。
在《礼记》、《周礼》等儒家经典里，先秦人的怀春无论是顺从天意还是听命于官媒，其目的主要在于生育。对这种情形，有学者解释为：“儒家对于婚嫁的观念，虽有《礼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样对于生理需要的承认，但根本思想是传种这生物学的目的。至于恋爱与否，有无快感，这些心理情形，那是不加理会的。”【36】显然，儒家典籍记述了怀春理性层面上的要义，而对人的无意识本能即人内心的隐秘则多有忽略。生命的繁育始于交合，但这种冲动一开始并没有理性上的生育目的，所以，本能先于理性的生育思考，怀春首先应该是先民混沌的生命力律动、强烈的内在冲动。与儒家典籍不同，中国古典文学里的怀春主要是指人在春天里****萌动并因此而生情，如唐诗《闺怨》、明戏剧《牡丹亭》等属于此类。可见，在怀春的含义方面，文学与《周礼》、《礼记》等构成了互补，后者主要关涉社会理性，前者则连通民族无意识心理。
海派文学的怀春是古典文学式的。就上文已阐述的几个典型怀春细节，我们能看出，在特定的情境下，潜隐的民族遗传因素复苏因而怀春不请自来。在****小说里，春天是泰勒的“文化遗留”，在荣格那里则是原始意象，它承载着集体无意识原型。譬如，在穆时英小说《五月》中，独身汉刘沧波有感于户外的五月（应该是公历）春光，再看看自己，“屋子忽然大了起来，大得不像个样子。看着那只大床，真不懂得自家怎么会在那么大的一张床上睡了半年的。便第一次感到了独身汉的心情。”于是，他先后四次呼喊：“呵，呵，春天哪！”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叫春，它就像河洲水鸟的鸣叫，又是君子寤寐的思人，先民在仲春之月的狂欢景象被启动、被呈现。《五月》里春天意象的再现及其所包含的生命本能的萌发，能在荣格的《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里找到对应的理论。“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37】当原始意象出现在某种情境下，“在这个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38】。所以，海派小说的怀春书写，就是对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民族隐秘的披露。
原始意象把作家个体与民族联系在一起，民族的原始意象隐含有民族的声音，所以，海派作家的怀春叙述就是民族古老声音的回荡。正如上文所述，怀春书写有着悠长的文学历史，海派作家的创作一旦跨入这条河流，他就是民族无意识的探寻者。应该说，在继承文学传统时，海派作家是自觉的，可当他们因怀春写作对接上先民的原始经验时，优秀作家总会陷入一种迷狂或幻觉状态，毫无疑问，如果他们不能进入这种状态，他们就无法触摸到古老心脏的跳动。对作家在写作过程中的身不由己，荣格说：“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力，它抓住一个人，使他成为它的工具。艺术家不是拥有自由意志、寻找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他实现艺术目的的人。他作为个人可能有喜怒哀乐、个人意志和个人目的，然而作为艺术家他却是更高意义上的人即‘集体的人’，是一个负荷并造就人类无意识精神生活的人。”【39】本文以荣格的学说来论证海派作家是民族的代言人、是民族心灵的“传声筒”，并非就认为他的理论无懈可击，事实上，他对文学的认识有不少观点值得商榷；但是，他的原型、原始意象理论确实为阐释他所说的“幻觉”模式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给这一类型的作家定位提供了有效的证据。
三、都市怀春连通农业文明
上文提到，先民因顺从春天里的“天地交感”因而交合，可他们是怎么认识到春天的奇妙作用并使春天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的？毫无疑问，这是他们对大自然进行长期、细致的观察才得出来的结果，因为他们生活在自然里，自然是他们认识的对象之一。但是，他们为什么对春天、大地、新孕育的生命等即天地的怀春有着持久关注的兴趣呢？有一点能肯定，古代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是人生存的维系，而原始农业基本上依赖于天时，所以，现实的需要促使他们持续地追问气候、节气、草木的荣枯等一系列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总结出吻合自然规律的结论以安排农事。《礼记·月令》里有不少关于时节与农事的记载，如在孟春之时因天地之气交接，“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恭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40】。因天地的缘故草长莺飞，故而该“布农事”，这种科学指导显然与由农事作为出发点进而对农业与气候关系之研究的成果有关，否则，就是盲目指导。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得他们专注于这个问题呢？无疑，人们对自然的一般性认识尚不足以使他们锲而不舍地思考天地之怀春、并将它创造为春天神话，或许，人的怀春是一个因素，但是，由于那时候生产力低下，人的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人不大可能在死亡阴影下幻想出春天神话，唯有农事才是值得人探讨这个问题的首要因素，所以，怀春与农耕有很大关系。“为农耕”是怀春生成的理性起点，而且，春天的男女之会在远古本来就含有使农作物丰收的意思。有论者说：“据李安宅先生研究认为，周代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就含有‘欲使禾稼收成’的意义在内。”【41】散落在民间的民众言行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古代的皖南，在水稻扬花灌浆时节，有夫妻到田头过性生活的习俗。……传说尤其种芝麻，一定得夫妻合种，否则芝麻就不会茂盛，更不会丰收，以致至今流传着‘和尚（无妻子）种芝麻——稀稀拉拉’的歇后语”【42】。以人的****来促成禾稼丰收，这种泛灵论式的神话思维方式在现在看来很荒谬，但远古人确信不疑，这些流传下来的习俗就成为解读怀春的极好材料。在吃饭不成为问题后，先秦人就要考虑氏族种的延续了，宗族制度决定了这一点，所以，怀春的理性内涵即怀春的目的还包括有结婚、生育。这在上文已有论述。由于宗族制度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根本制度，所以，先秦人所创造的春天神话是中国远古时代农业文明的产物。
当然，也不是所有农业文明都能创造春天神话。在弗雷泽的《金枝》，我们看到，以男女****来促使庄稼的生长在地球上是较为普遍的原始风俗；但像中国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怀春可能是唯一，这说明，春天神话是多种因素譬如农耕、气候、社会制度等共同作用才形成。
怀春的痕迹在欧洲也可见，“欧洲有些地方春夏季节都有这样的风俗，其原意显然也是出于这同样的原始观念，即认为人类彼此之间的性关系同样可以用来加速植物的生长”【43】。但西方没有生成有影响的怀春文化，这与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有关。当中华民族在北方大地上构建农业文明时，古希腊人创建了另一种类型的文明，即海洋文明或城邦文明。爱琴海上有许多美丽的岛屿，它的西边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虽然风景不错，气候宜人，“但是在地中海沿岸以及各岛屿上，绝对找不出一个地方会像恒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或尼罗河等冲积河谷一样肥沃的土地；夏季的干旱有时来得太早或是延续得太长；并且，在薄薄的泥土之下到处都是岩石”【44】。所以，农业不可能是古希腊人的经济支柱，远古时代也如此，因为在流传下来的神话里，农业与丰收女神的地位并不太显赫。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以一个重要城邦雅典为例，“尽管想尽了一切办法，雅典每年仅生产67.5万‘蒲式耳’（bushel）谷物——勉强够供应其四分之一人口的需要。若不进口粮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会挨饿；因此，趋向帝国主义，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45】。由以上能看出，古希腊人必须重视海上通道，海上贸易是他们的立邦之本。由于农业不十分重要，所以，古希腊人大都住在城里。生活在城邦的希腊人进一步完善了先人的神话，他们的爱欲神是阿芙洛狄忒与她的儿子厄洛斯，在古罗马则转换为维纳斯与丘比特。与怀春不同，阿芙洛狄忒与厄洛斯并不仅仅在春天才活跃，这说明古希腊人并不在意“怀春”的时令特性，农业的非主要地位使他们对草木以及人的生命之规律与气候的关系有所忽视。而且，地中海气候也很独特，“几乎终年，人们可以在暖和而不恼人的太阳下，过着户外生活”【46】。四季没有明显的区分，因此，“丘比特是顽皮的，而维纳斯却是喜怒无常的，所以恋爱的遇合，比别的事情更奇特，更多幻变，更可惊可愕”【47】。人在任何可能的时候都会中丘比特（厄洛斯）的神箭，“怀春”不一定得在春天。
以上比较有两点意义：首先，在与另一种不同性质文明的比较中，怀春的农业文明特性更加突出。由于受大陆季风的影响，秋冬之时，中国北方内陆的生灵大都蛰伏，随着春天的到来其生命力勃发，而夏季则天气炎热，所以，春天对远古时代的农业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里没有论证气候决定论的意思，但气候的确有一定作用，它对农耕的影响更加突出，换言之，农耕是气候重要与否的前提，显然，没有农耕，先秦人也就不那么在乎怀春即“怀春”的季节性了。其次，通过比较，我们才知道，怀春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有文化。因为上海是中外文化的融会之地，作家的文化资源有中有西，只有确定了西方性与爱的原始意象是阿芙洛狄忒与厄洛斯之后，我们才能断定，春天确实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原始意象，故，海派作家的春天意象是民族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这类意象还有一些，如女娲、高唐神女、月下老人等都是性爱意象，但它们都没有春天这么普及、这么有生命力，在现代，它们的影响更小。再就是，海派****小说里也出现过阿芙洛狄忒或厄洛斯的意象，但甚少，这刚好可以反衬出民族文化对海派作家小说创作的制约。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春天不但是无意识原型的原始意象，而且，在农业文明的范围内，怀春还与庄稼和宗族联系在一起。就后一点来看，尽管在当时它是一种有意而为，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的意义被弱化，如在结婚日期的选择上，春天不再是唯一。不过，一些核心思想仍然被继承下来。施蛰存在《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里回忆：“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一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48】“三人”指的是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他们参加30年代政治革命的顾虑之一是“独子”，施蛰存将其源头定格在封建主义上，这显然没有错，不过，若再溯源，就知道这种思想从先秦而来，从“仲春之月会男女”中来。戴望舒、杜衡等人都这么传统，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这种说法在理论上也不难成立，因为文化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它已呈固态，不可能很快“风化”。因此，通过怀春这扇窗，我们能看到海派文人并没有跳出农业文明的圈子，他们生活在现代，身上却流淌有远古中国人的血液。“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则早已产生了三种这样的思想体系：泛灵论（或神话）、宗教和科学。”【49】在“科学”的现代都市，海派作家却有着远古农业文明的情怀、神话文化的遗韵。所以，海派作家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摩登、前卫，或者说他们可能外表时髦，内心其实仍然有传统的负重。
就海派****小说而言，虽然它们着眼于现代都市人的情色，但它们常常发远古怀春之幽思，都市化的****小说显而易见地有着乡土神话文化的一面。刘呐鸥的《礼仪与卫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小说里人物的生活理念很时髦、开放：启明与可琼自由恋爱，但他们因性问题分分合合，谁也束缚不了对方；白然在性方面就更加收放自如；画家、音乐教师、法国商人普吕业等都有唯美主义艺术家的个性，他们欣赏美，也嗜好女性的肉体。他们欲的狂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怀春。当启明在办公室里感受到逼人的温暖时，他知道这是春的魔力在作祟，“是的，春了，启明一瞬间好像理解了今天一天从早晨就胡乱地跳动着的神经的理由，同时又觉得一阵粘液质的忧郁从身体的下腰一直伸将上来。……阳气的闷烦，欲望在皮肤的层下爬行了。”所以，他去****，不断地猎艳。其他小说，如《春阳》、《阿莲》、《浴》、《姊嫁之夜》、《摩伽的试探》、《银杏之果》、《留香记》等莫不在展现现代意识的同时将怀春置于重要地位，因此，从整体上看，这类小说是一种面向现代、立足在神话时期民族文化之上的都市小说。
四、海派****小说移植怀春的成功经验
如何看海派作家以一个古老、农业文明时期的意象来表现“现代都市人”****的萌动？这涉及传统为现代所用或者说传统与现代杂糅的问题。海派作家借鉴传统文学经验，这究竟是否合理？如何做才能使传统散发出新的活力？对怀春的研究必须深入到这一层面，否则将无法判断这种“拿来”是否有价值。
春天意象在海派小说里不仅不蹩脚，而且还与现代上海的文化十分相称。从春日意象或“怀春”词汇来看，它们富有色情意味，“颓加荡”诗人邵洵美是这么描述春的：“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50】春的含义极为吻合现代上海的情色文化。上海是一个现代商业大都市，商人以及聚居在上海的世家子弟为色情业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而且，奢华享乐的人生哲学在中国从来就有很旺的“人气”；另外，上海男女人口比例的失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闯荡上海的精壮男人的泻欲直接促成色情业的走红。显然，以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为中心的上海色情文化无疑是小说的重要“摹本”之一以及思想资源，反过来看，****化的怀春又十分贴近肉感的四马路。可见，海派****小说的怀春与上海的色情文化呈现双向互动关系，而且是双赢的互动。因此，古老的春天意象在海派****小说里再一次展示其魅力，所体现的不是海派作家对古典文学的简单模仿，而是他们在色情文化的感染下活用怀春。
色情文化显然也影响了在上海的非海派作家，譬如，除沈从文外，还有少数左翼作家如丁玲也较多地运用怀春这一手法，但这二者与海派有所不同。沈从文涉及怀春的小说往往在于展示纯朴人性，左翼作家的怀春时常与革命联系紧密，可见，唯有海派的怀春，才是最有民族特色的怀春，才是现代上海物欲横流、情色泛滥的体现。
由于怀春是一个过于烂熟的老套路，它就像一道家常菜，中国人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这虽然不至于倒读者胃口，但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所以，即使是将怀春置于现代都市文化语境之下，这看起来就是一种创新，然而，若没有“点铁成金”的功力，怀春未免平庸。事实也正如此，除了部分小说如《春阳》、《鸠绿媚》、《礼仪与卫生》、《五月》等之外，多数海派小说的怀春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怀春虽然适合海派****小说，可它并没有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美来，如果在色情文化的感召下单纯地为怀春而怀春，这种小说注定了是庸俗之作，显然，海派****小说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春阳》、《礼仪与卫生》等作为典范，它们对怀春的借用就有值得人称道的地方。婵阿姨是一个旧派女性，又被钱财所诱惑，但她一到上海，暖阳就激活了她潜在的****。怀春在《春阳》里有生命觉醒的含义在内，也只有在这片刻，她才领悟到要为自己活、为生命的欲求而活的人生要义，在平时，她可能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小说深入人物的内心，一方面，在****的驱使下，她有向外的冲动；另一方面，长期寡居生活所造成的心理变态又迫使她向内收敛，欲与理、享乐与守财构成了二重内在冲突。但是，她的因怀春而苏醒的生命意识，终于淹没在守旧的礼节、世俗的实用上，青春、生命就这样被吞噬。所以，《春阳》的价值在于：怀春意味着人性渴求被解放，“怀春”的被压制则表明传统文化下的婵阿姨是一个可怜且可悲的卑微人物。可见，怀春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它被赋予丰富的现代意义。这一点在《礼仪与卫生》中也有所体现，怀春的现代人启明在妻子的鼓励下进入一个时尚生活圈，圈中人有全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他们有如西式的现代艺术家。怀春与类似颓废、唯美联系在一起，它成为看西方的窗口，虽然这“西方”是浅表层次的。
综上，我们能说，春天意象不仅吻合海派****小说的文化背景，而且，部分优秀小说还就怀春推陈出新，怀春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海派小说以怀春这个古典意象将现代主义的颓废民族化了，所谓的洋场才子其实仍与中国传统有割不断的联系，因此，都市怀春有其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