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学综合性比较研究的著作，虽然不免简略了些，但已初具规模，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此外，有些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著作，也有使用比较文学方法的。例如，浙江教育出版社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陆续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化丛书”中，有分别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的三部专著，都涉及与外国史诗的比较。还有的著作将某一区域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如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中的《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1994年）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有关民族——主要是维吾尔和哈萨克——的民间文学进行总体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比较文学色彩。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过伟研究员的《中国女神》，论述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上古创世女神、民间女神、道家女神、佛教女菩萨等，涉及上千个女神及其信仰民俗、文艺作品，并在与外国女神特别是古希腊女神的比较中，总结了中国女神的特色。
三、儿童文学比较研究
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外文学史上，“民间文学”中包含着一些儿童文学，如儿童文学的主要样式——童话，就与神话故事同源，称为“民间童话”；但后来出现了儿童文学作家，其创作虽与民间文学有着密切关联，但已经不是“民间”创作，而是作家的个体创作了。但两者在题材主题、文体风格和表现手法方面仍很接近。
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在中外文学史上相对独立，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中外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直以来，我国的儿童文学比较研究远远没有形成规模。进入20世纪后，周作人、赵景深，郑振铎等学者，曾撰文对中外民间童话进行比较研究，如郑振铎在1923年为叶圣陶的《稻草人》所作的序文中将叶圣陶的童话与安徒生、金斯莱、王尔德等人的童话做了简略的比较；赵景深在1927年的《童话概要》中，曾将中国明代《中山狼传》与西伯利亚童话《忘恩的蛇》比较。但30年代后，由于种种原因，童话的比较研究没有进展，直到80年代后，这方面的研究有所恢复，但成果仍然寥寥无几。
重要的论文有梁异华的《安徒生与谢德林童话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还属于外国儿童文学之间的比较。1984年，儿童文学理论家浦漫汀在《安徒生简论》（四川少儿出版社）一书中谈到了安徒生童话的世界影响。1985年，刘守华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书中有《各族民间童话的相互影响与民族特色》一章，对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民间童话的交流与影响作了大略的分析。90年代后，又有张耀辉的《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影响》（《安徽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勿罔的《叶君健与安徒生童话》（《书与人》1994年第6期）、孙海浪的《东西方儿童文学真实论初探》（《创作评论》1997年第6期）等几篇论文。
在儿童文学比较研究十分寂寥的情况下，199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汤锐女士著《儿童文学比较初探》一书，就显得十分可贵了。该书所进行的是中国与西方（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在研究中，作者借鉴了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霍尔的基于生物进化和人类文化演进之关系的“复演说”，特别是瑞士学者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有关理论，将中西儿童文学视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中西儿童文学各理出一条线索，并置于一个动态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进行比较。她认为，中西儿童文学从发生根源上看，在精神气质上一个属于“黄河型”，一个属于“地中海型”。
她把1697年法国作家夏尔·贝洛的《鹅妈妈的故事》的出版作为西方儿童文学的“独立日”，把从那以后直至19世纪末的西方儿童文学史概括为“牧歌时代”，认为牧歌时代儿童文学的特点是“慈母的原则：‘快乐’”，此外还有“爱的教育”、“童年的怀恋”、冒险、开放、浪漫、富于想象、蕴含哲理等“种族的气质”。“快乐”原则是西方儿童文学在创作意向上与中国儿童文学的最大的不同，构成了西方儿童文学的美学性格的基础。汤锐又把20世纪初开始的儿童文学史概括地称为“教育时代”，指出“教育时代”儿童文学的特点是“严父的原则：‘树人’”，即强调儿童文学对儿童性格的塑造、在道德伦理方面对儿童的教化。认为“中国儿童文学有明确的功利性质，以传达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载道）和塑造理想社会人格（树人）为坚定目标，以政治伦理型为主要特征，这是由于我们民族自神话时代起定向发展的伦理学文学传统的制约，同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征”。汤锐还写道：
“慈母的原则”是使孩子快乐愉悦，其出发点是偏于读者——接受者一边；“严父的原则”是教化不谙世事的顽童，其出发点显然是偏于作者——教导者一边。因此就产生了西方儿童文学的“快乐论”和中国儿童文学的“教育论”的分野。从席勒的“游戏说”起始，到关于小阿丽丝的荒诞童话，快乐，身心的自由愉悦，娱乐性，一直是西方儿童文坛的原始支点；而从郑振铎的“儿童文学传达道德信条和儿童期必要知识的最好的工具”（《儿童文学的教授法》1922年）到张天翼的儿童小说和童话，箴戒、道德行为的指导，教育性，也始终是中国儿童文坛的有利支柱。
这种不同又进一步造成了中西儿童文学在个体与群体、情与理、纵情与节制等价值趋向上的差异。
汤锐把20世纪西方儿童文学和80年代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分别概括为“生存时代”和“人的时代”。她认为在西方的“生存时代”的儿童文学中，对儿童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的理解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但其总的主题是“学会生存”，并出现了与生存相关的三类作品。
第一类是描写当代少年儿童在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困惑、忧虑和实际窘境及其面对困境时的介于成熟和幼稚之间的内心感受的作品。第二类是描写少年儿童面对来自社会与家庭和自然的挑战时的进取精神和生存意识。第三类是表现成年人对少年儿童的抚慰、帮助和引导的作品。出现了反传统、复归传统、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合流等倾向。而80年代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的“人的时代”，其总的主题是重建人的意识，重新审度人的价值修正评价标准是这个主题的首要内涵。具体表现为反传统、探索和表现青春期心理奥秘，人与人（儿童之间、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互相沟通与理解等方面。她指出，总体来看，中西儿童文学在差异中有了越来越多的相似点，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受到了西方儿童文学的很大影响，随着双方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中西儿童文学的合流是一个基本的趋势。
汤锐的《儿童文学比较初探》虽然篇幅不大，但作为仅有的一部中西儿童文学比较研究的专著，在对中西儿童文学所进行的纵横比较中，凸现了两者的差异和相通，具有较强的学术理论价值。汤锐的这本书主要是平行研究，在影响研究方面有所触及而未能展开。实际上，20世纪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十分频繁，80年代后西方儿童文学，特别是日本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造成了很大冲击。除了平行研究外，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在儿童文学比较研究中有更广阔的前景。
（（第二节））中外诗歌比较研究
一、中西诗歌的平行比较研究
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很早就受到重视。1980年代后，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六十来篇，出版的专门的研究著作也有好几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成果是丰华瞻的《中西诗歌比较》。
《中西诗歌比较》是此时期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关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专著。这是一本只有十二万字的小册子，但就它的学术含量、它在中西诗歌研究中的分量而言，应称它为“大著”。作者曾在80年代初应邀赴美国南加州大学讲学。其英文讲义是《中国诗与英美诗比较研究》，这本书就是在英文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且明显可以看出它保留了讲稿特有的那种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的风格。这形成了本书作为学术著作的极为可贵的一面，即完全没有那种学究式的干巴和沉闷，作者善于将深刻的、新颖的见解用亲切、晓畅的语言表达出来，娓娓道来，举重若轻，潇洒自然。没有对中西文化及诗歌的丰富知识和透彻的理解，没有深厚的文艺修养，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古人云“诗无达诂”，诗歌含意的暧昧性很容易使谈论诗歌的文章走向深奥莫测式的玄虚。因此，丰华瞻的这本书首先在学术研究与学术写作的方法论上，可以给人们提供很好的启示。他在《绪论》中写道：
理科教师把复杂的东西讲解成简单，而文科教师却把简单的东西讲成复杂。在国内看到一本谈诗歌理论的刊物，在那里我发现仍有好些文章把诗讲得复杂、奥秘、难懂。我不赞成这种讲法。我觉得在好些情况下，那些复杂、神秘完全是外加上去的，并非诗歌本来所具有。在另一些情况下，诗歌却有复杂深奥的地方，但作为讲课者，或写文章者，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尽量把问题讲得简单易懂。我不把简单的东西讲得复杂，我要把复杂的东西尽量讲得简单。
“把复杂的东西尽量讲得简单”，这实际上是最不“简单”的事，非真通者所不能为。另一方面，丰华瞻谈中西诗歌，坚持艺术本位。他在《绪论》中声明：“我将把重点放在诗歌的艺术性，诗歌的美上，我愿把诗歌作为艺术品来欣赏，来评论。本书尽量选用优秀的作品，评论介绍时着重其艺术性，谈审美的得失，翻译时也尽可能地注意艺术性。我希望把自己对诗歌的爱好传达给读者，使中西的优美诗歌能为读者所欣赏，所爱好。”可以说，作者完全达到了上述的目标。
《中西诗歌比较》由二十多篇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文章构成。内容涉及中西诗歌的不同的传统，中西诗歌的各类题材类型，中西诗人及诗歌风格，中西诗歌的语言、形象、典故、讽喻、情与景、立意、手法，中西诗歌与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关系等各个方面。有些文章、有些段落写得很有新意，对中西诗歌的特点做出了科学的、有启发性的理论概括。如在谈到中西诗歌翻译的困难时，丰华瞻指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定的文化内涵，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就很难传达。例如对于欧美人来说，玫瑰花象征爱情，而对中国人来说它只是一般的花；莲花、荷花在我们的语言中象征美丽和纯洁，但在英语中它却包含着不爱劳动、贪图安逸的意思；在我们的语言中，杜鹃是一种悲伤的鸟，而在英国人看来，杜鹃是一种快乐的鸟。
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可以使读者对诗歌翻译的在文化层面上的困难有形象的认识。在《抒情诗与史诗——两个不同的传统》一节中，丰华瞻告诉我们，从古到今，西方人都有重视史诗和长篇叙事诗而轻视抒情诗的倾向。在古希腊抒情诗连个名称都没有，而现代西方大学的教授们所讲授的，全是史诗和诗剧，抒情诗则不放在眼里。在中国，所谓诗就是抒情诗。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歌颂英雄，是因为我们不用史诗、而是用散文的形式来歌颂英雄。他对这种情况明确地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抒情诗的价值比史诗大，抒情诗容易做得精炼，长诗就难以一直保持精彩。在《爱情诗》一节中，丰华瞻写道：“西方诗人在追求女性时很热情，富于幻想，常常把她们比作天使、女神、明亮的星星、皎洁的月亮、灿烂的太阳等。我国则没有婚前的追求，因此没有西洋那样的诗篇。我国的爱情诗多是写爱情的回忆，例如男女离别后的思念，或一方去世后的悼亡。”在《女诗人》一节中，丰华瞻指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上妇女都受到歧视。作者举出了英国19世纪桂冠诗人丁尼生《公主》一诗中的一段，诗云：“男人管田庄，女人管炉炕。男人用刀剑，女人用针线。男人动脑筋，女人用感情。男人下命令，女人好好听。若不是这样，一切都搞乱了。”
而女性的感情方面的丰富，“应该与诗有比较深的缘分”。在《离别和思乡》一节中，丰华瞻引用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一句话：“倘使说中国诗的一半是关于离别的，这话并不讲得过分。”丰华瞻指出，中国地域广阔，交通不便，通信困难，古代人做官、从军打仗等，都要远离家乡和亲人，并且出门在外也充满着风险，这些情况造成了中国古代离别和思乡的诗特别多，这也是当代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例如美国建国才二百来年，交通也不算困难，因此关于离别和思乡的诗不多。在《关于隐居的诗》一节中，丰华瞻表示不同意西方人的一种说法，即“欧洲的诗歌歌颂勇士，中国的诗歌歌颂隐士”。
他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有歌颂隐居思想的诗。这是因为中国和欧洲历史上都有在权力倾轧中被排挤，或不愿与黑暗政治同流合污的人，如18世纪英国的汤姆森、19世纪美国的梭罗等都写了关于隐居的诗。而且，中国古代诗歌中常有把“渔夫”当作隐士来歌颂，如柳宗元的《渔翁》、朱敦儒的《渔夫词》等，而在英国也有把“渔夫”看成隐士，并加以歌颂的诗歌，如17世纪艾萨克·沃尔顿的《钓者大全》。在《关于生与死的诗篇》一节中，作者认为由于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西方诗歌中虽然对死亡也有哀伤的表现，但他们相信死者在天国有永恒的生命，所以19世纪诗人莱特认为女人在老死的时候美，因为死时已安详地回到了上帝那里，天国的光辉照耀着她。这种看法在中国诗人中很难找到。
中国古代诗歌中有许多是感叹人生无常、青春短暂、光阴易逝的。在《感伤主义》一节中，丰华瞻认为中国和西方都有表现感伤的诗，“中国多怀古与离别的感伤，西洋因历史、地理情况，这两种感伤较少。但西洋曾有一种思想：以感情作为培养道德的基础，因此大力提倡感情。这情况我国没有。两种定义的感伤主义中西都有。但我国的缺点是流于滥调和无病呻吟，而西洋的缺点是做得过分，有点戏剧化、流于虚假”。在《关于战争的诗篇》一节中，丰华瞻说他看过好几篇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诗歌的文章，都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对战争。他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