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在《管锥编》中，钱钟书所论证的一般都是现成的已有的结论，并没有提出崭新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命题，如“通感”、“暝色起愁”、“登高伤怀”、“愁思结成文章”、“好音以悲哀为主”、“美女恶心”、“发愤著书”之类，都是人们在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中所共知的命题。然而知有深浅，论有高低。在《管锥编》中，钱钟书对这些问题谈得透，论得深，通过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及相关材料的充类至尽的排列和分析，使这些命题从个别提高到一般，由特殊擢升为普遍，常识也就变成了学识。另一方面，从学术研究、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比较文学重在“发现”，是发现材料，在材料中发现问题，并在材料中呈现规律与结论，这就是学术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与一般哲学思想类著作的不同。从这个角度看，钱钟书的《管锥编》固然没有多少“发明”，却有不少的“发现”。
总之，钱钟书的《管锥编》带有作者强烈的学术个性，内容的博大精深与形式上的独具匠心，令后学者难以模仿，也难以超越，展现了学术研究独特的魅力。唯其如此，《管锥编》才有供后学者钻研与揣摩的足够价值，并且相当程度地刺激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在观念和方法层面，也对中国比较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二节）繁荣的保障：学科建设
随着钱钟书《管锥编》等著作的问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也很快趋于自觉。这种自觉与来自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1954年成立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是世界性的比较文学学术组织。1979年，在我国比较文学刚要复兴的时候，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九届大会在奥地利召开，我国学界对此有所耳闻。1982年，第十届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张隆溪和复旦大学的林秀清作为中国代表首次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宣读了论文，北京大学的杨周翰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郑树森教授被选为执行局理事。1985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大会在英国召开，杨周翰被选为副会长。这些都意味着，80年代初，我国的比较文学是自觉融入国际比较文学学术语境中去的。
来自国际比较文学的影响，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自觉和强化。1980年，青年学者赵毅衡（1943—）发表题为《是该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的文章。这是中国内地第一篇呼吁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文章。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
种种迹象表明，在国内，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正式诞生的时刻已经临近。笔者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近两年来（1978年秋至1980年秋）出现于各种刊物上的比较文学文章已近六十篇，而从1950年至1978年这二十九年内总共只有一百多篇，或许这个迟熟的瓜，蒂终于要落了。
他指出：“在我国，除了个别作家长年的默默努力外，没有任何从事比较文学的机构和刊物，没有任何大学设比较文学课程”，这是“不正常”的；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事实证明中西文学之间具有可比性，既可以做“媒介学”、“渊源学”、“文类学”之类的“影响研究”，也可以做“平行研究”，最后他在文末预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诞生之期已指日可待。”
1981年，张隆溪（1947—）发表《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介绍了他所聆听到的钱钟书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意见和见解。他说：“钱钟书说他自己在著作里从未提倡过‘比较文学’，而只应用过比较文学里的一些方法。‘比较’是从事研究工作包括文学研究所必需的方法……‘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张隆溪还转述了钱钟书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的一些建议和看法，谈到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钱先生认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谈到比较诗学，“钱钟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他强调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多从作品实际出发，加深中外文学修养，而仅仅搬弄一些新奇术语来故作玄虚，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补益”。关于翻译文学研究问题，张隆溪说：“钱先生谈到翻译问题时，认为我们不仅应当重视翻译，努力提高译文质量，而且应当注意研究翻译史和翻译理论”。
张隆溪的这篇文章对钱钟书意见的转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其中对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和翻译文学三方面研究的特别强调，对此后的相关研究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季羡林先生在1981年写的《应该重视比较文学研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前言》）一文中说：“比较文学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文学却似乎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很多人许多年以前就写过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就是比较文学。可见这个概念并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生根。”他提出要先从翻译的比较文学论文开始，做些启蒙的工作。
同时或稍后，李赋宁、贾植芳、乐黛云、陈惇、孙景尧、谢天振、刘介民、叶舒宪、曹顺庆、刘献彪等专家教授，就比较文学的名称、性质、学科史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等问题，纷纷发表文章。可以说，1970—80年代之交，比较文学成为了我国学术界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北京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编辑部为促进比较文学研究并交流学术思想，于1982年6月组织北京地区部分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召开了专门的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纪要发表于《读书》杂志该年度第九期。参加座谈会的有朱光潜、黄药眠、季羡林、杨周翰、李健吾、李赋宁、陈冰夷、周珏良等资深教授及严绍璗、张隆溪、温儒敏等中青年学者。学者们一致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重又兴起，是件好事，对认清中国文学的特点和地位，推动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朱光潜强调：“说比较，不外是两个方面：纵的，文化遗产有什么，哪些是应当继承的；横的，各民族的相互影响，接受了什么外来的东西”，纵横两方面都不能忽视。杨周翰等对当时已出现的比较文学中的简单比附问题做了提醒和批评，认为“不能为比较而比较”，“比较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有正确的目标”。张隆溪谈了理论上的比较与具体作品比较的关系。严绍璗提出了“在继承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的构想。这些看法都触及了当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重大基本问题，对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是一个推动。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强化，中国比较文学也朝着组织化、体制化的方向迅速发展。
在1980年代最初几年里，学术界有识之士开始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实际步骤。首先，就是在若干名牌大学里陆续恢复和重建比较文学课程，并建立独立的比较文学教研机构。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的施蛰存教授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1981年，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开始招收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并为研究生开设了《比较文学概论》、《中外文化与文学关系》等课程。1981年1月，北京大学在季羡林、李赋宁、杨周翰、杨业治、金克木等教授的支持下，在乐黛云等的积极筹划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术组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由季羡林任会长，钱钟书任顾问，乐黛云为秘书长。学会出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作为会刊，刊登校内外、国内外比较文学学术动态，发表会员的论文。北京大学的这一举动，对全国各大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比较文学教研组（后改为教研室），由陈惇主持；广西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成立广西大学比较文学教研中心，由孙景尧主持，该中心编辑出版英文期刊《文贝》（COWIE）；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成立比较文学教研室，由朱维之主持；1984年，深圳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研究所，由乐黛云主持；1985年，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也成立比较文学的教研机构。同年，北京大学则将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改建成具有独立建制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里的专业研究人员从中文系独立出来。这是全国第一个实体性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由乐黛云教授任所长。同时，辽宁、山东、上海、江苏、吉林等省（市）陆续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
在各大学、各省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机构、学术组织陆续成立的情况下，为推动全国的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1985年10月，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组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由三十一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季羡林为名誉会长，杨周翰为会长，叶水夫、贾植芳为副会长，乐黛云为秘书长，会议决定每三年召开一次大会，并不定期举办专题报告会、讲习班和讲座。会议决定将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秘书处的机关刊物为《中国比较文学通讯》。
同时，大会还决定将1984年创刊的《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刊。《中国比较文学》，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季羡林任主编，是一份以书代刊的不定期刊物，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基本上每年出版两期。到1995年，《中国比较文学》获得正式刊号，改为季刊，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合办，编辑部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核心刊物。现在看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的《中国比较文学通讯》和《中国比较文学》也是比较文学圈内仅有的两家创刊以来没有中断、一直连续出版下来的学术刊物，在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学术界，也都有较大影响。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对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大作用就是使全国的比较文学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机构，为全体同仁在教学和科研上营造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协同发展、共同进步的环境和平台，大大地增强了比较文学学科在全国的影响力，扩大了比较文学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面向世界、跟上时代、打破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内向性，而向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跨学科的研究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体制化、正规化的标志，也在此后的岁月中，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比较文学学会也纷纷成立，各大学也纷纷成立比较文学教研室、研究中心乃至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及各省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组织、学术队伍初步形成并得到整合，也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体制的初步确立，并逐渐与国际比较文学接轨。
在这种形势下，1998年，国家对二级学科进行大规模调整时，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起来，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被正式确定下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始得以安身立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整合与确立，由于行政操作上的原因而未能广泛、充分地调查和听取学者们的意见，将两者合并起来是否合适，一直存在争议。但几年的实践已经表明，这样做在总体上是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的。它充分考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文系原有的“世界文学”教研室（一般称为“外国文学教研室”）长期立足于中国文学进行外国文学教学与科研的既定事实和已有优势。
对于中文系的这些教师而言，进而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而言，“中国文学”是立足点和出发点，“世界文学”是视野和参照物，“比较文学”是观念和方法。“中国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三者具有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能割裂三者的关系，不能将“比较文学”只理解为“文学比较”，不能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空洞概念，而应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概念；说它宏观，是因为它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说它微观，是因为具体的研究中它应该有具体的国别文学的实体对象。
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这种意识，导致中文系搞外国文学的教师在教学与研究上或流于泛泛，专攻不足；或胶着于某种国别文学的研究，与外语系没有明确分工和区别，也就无法形成自己的优势与特色。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的确立可以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而言，假如不自觉利用中文系所特有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优势和氛围，就不会有学术上的特色；对于中文系其他二级学科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而言，假如仍然满足于就中国文学论中国文学，假如没有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那在许多方面就很难再有创新；就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假如仅仅幽闭在中国文学内部，就会有许多东西看不清楚，因而必须学习中外文学交流史，搞清中国文学史上“拿过来”和“送出去”的种种情形，必须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进行上下左右、横向纵向的比较，才能看清中国的民族特色、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也可以看清中国文学的缺陷和不足。
鉴于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建立，对新时期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推动，具有重大意义。再从学科建设上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之前，不论是“世界文学”专业还是“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规模都不大，80年代初期，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几个大学的中文系拥有“世界文学”硕士点，长期以来全国都没有一个博士点。到了1993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才以其显著的研究实力，首先获准建立博士点，开了一个好头。又过了五六年后，即1999年，其他几个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也拥有自己专门的博士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