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的童年固然很不幸，但在张家，还有一个更不幸的人，他就是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因为爱玲还可以逃到姑姑那里，而子静却无处可逃。因为是男孩，姑姑是讨厌他的。而在家里，并没有因为是男孩就有丝毫优势，摆脱阴郁的成长环境。
苦涩的童年
1921年12月11日，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姐姐出生一年后，来到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在张子静的眼里，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却是很少和他接触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婴幼儿时期，是在母亲的怀里长大的。可是，在张家，张子静是跟着佣人张干长大的。
1924年，张子静幼时，母亲就出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接着，又出国。在张子静看来：母亲是很神秘的，母爱也是遥远的。
母亲出国后，张子静的唯一玩伴是比他大一岁的姐姐张爱玲。
姐弟二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母亲从英国邮寄漂亮衣服和玩具回来。新衣服穿在身上，就好像过年一样高兴。玩具拿在手里，张子静给姐姐一个，自己留一个。
就这样，姐弟俩的童年里，就是失去母爱的孩子。因为有了衣服和玩具来填补，他们也没感到太大的缺憾。
一天，张子静又生病了。躺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保姆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吃，想让他断了吃糖的念头。张子静却大哭起来，把一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哭着要糖吃。于是，保姆又在他的拳头上擦上了黄连汁。他哭得更厉害了。张爱玲站在一旁，看着多病的弟弟，很心疼的样子。张爱玲后来在《私语》里写道：“带弟弟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多病的弟弟，是张爱玲最心疼的人。她很爱弟弟，那是她唯一的弟弟，也是能和她玩耍的唯一的玩伴。
不久，黄逸梵和张廷重离婚了。张家，又回复到了天津时期。有花园，有洋房，有狗，有一群佣人和一个整天吸食鸦片的父亲。
张爱玲上学了，是一所名叫黄氏的小学。她整天住在学校里，每到假日，才由家里的司机接她回家。张子静独自浸在鸦片的烟雾里，小小年纪的他觉得，也许空气就是这个味道。他只是更加孤单，仿佛身处一个浓雾的世界，仅有的声音就是张干这个不可、那个不可的唠叨。父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整天在那个诡秘的屋子里腾云驾雾。他好想姐姐，好想跟姐姐一同住到学校去。
可是，父亲是绝不允许他去学校上学的。姐姐因了妈妈的争取，得到了去学校的机会，而自己，妈妈没为自己争取这个自由，只能任由父亲摆布，跟着私塾老师学习书法和古文。
可以想得出，他有多无聊，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一个孩子整天泡在浓烟中，听着“之乎者也”，看到的是以烟枪为伴的父亲和古板迂腐的老师。他不是在上课时打瞌睡，就是假装生病不去上课。私塾老师也懒得管他。在这样一个沉抑的家里，私塾老师也想着快快把时间混过去，好出去透透气。
没落家庭里的悲剧
1934年，张子静成为一个13岁的少年。可是，他依然那么沉静。父亲又结婚了，娶了一个36岁的老女人。谁也没想到，这个女人的到来，带给张子静和姐姐张爱玲的是地狱般的生活。
张爱玲被后母打耳光后又被父亲毒打，然后关在楼下的一间空房子内。张子静好想到房内去看她，设法把她放出来，可是又不敢。因为张廷重下了命令：除了照料张爱玲的保姆何干，任何人不能去和她见面，并且还再三嘱咐看守大门的警卫要看紧大门，不允许张爱玲走出大门一步。
张子静只能远远地看着关在“监狱”的姐姐，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后来，姐姐不做操了。张子静这才知道：姐姐得了痢疾，身体虚弱。
病好后的张爱玲从家里逃了出去，逃到了母亲那里。张子静知道后，也找到母亲，要求和母亲、姐姐住在一起。但是，由于母亲负担不起姐弟两人的生活费用，只能忍痛赶走儿子。
张子静哭着离开母亲和姐姐，无奈地回到了那个如同地狱般的家里去。
在那个家里，张子静闻到的是鸦片的气味；整天看到的是瘦弱的父亲和脾气暴躁而冷酷的后母。鸦片夫妇把对姐姐的恨一并发泄在他的身上，这个瘦弱沉默不语的男孩分分秒秒的煎熬可想而知。
那遥远的亲情
母亲出国了，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男友。姐姐也逃出去了，上了学校，有了自己的生活。
张子静只能待在这个让他郁闷的家里。家庭环境让张子静变得更加沉默。他变得很高而且很瘦，经常穿着不干净的衣服。除了租连环图画书来解闷，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张廷重指责张子静：只知道逃学，是个忤逆、没志气的人。
张子静听着，什么也不说。他没姐姐那么幸运，他无处躲藏，只能终日生活在后母与父亲的淫威中；又没有受过什么新式教育，他已经对身边的一切愚钝而麻木了。在这个小小少年的心里，有的是充塞满满的寒冷与悲哀。张爱玲曾经描述了这样一件事：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儿小事，父亲打了他(弟弟)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淌。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几年后，张子静在报纸和刊物上经常看到姐姐的名字，知道姐姐成了一位著名的作家。
姐姐成名了，发表了散文《私语》，把自己在少年时代被打被关闭的事情都写了出来。张子静看后，觉得痛快了许多。当他看到父亲和后母的脸色很难看的时候，他心里就愈加的痛快，仿佛炎热的夏季里，吹进了清凉的风。
可以后，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姐姐爱上了汉奸，并且签订了婚书。张子静有了个做汉奸的姐夫，这让他的心里无法承受。
此后，抗战胜利，姐夫的逃离，然后是姐姐的出国。接着是黄逸梵的去世。
那些亲情都变得很遥远了。
在上海，尽管姑姑对他很冷淡，但比起父亲和后母要有一丝温暖，因为他从姑姑的眼神中能体会到关怀与无奈。
后来，姑姑姑父也相继去世，身边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他们在时，张子静孤独；他们不在，张子静更沉默了。一个是名声响遍大洋两岸的姐姐，有无数张迷围着她。一个是默默生活在那个没落之家、无声无息生活得如蚂蚁一样的上海人。姐姐一方的热闹显得他这边更加冷清。
手足情深
张爱玲是非常疼这个弟弟的。
1988年的一天，一位熟悉张家家世的老人，手拿报纸找到了张子静。他一见到张子静，就神色慌张地说：“你姐姐可能出事了！”
张子静一听这话，吃了一惊。
等老人走后，张子静着急了。他给上海的亲友打电话，可得到的回答是：都没有听说张爱玲出了什么事。
张子静又给远在美国的亲戚写信，可还是没得到任何消息。
张子静没办法，来到了上海市政府华侨事务办公室。他见到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他是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弟弟。张爱玲在美国没有音讯，想请华侨事务办公室帮助寻找。并且把一封写给张爱玲的信件请华侨办公室代为转交。
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情后，张子静回到家中静等消息。
大洋彼岸的姐姐终于回信了。
小弟：
你的信收到了，一直惦记着还没回信，不知道你可好。我多病，不严重也麻烦，成天忙着照料自己，占掉的时间太多，剩下的时间不够用，很着急，实在没办法。现在简直不写信了。你延迟退休最好了，退休往往于健康有害。退休了也顶好能找点轻松点的工作做。我十分庆幸表叔还有产业留下给你。姑姑是跟李开第结婚———我从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在姑姑做事的那洋行的香港分行做事，就托了他在做我的监护人。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
看着姐姐的这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来信，张子静的心里是激动的。多少年期盼的手足情，终于找到了。虽然，他们相隔很遥远，但他能感受到姐姐对他的爱。
很多尘封已久的记忆都打开了。他想起姐姐张爱玲曾经写的散文《童言无忌》，其中有写弟弟的文章。他还能记起那篇散文的内容：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儿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张子静的眼里涌出泪滴，那是埋藏在心里的思念的泪。这些年来，他从没有埋怨过姐姐。因为他知道姐姐的坎坷和磨难，他理解姐姐，也读懂姐姐内心的愁苦。
在张子静的心中，“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伤别离
1995年，刚过完中秋节。第二天，从太平洋的彼岸就传来了噩耗：张爱玲去世了。
张子静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大脑一片空白。他呆呆地坐在那里，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唯一爱她的姐姐也去世了。这世界上，他已经没有了亲人。他在痛苦之后写道：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那乱世中，张爱玲几次与弟弟别离。这次，可是永久地别离了。张爱玲安静地走了，留给张子静的是：无尽的思念，积压在心头。
张廷重夫妇是无法戒掉烟瘾的，这对没落贵族后裔，坐吃山空，挥霍无度，最终只能住进一间14平方米的小屋中。毕业后，张子静在一所中学当英文老师，时常来看望他们，尽子女之仪。也许是因为受父亲婚姻的影响，他一生未婚。在张爱玲去世两年后，这位寂寞一生的人也寂寞地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