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家诗文集，或是一张开眼睛，看见社会的一幕，便急急的捉入纸上所能得到的；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所努力做去的！
1920年代的“媒婆、处女、奶娘”论争告一段落之后，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问题仍然常常有人提起或涉及。如，事隔十几年后，茅盾在《“媒婆”与“处女”》一文中说：
从前有人说“创作”是“处女”，翻译不过是“媒婆”，意谓翻译何足道，创作乃可贵耳！
这种比喻是否确当，姑置不论。然而翻译的困难，实在不下于创作，或且难过创作。
所以真正精妙的翻译，其可宝贵，实不在翻译之下；而真正精妙的翻译，其艰难实倍于创作。“处女”固不易得，“媒婆”何尝容易做呀！
从前率先鄙薄翻译是“媒婆”而尊创作为“处女”的是郭沫若先生。现在郭先生既已译了许多……不知郭先生对于做“媒婆”的滋味，实感如何？我们相信郭先生是忠实的学者，此时他当亦自悔前言孟浪了罢？
其实郭沫若早在“处女媒婆”论提出两年后就修正了这一看法。他在《雪菜的诗·小引》（《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1923）中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这段话不只是修正了他的“前言”，而且又更进一步地深刻地点明了文学翻译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活动，文学翻译也是文学。后来郭沫若在《谈谈翻译工作》一文中再次明确强调：“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原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他还在《雪莱诗选·小序》中强调“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这一观点在193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界及翻译界的共识。如林语堂（1895—1976）在《论翻译》一文中则更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说翻译艺术文的人，须把翻译自身事业也当做一种艺术。”他援引croce“翻译即创作”的观点，主张翻译乃是一种艺术。这就将“文学翻译”提升到了“翻译文学”，确认了翻译文学自身的独立的文学价值。朱自清也从诗歌翻译的角度正确地指出：“译诗对于原作是翻译；但对于译成的语言，它既然可以增富意境，就算得一种创作。况且不但意境，它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就具体的译诗本身而论，它确可以算是创作。”
二、对文学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的探讨
直译与意译是翻译及文学翻译中的两种基本方法，其实质就是用什么样的途径和手段来进行译文与原文的转换，从比较文学角度看，这也是一个跨文化的比较文学问题。这个问题在清末民初时期已经有所涉及。晚清时代的翻译家们虽未打出“意译”的旗号，但大都不倾向于“直译”，而是选择了他们当时所理解的“译意不译词”的“意译”。以林纾、包天笑、周瘦鹃、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晚清文学翻译，在翻译时惯事删节，对原作的题名、人名乃至框架结构加以中国化的改造，以适合当时人的阅读习惯，笼统地说，就是一种“意译”。严复自称这种意译方法为“达旨”，也有人根据日本人的说法，称为“豪杰译”。
后来鲁迅、周作人鉴于中国翻译界不尊重原文的翻译盛行，不利于读者正确了解外国文化与文学，遂为“直译”正名，公开标榜“直译”，并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实践中率先实施。但周氏兄弟把“直译”看成是逐字逐句的翻译。1918年11月8日，周作人在答复张寿朋的问题时明确强调：“我以为此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1921年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写道：“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1925年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鲁迅又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另有一种意见也赞成直译，但对直译的内涵的理解与上述周氏兄弟不同，他们将“直译”与“逐字译”做了区分。如郑振铎在《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晨报》1920年7月6日）一文中也说：“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解，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大错随之，更为不对。最好的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这不但把直译与“字字比而译之”的硬译做了区别，又将意译与“过于意译”的曲译、乱译做了区别，这样一来，直译意译两种方法就统一于“存真”这一“第一要义”中了。刘半农（1891—1934）在《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1921）中，对于“直译”也做了自己的阐发，他写道：“我们的基本方法，自然是直译。因为是直译，所以我们不但要译出它的意思，还要尽力地把原文中的语言的方式保留着；又因为直译（literaltranslation）并不就是字译（transliteration），所以一方面还要顾着译文中能否文从字顺，能否合于语言的自然。”
刘半农在这里正确地区分了“直译”和“字译”的区别，和鲁迅的“直译”即“逐字译”的理解很不相同。按刘半农的意思，“直译”已经剔除了“字译”之短，兼有“意译”之长，自然就成为惟一理想的翻译方法。但这实际上就是使“意译”的存在变得没有“意义”，也就等于取消了直译与意译的对立。茅盾的观点与郑振铎、刘半农相当接近。他在《“直译”与“死译”》（《小说月报》第13卷8号，1922）一文中，进一步为“直译”正名，阐明了“直译”与“死译”的不同。他写道：“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近来颇多死译的东西，读者不察，以为是直译的毛病，未免太冤枉了直译。我相信直译在理论上是根本不错的，唯因译者能力关系，原来要直译，不意竟变作了死译，也是常有的事。”
另一种意见是反对强调尊重读者，反对逐字直译。主张意译的一派以梁实秋、赵景深为代表。他们对鲁迅的硬译提出了批评，并在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与鲁迅展开了一场一场激烈的争战。
1929年9月，梁实秋（1902—1987）写了一篇题为《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批评了鲁迅的翻译“生硬”、“别纽”、“极端难懂”、“近于死译”。梁实秋举出了鲁迅的翻译作为“令人看不懂”的例子，是刚出版不久的鲁迅译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中的三段。面对鲁迅的译文，梁实秋说：“有谁能看懂这样稀奇古怪的句法呢？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真感觉文字的艰深。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
鲁迅则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给予反驳，他承认自己是“硬译”，至于为什么要硬译，他指出那是为了引进外来句法，他说：“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增添了新语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此外，鲁迅反复强调，为什么硬译？“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指出，“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
“只要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鲁迅没有接受梁实秋的批评，主要是他认为梁实秋写这篇文章其真实目的和攻击和反对“无产文学”，关于“硬译”的驳难并不是鲁迅那篇文章的中心主题，中心主题乃是“文学的阶级性”，反映了鲁迅和新月派在刚刚兴起的“无产文学”问题上的尖锐对立，这已和翻译问题扯得较远了。
实际上，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鲁迅和梁实秋在翻译问题的上的分歧并不那么深刻。鲁迅从保存原文的“语气”出发，主张直译，不把通俗易懂作为主要目的；梁实秋则更多地从读者方面看问题，重视译文的可读性。这只是立足点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梁实秋不赞成曲译，鲁迅说自己“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两人都不赞成“曲译”。至于“硬译”，鲁迅实际上并不满意，他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1929）中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文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
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是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可见“硬译”在鲁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并非他自己所满意的。就在反驳梁实秋的那篇《“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的文章里，鲁迅更明确地说：“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从鲁迅的语气中，可见他并不认为“硬译”是理想的翻译方法，在没有更理想的译法的情况下，“硬译”不过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宜之计罢了。那既不“曲”也不“硬”的翻译才是鲁迅所满意的好的翻译。
但大约过了一年后，关于直译意译的论争却又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来。1931年，赵景深发表了《论翻译》，杨晋豪发表《从“翻译论战”说开去》，观点与上述梁实秋的看法相同，都强调“达”和“顺”的重要。于是，鲁迅与梁实秋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便转为鲁迅和赵景深之间的“信”、“顺”之争了。鲁迅在随后发表的《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一文，指出了赵景深几条的“顺而不信”的误译，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AilkyWay（银河）译为“牛奶路”。鲁迅尖刻地指出，按古希腊神话，那应该译成“神奶路”，但“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却“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了。此外，在鲁迅与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对赵景深的翻译论点也有挖苦和批评。但赵景深此后似乎并无正面回应。这场争论也以对方各执己见开始，以各执己见告终。
鉴于长期以来“直译”、“意译”各执一端的情况，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于是就有了第三种意见——即将直译意译加以调和，强调直译意译的辩证统一，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哲学家艾思奇在《翻译谈》（《语文》创刊号，1937）一文中写道：“直译和意译，不能把它看作绝对隔绝的两件事……因为‘意’的作用不过为了要帮助原作的了解，帮助原意的正确传达，同时也是帮助直译的成功。”朱光潜在《谈翻译》（《华声》一卷四期，1944）一文中更明确地写道：“依我看，直译与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存在。忠实的翻译必定要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思想情感与语言是一致的，相随而变的。一个意思只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换一个说法，意味就不完全相同。所以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不过同时我们也要顾到中西文字的习惯不同，在尽量保存原文的意蕴与风格之中，译文应是读得顺口的中文。以相当的中国语文习惯代替西文语句的习惯，而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蕴，这也无害于‘直’。”
三，关于转译与复译两种译作类型的讨论
由于译本生成的依据及途径不同，译本就形成了首译本和复译本、直接译本和转译本等不同的译本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