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古典文学比较研究的论文佳作不少，但缺乏系统的筛选和整理。为此，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郁龙余（1946—）编选的《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收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论文二十五篇（其中二十三篇是关于中印古典文学方面的），在资料性和学术性上均很有参考价值。郁龙余在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方面，也发表了一些文章，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印度文学比较研究》一书，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的集中体现。该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中印文学发展背景”，为一般性的文化背景的陈述，下编“中国印度文学比较”是全书的核心，对中印文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与现象做了对比。例如，他认为中国文学家的身份大都是“士人”，印度作家的身份大都是“仙人”；印度文学中的女性文学是“女神文学”，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文学是“女胜文学”（即以女性为优胜性别）；中国文学尚简，印度文学尚繁等。在这种对比中，中印文学各自的特点可以得到突显。但总体看来，本书对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课题的发现与发掘还是初步的，还不够全面。有些比较还流于表面、不够深入。不过此前在中印文学比较研究领域一直没有出现一部较系统的专门著作，郁龙余的这本书填补了一个空白，其价值和意义是应该肯定的。
二、中印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
中印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是中印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印现代文学的交流，主要是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为纽带的，因此，我国的中印现代文学比较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大部分文章集中于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上。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与印度现代文学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泰戈尔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是自然的和必然的。从1920年代初到40年代，我国的报刊上就陆续发表介绍和评论泰戈尔的文章，但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则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兴起的。1979年，《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了季羡林的题为《泰戈尔与中国》的长文，开泰戈尔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先声。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泰戈尔论中国文化与中印关系；二、泰戈尔访问中国；三、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怀；四、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前途的瞻望。这四个问题涉及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的主要方面，在材料和观点等诸方面，对后来的相关论文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可以说，1980—9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大都是在季羡林这篇文章的基础上生发和展开的。
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总体论述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文章。重要的有张光磷、倪培耕及徐坤的文章。其中，张光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载《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分析了五四时期我国“泰戈尔热”形成的内因和外因，指出：“从‘五四’文坛的具体情况来看，泰戈尔那些‘表现自我’追求‘精神自由’，洋溢着泛神论思想的诗歌，正适合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使当时‘创造社’的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找到了反封建的‘喷火口’。他的冷峻如利剑，醇美如甘泉，情真意切，结构不凡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对‘文学研究会’中那些‘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们有着强烈的魅力。他那些充满‘母爱’、‘童心’、宣扬‘爱的福音’的作品自然也为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所钟爱。
以上种种因素构成了二十年代初‘泰戈尔热’在我国形成的内因条件。”倪培耕的《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南亚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长达两万余字，对1986年以前中国有关的泰戈尔译介、评论和研究的资料做了系统的收集和梳理。指出钱智修1913年发表的《台峨尔氏人生观》是中国最早介绍泰戈尔思想的文章，陈独秀1915年翻译的《赞歌》是中国最早翻译泰戈尔的诗篇，并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统计数字：1986年以前的六十五年中翻译出版的作品共三百多种，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泰戈尔专论文章二百多篇。倪培耕对这些文章在内容上做了分类和细致的评述。他认为，泰戈尔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中得到如此多的译介研究和评论，这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是不多见的现象。“这既不是由于个人的偏爱，也不是由于某个派别随心所欲的安排，它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学渊源和政治社会背景的”。
文章归纳了泰戈尔对中国作家四个方面的影响：一、他启迪了我国一些作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影响了他们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二、对我国当时新诗的发展和小诗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影响了我国一些作家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形成；四、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激励了处在彷徨不定的人走向生活。文章最后指出：在以前我们对泰戈尔的某些批评中，对于泰戈尔和企图利用泰戈尔的人，没有严格地加以区别，特别是对泰戈尔来华访问的目的，硬安上了一个反动的政治背景，对泰戈尔的思想不加具体分析，予以简单否定。这种“左”的倾向是应该摒弃的。徐坤的《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消极影响》（《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一文集中评述了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消极影响”，认为泰戈尔将东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劝诫中国青年不要仿效西方，这些言论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不相符合的，并造成了消极影响。徐坤提出的“消极影响”的问题，早在泰戈尔来华前后，早就有人指出来并做了尖锐批评。现在看来，“消极”、“积极”之类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判断恐怕都会有所不同。
二、分析泰戈尔对中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某一体裁的具体影响的文章也不少。如分析泰戈尔对冰心、郭沫若的影响方面，有方锡德的《冰心与泰戈尔》（《文艺论丛》18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何乃英的《泰戈尔与郭沫若、冰心》（《暨南学报》1998年第2期）；车永强的《试论郭沫若与泰戈尔诗的泛神论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等；研究泰戈尔与许地山、王统照、徐志摩的文学交往的文章，有周俟松、王盛的《许地山与泰戈尔》（《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姚素英的《王统照与泰戈尔》（《松辽学刊》1994年第2期）、刘根勤的《徐志摩与泰戈尔的忘年交》（《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等。其中，方锡德的文章是我国较早、较全面深入地探讨泰戈尔和冰心的影响和接受关系的论文，也是这一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他分析了冰心接受泰戈尔影响的思想基础和时代背景，认为冰心是在泰戈尔的影响下，完成了她的“爱”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母爱是一切爱力的原点和发动机。自然爱和童年爱在本质上不过是母爱的生发。它们从母爱出发，又以母爱为归宿。这就是冰心爱的哲学体系的内部构造。”他还分析了冰心的哲理小诗与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关系。柳鸿的《泰戈尔和中国新诗》（《当代外国文学》1984年第4期）也以冰心和郭沫若为对象谈了泰戈尔诗歌的影响。
三、研究泰戈尔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章有刘炎生的《泰戈尔提倡复活“东方文化”及其反响》（《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卢秉利的《略论泰戈尔访华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武陵学刊》1995年第5期）、秦林芳的《泰戈尔的哲学思想与中国现代作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等。
除了单篇论文之外，我国还出版了两种有关泰戈尔与中国文学问题的专题文集。一种是张光磷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名家论泰戈尔》，该书收集了五四以后至80年代的“中国名家”，如胡愈之、张闻天、瞿世英、郑振铎、王统照、郭沫若、沈雁冰、鲁迅、梅兰芳、冰心、季羡林等评论泰戈尔的文章二十篇，并附《泰戈尔著作中译书目》，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但该文集似乎偏重收录正面的评论文章，对泰戈尔持否定态度或保留态度的陈独秀、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有关文章，却没有收录。200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沈益洪的《泰戈尔谈中国》，该资料集除了收录泰戈尔的《在中国谈话》外，也以主要篇幅收录了中国各家的泰戈尔评论文章，共三十六篇。除上述的《中国名家论泰戈尔》已收录的之外，还有陈独秀、周作人、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文章，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专题文集。同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宜学编著的《泰戈尔与中国》，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孙宜学编写的《泰戈尔在华经历》，约十万字，是迄今介绍泰戈尔在华活动经历的文字中最为详细的。第二部分是《泰戈尔在华演讲精选》，选文十九篇。第三部分是《泰戈尔来华争论文选》，选文二十二篇。书后附《国内报刊评介泰戈尔文章索引》。
通过这些研究，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已基本搞清，但研究仍待深入。现有的文章大都止于影响关系的廓清，而如何以影响研究为基础，超越影响层面而探讨某些深层的理论问题，仍有许多题目可做。如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比较研究、泰戈尔的文艺理论与中国现代文论的比较研究等重要问题，还缺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除泰戈尔之外的印度近现代作家，因为与中国的事实联系极少，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文章还很贫乏。其中黎跃进的《普列姆昌德在中国：译介、影响与研究》（载《印度文学文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值得一读。还有普列姆昌德与鲁迅、玛尼克与鲁迅等少数几篇平行研究的文章，但写得大都不算成功。总体上看，中印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与这个领域的广阔性和重要性相比，研究还很不够。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研究中印文学（包括中印现代文学）方面的专著。中印现代文学的研究，如何在影响关系的基础上，在文学思潮、流派、比较诗学、文体形式等重要的问题上将研究推向深入，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二节））中日比较文学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有着上千年的交流史。历史上，中国古典文学给予日本文学以多方面的影响，近百年来，日本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又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中日比较文学、尤其是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高度重视，在二十年间中国与各国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中日比较文学成果最多、规模最大。严绍璗、王晓平、李树果等在中日古代、近代文学关系研究方面、吕元明、孟庆枢、王向远等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一、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
从1980年代初开始，北京大学的严绍璗（1940—）就较早地开始了中日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陆续发表了《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国外文学》1982年第2期）、《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等文章。到了1987年，严绍璗的专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问世。这是作者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虽谦称“史稿”，但却有十分明确的学术思想、强烈的学术个性贯穿全书，而不单是史料的爬梳和整理。从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来看，作者并不试图描绘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的全部图景，而只是选取若干重要的领域和课题，进行以点代面式的个案研究。全书共有八章，依次研究中日神话的关联、日本古代短歌中的汉文学形态、上古时代中国人的日本知识与日本文学的西渐、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与意义、中世时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繁荣与中国文学的影响、中世近世日本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明清俗语文学的东渐和日本江户时代小说的繁荣，共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日文学关系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严绍璗提出了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和民族特征的看法，认为日本古代文学是“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
此前，严绍璗在有关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日本文化的本质是“变异体文化”的观点。“变异体文学”显然是“变异体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严绍璗在文学研究中对“变异体文化”的进一步阐述和论证。在日本文化研究及中日比较文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强调了日本文化善于吸收消化和改造外来文化这一事实。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为日本文化为“杂种文化”，其特点是日本文化与传统文化、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达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严绍璗的“变异体”的提法，是在中日比较文学领域中将日本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这一特征更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和深刻化了。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
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如果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变异”就使新生命、新形态产生。文学的“变异”，一般说来，就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汇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
……这种共同融合而产生的文学形态，不是一种“舶来文化”，而是日本民族的文学，是表现日本民族心态的民族文学。
这种理论概括，来源于作者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成为作者研究分析具体问题的理论总纲。如作者在第一章中论述日本的“记纪神话”时指出：“记纪神话”中的“高天原”（天上界）、“苇原中国”（地上界）和“黄泉国”这三层宇宙模式，以及内含的诸种观念，是在通古斯人的萨满教、中国汉族的古典哲学，和经由中国、朝鲜传入的印度佛教等多种观念的混合影响下形成的。又如，日本和歌的基本形式特征是“五七调”，这是和歌的民族形式的根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