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四年级背不下乘法口诀，国内的朋友大惊失色，质问我们当家长的都干什么了。可是，她五年级时花了两天，很容易就背会了。国内同龄孩子早已成了做习题的机器，但却没有经历过“自然课堂”中的冒险。这种经历所激发的好奇心、探索精神和主动性，会跟着小女一生，倘若失去了这些，日后则很难补偿。
越考越傻的心理学基础
虽然中国的《义务教育法》有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不得通过考试或测试选拔录取学生，但“小升初”的考试仍然屡禁不止，或有变通的“推优入学”制度，造成教育的不公平。2009年，一项在2000余名家长中开展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家长赞成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许多家长从孩子一入小学就开始为“小升初”作准备，哪怕是反对应试教育的家长，也顶不住这种升学压力。
应试教育摧毁了孩子们的童年，使孩子从小产生厌学心理，这已经是被我们的社会普遍承认的事实。但是，仍然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严格训练有助于孩子们从小练好基本功，在未来的竞争中先人一步。真是如此吗？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国外一系列教育学的研究和心理学实验证明，以考试为中心的学习方法会让人越学越笨。
美国心理学家Richard Ryan和Wendy Grolnick曾经对小学生做过一项实验。孩子们被随意分成两组，阅读适合他们年龄的两篇短文。一组孩子被告知，读完后将有针对性地测验、打分；另一组孩子则没有这种负担，可以随兴阅读。专家们事后对这两组孩子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过程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随兴阅读的孩子比起为了考试而阅读的孩子来，对文中基本概念的理解要深入得多。同时，为考试而阅读的孩子更依赖于死记硬背的方法。一周后再进行考察，发现两组孩子对所阅读的文章都忘记了许多，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为考试而阅读的孩子忘掉的东西比起随意阅读的一组孩子来要多得多。
另外两位心理学家Edward L. Deci和Carl Benware对大学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和测试。两组大学生被要求花三个小时的时间攻读相当复杂的神经心理学文献，主要内容是关于大脑的功能。一组学生被告知他们将接受测验并被打分，另一组学生则被告知他们将有机会用从阅读中掌握的知识来教育其他人。事后心理学家对两组学生进行了测试：没有被告知有考试的一组自然有些措手不及。但是结果显示，他们对基本概念的掌握远远优于为了考试而阅读的学生。
Edward L. Deci在1969年还进行了一次略为抽象的心理实验。他把随意选出的大学生分成两组，玩一种叫Soma的积木游戏。这种积木玩具可以拼组成不同的形状，玩到复杂时可以非常具有挑战性。Edward L. Deci自己刚开始玩这些玩具时就有些欲罢不能的感觉。在他的实验中，两组学生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按照规程玩这种玩具。第一组被告知，他们每按纸上的图案拼组成一个形状，就能挣一美元。按照1969年的物价，一美元对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是相当可观的物质刺激。另一组学生则没有任何奖励，假设玩本身就是他们的动机。半个小时一到，主持实验的人告诉大家：“请等一下，我出去几分钟印出有关问卷，请各位填写。”但他出去后并未印制问卷，而是通过秘密观察孔监测屋里的动静。在两组学生一侧的桌子上，放满各种杂志，足以吸引他们的兴趣，他们等候的时候没事，也可以自由选择各种活动。结果发现，拼组一件能挣一美元的学生，基本就不接着玩了。而那些没有挣到钱的学生，许多反而是欲罢不能，用这些积木堆造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形状。
Edward L. Deci把这些实验结果归结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有效地驱动人们的行为？是内在动机，还是外在控制？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心理学大致被斯金纳所代表的“行为主义”所主宰。其核心理论是：人的行为是被环境的“强化效应”所塑造的。其意思是：你的某种行为一旦受到环境的惩罚，你就本能地回避这种行为，惩罚机制“强化”了你躲避这种行为的倾向。相反，你的某种行为一旦受到环境的奖励，你就会重复这种行为，奖励“强化”了你继续这种行为的倾向。通过考试、升学等各种奖励机制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也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于是学校不仅要有优良中差或百分制的分数，还要有排名，大家每天似乎都在进行奥林匹克式的竞争，并以竞争的结果获得奖赏。
战后美国心理学的主流则推翻了这种“行为主义”的统治，“积极心理学”由此崛起，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教育领域。“积极心理学”强调人的主动性、自发性，把人理解为积极的动物。从这样的立场看，“行为主义”的环境强化论着眼于外在控制，避而不谈内在动机，或把内在动机化约为对外在控制的反应。上述这些心理学实验证明，人的动机一旦被简化为对外在控制的反应，人就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动物，即使自己希望努力达到外在的要求，也往往力不从心。而从外在控制中获得充分自由的人，则有更多的自主性，更可能被内在动机所驱动，结果在学习和创造过程中达到一种高度警觉、好奇、兴奋乃至狂喜般的升华境界。芝加哥心理学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认为这种状态是创造力的峰巅，称之为“流” （flow） 。
孩子的天性本来就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就像玩积木，他们可以不停地玩下去，乃至不去吃饭，不肯按时睡觉。这种“贪玩”属于主动的行为，是人类创造性的基础，为了创造，人会疯狂地学习，但是，以考试和升学为核心的教育系统则彻底摧毁了这种主动性。孩子必须按照大人的意志来生活，必须赢得大人的奖励，于是渐渐丧失了生活和精神的自主性，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如上所述，我在美国长大的女儿没有“小升初”的压力，到10岁时居然连乘法口诀也不会背。此时我们并不着急，只是告诉她：现在是记住乘法口诀的时候了，否则一些数字游戏都无从下手。我还拿出一组以乘法口诀为基础的数字游戏玩给她看。我们搬家后，她进了顶尖的公立学校，因为数学不行，开始时还需要特别帮助。但是，仅一个学期不到，她就成了班上顶尖的学生，对数学越来越有兴趣。如今她满11岁了，两个多月的暑假本准备彻底“放羊”，反正她没事就在计算机前写小说，但看到她对数学已经发生了兴趣，就让她上了一周两次的俄罗斯数学班。第一天开课，我们事先连学费也没有付，准备随时撤退，省去退钱的麻烦。第一堂课完了以后，她妈妈赶紧问：“你喜欢吗？想上这个班吗？”女儿兴奋地直说喜欢，这样我们才付了学费。过去，我们早晨醒来下楼，总看到女儿在那里写小说，现在一觉醒来，则经常发现她在演算数学题。她现在的程度肯定和国内“小升初”、“奥数班”中的孩子相距甚远。那天猛然问她乘法口诀，本来已经记住的她，居然连七七四十九都给忘了，但是，人生长着呢，只要她有这种内在的动力，早晚会追上来，而且我相信她会学得更好。
看看主宰我们时代的发明创造：从互联网到iPhone，哪个是书本上教出来的？创新社会是建立在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流”的基础上的，而这些又都是应试教育所扼杀的东西。当孩子从早晨一睁眼就要准备考试、满足大人的要求时，他的内心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枯萎，渐渐丧失原创能力。难道我们整个社会、整个文明都要为之付出代价吗？
让美国的小学生回答“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的遗言，或者说“钱学森问题”，一度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据报道，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见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钱学森在与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再次提到：“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钱学森去世后，有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发表公开信。如此隆重的举动，想必一定是有些卓越的见解了，但仔细一读，是如下的文字：
……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三十余年。应当说，经过三十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有网友读罢归纳说：“看了这11位教授的公开信，全文960字，内容为：（一）回顾‘钱学森之问’；（二）教育界成就巨大，也存在一些问题；（三）总理关注；（四）应该直面，并且‘我们’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解题。 全信通篇近千字，除了新闻媒体报道的、大家已知的内容以外，属于11位教授的东西，就只剩下表态了：（1）‘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2）‘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 ’”
实际上，这11位教授至少是从反面很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从中小学到大学，中国的教育中这样的人物并不少见：他们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所能做的就是背诵一段历史教科书，引用领导人的几句讲话，然后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我们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这种政治学习般的教育模式，怎么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按理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深重的教育问题，非要等到一位早已退休、久卧病榻的95岁老人发问才来正视，这已经够有讽刺意味了。不过，这并不是说“钱学森之问”没有意义。他年轻时代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工作十几年，奠定了他一生成就的基础。他所问的中国教育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以美国教育为参照的，许多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的中国人也在问同一个问题。不久前我碰上一位曾在常青藤读基础科学博士的朋友，发现十几年不见的他已经在做生意了。他对我坦言：“我的博士读到最后就差一个论文，结果还是放弃了，实在没有动力呀。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来这里，头两年上课考试，大致都比美国同学还好，但通过资格考试后一做起研究来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在追踪自己终生关怀的问题，是在津津有味地玩自己最喜欢的游戏，简直到了忘我之境。我们呢，连为什么做这个题目都不知道，总觉得研究的东西和自己不相关。长期这样下去，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能坚持下来的很少。我们是在不同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差别太大了！”
另一位同是名校出身的工程博士也告诉我：“看看身边的中国同学，奥数金奖银奖、少年班的一大堆。但这些人成功率非常低，真能达到‘杰出’程度的几乎闻所未闻。为什么？大家从小都是做题做出来的，这和文科的死记硬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既然大家都知道中美教育的不同，那么究竟有哪些不同？因为没有对美国教育从小的亲身经验，大家对这个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还是难以回答的。所幸的是，我们这代旅美中国人的孩子大多在美国的中小学里读书，要正面回答“钱学森之问”，他们也许要比那11位教授更能胜任。
记得女儿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的科学课组织了一次外出考察，需要父母当志愿者，于是她妈妈和她一起去了。两人回来讲述了这难忘的一天，女儿也马上完成了作业，我检查了她的作业，才知道她是怎么学习科学的。
她们这次外出考察的是当地的纳什瓦河（Nashua River）。考察之前，老师对全班讲了这条河的故事：此河在本地区的河段正处于分水岭位置，分水岭的水质对下游支流有决定性的影响。纳什瓦河开始是被印第安部落占据，那时河水清澈，可以健康饮用。后来欧洲殖民者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得这块土地，他们很快学会了造纸，沿河建了许多造纸厂，把废料倾倒到河中，不仅使河流变色，而且河水浓到停止流动的程度，以至于任何生物都无法生长。20世纪60年代，当地有位叫Marion Stoddart的环保主义者梦见印第安部落的酋长哭泣，因为这条河已经死了。于是她发起了抗议运动，最终联合工会和企业领袖展开了对该河的治理，建立了八个污染处理厂和宽大的沿河自然保护带。结果，河水才开始清澈起来。老师让学生们自己去研究一下，这条河如今是否在环境上安全。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设计了对河流的测试方案。大家带着各种捕捞的网具和瓶子到河中荡舟，随时捕捞各种生物，从鱼、乌龟、各种昆虫到蚊子的卵无所不有，捞到的东西要放到瓶子里分类统计。最后得出了结果：在所捞到的生物体中，有27种是对污染极度敏感的，有253种是对污染有一定容忍力的，有18种是对污染有容忍力的，有一种对污染的容忍力不明。最后全班经过讨论得出结论：这条河流基本上健康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