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州在全国影响很大，即使在北京，也不例外，京城里的“苏州街”、“苏州巷”、“苏州胡同”就有好几处，其他城市是很少有这种荣耀的。就一地影响来说，会馆也是一个标志。《北平风俗类征·市肆》引汪由敦《松泉文集》说：“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地，风雨和会，车书翕至，彯缨纡组之士，于于焉云集景从。遇相会试之期，则鼓箧盈门，计偕南省，恒数千计。而投牒选部，需次待除者，月乘岁积。于是寄庑僦舍，迁徙靡常，炊珠薪桂之叹，盖伊昔已然矣。时则有置室宇以招徕其乡人者，大或合省，小或郡邑，区之曰会馆。”苏州各邑均在北京设会馆，李若虹《朝市丛载》卷三记载，长元吴会馆在延寿寺街路西，长吴会馆在长巷下三条胡同，常昭会馆在烂面胡同南头路西，昆新会馆在琉璃厂沙土园路东，太仓会馆在宣武门外球芝巷北，江震会馆在贾家胡同北头路东。凡一地会馆的多少和规模，视一地京官的多寡贫富而定，从苏州会馆之设，可知苏州籍京官人数之多。自明永乐十八年徙都北京后，每三年一次会试，以江南各省举子最多，而京师各衙门的大小官吏，也以江南人为最多，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官僚为中心的社会阶层。邓云乡在《江南风俗，京都“南风”》里说：“这个阶层讲吃，讲穿，讲第宅，讲园林，讲书画文玩，讲娱乐戏剧，岁时节令，看花饮酒，品茗弈棋，无一不以江南为尚。在这样的历史影响和延续下，江南风俗在北京就变成最高贵、最风雅、最时尚的了。”
就饮食而言，江南风味不仅合乎江南人需要，还深刻影响了五方杂处的京师，南味也就成为时尚，且看前人的咏唱，乾隆间杨米人《都门竹枝词》曰：“不是西湖五柳居，漫将酸醋溜鲜鱼。粉牌豆腐名南炒，能似家园味也无。”“家住江南烟水浔，鱼虾蚶蟹遍胡阴。北来要作尝鲜客，一段鳗鱼一段金。”嘉庆间佚名《都门竹枝词》曰：“干爹爱吃南边菜，请到儿家仔细尝。每味上来夸不绝，那知依旧庆云堂。”得硕亭《草珠一串》曰：“华筵南来盛当时，水爆清蒸作法奇。食物不时非古道，而今古道怎相宜。”近人吴思训《都门杂咏》亦曰：“水陆纷陈办咄嗟，南北庖丁尽易牙。底事老饕难下箸，偏夸异味在侬家。”南味在京师的流行，可以市肆中的饭馆、酒店、点心铺为例。
先说饭馆，京师推重苏馆，明末时苏州厨师已远赴京师主厨，为人所重，史玄《旧京遗事》就说：“京师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馀皆绍兴厨人，不及格也。”清中期以后，以苏馆作号召的南味饭馆，遍布于京师外城。得硕亭《草珠一串》曰：“苏松小馆亦堪夸，南式馄饨香片茶。可笑当垆皆少妇，馆名何事叫妈妈。”自注：“宣武门外有妈妈馆。”杨瑛昶《都门竹枝词》亦曰：“羊角新葱拌蜇皮，生开变蛋有松枝。锦华苏式新开馆，野味输他铁雀儿。”道光以后更多了，著名的就有义盛居、广和居等，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道：“义盛居者，在宣武门外达智桥口内，南省京官多饮于此，盖南味也。以四喜大丸子出名，其他清蒸类亦佳，鱼类亦佳。此肆名不甚彰，非普遍于众口者，亦广和居之比也。先君与李莼客在户部日，尝集于此，盖在同治末光绪初也。”“广和居在北半截住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其肴品以南煼腰花、江豆腐、潘氏清蒸鱼、四川辣鱼粉皮、清蒸干贝等脍炙众口。故其地虽湫隘，屋宇甚低，而食客趋之若鹜焉。”《北平风俗类征·市肆》引杨寿枬《觉花寮杂记》说：“燕京广和居酒肆，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肴馔皆南味，烹饪精洁，朝士喜之，名流常宴集于此。辛亥后，朝市变迁，肉谱酒经，亦翻新样，惟此地稍远尘嚣，热客罕至，未改旧风。”鲁迅在北京时，就是广和居的常客。还有一家三胜馆，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九记道：“南人固嗜饮食，打磨厂之口内有三胜馆者以吴菜著名。云有苏人吴润生阁读，善烹调，恒自执爨，于是所作之肴曰吴菜。余尝试，殊可口。庚子后，遂收歇矣。”
入民国后，此风更盛了，瞿兑之《杶庐所闻录》说：“满人虽讲求服饰而饮馔不知求精，宣统以前内城无南式菜馆，苏、闽、粤、川之菜，皆朝贵所未尝。及外务、邮传、度支、商部先后设立，尚侍曹司多用南人，俸给优厚，日事征逐，始尚饮食。有用火腿一只煮汁以制鱼翅而弃其肉者，有醵百金专食鱼翅一味者，有日食双凫者。满人虽侈，亦望而却步。”
再说酒店，京师酒店，各有情形，震钧《天咫偶闻》卷四说：“京师酒肆有三种，酒品亦最繁。一种为南酒店，所售者女贞、花雕、绍兴、竹叶青之属，肴品则火腿、糟鱼、蟹、松花蛋、蜜糕之属。一种为京酒店，则山左人所设，所售则雪酒、冬酒、涞酒、木瓜、干榨之属，而又各分清浊，清者，郑康成所谓一夕酒也。又有良乡酒，出良乡县，都中亦能造，止冬月有之，入春则酸，即煮为干榨矣。其肴品则煮咸栗、肉干、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枣、山楂、鸭蛋、酥鱼、兔脯之属，夏则鲜莲藕、榛、菱、杏仁、核桃，佐以冰，谓之冰碗。别有一种药酒店，则为烧酒，以花蒸成，其名极繁，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葡萄露、五加皮、莲花白之属，凡有花果，皆可名露，售此者并无肴核，又须自买于市。而诸肆向不卖菜，饮毕，亦须向他食肆另买也。”《北平风俗类征·饮食》引逸樵《陋闻曼志》说：“故都酒店，以柳泉居最著，所制色美而味醇，然向不出售碗酒。至若北酒店，更设有肴品，如糟鱼、松花、醉蟹、肉干、蔬菜，下逮干鲜果品悉备。而以特味专长者，有虾米居之兔脯，于家店之咸肉，杨家小楼之小什锦，咸著名焉。都中人民嗜饮，每日入市，呼酒具蔬，据席畅谈者不外茶经酒志之月旦而已。”南酒店菜肴自然是南味，如京酒店、药酒店，也兼有南味。至于所饮之酒，也以南酒为主，即使并非南酒，也以南酒的标准予以考察，史玄《旧京遗事》说：“易州酒如江南之三白，泉清味洌，旷代老老春。刑部街以江南造白酒法酝酿酒浆，卖青蚨尤数倍，如玉兰腊白之类则京师之常品耳。”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也说：“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如惠泉、芜湖、四美瓶头、绍兴、金华诸品，言方物也。”做冰碗的水果，也以江南所出为美，虽价高而不计，乾嘉时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就咏道：“据钱小聚足盘桓，消暑还须点食单。水果不嫌南产贵，藕丝菱片拌冰盘。”
还有点心铺，《北平风俗类征·饮食》引徐凌霄《旧都百话》说：“南人喜甜，肴馔果点，以糖为庖制之要素，甜味太浓，吃惯了南点者，不无单调之感。但旧都的点心铺、饽饽铺，却又喜欢标南糖、南果、南式、南味。明明是老北京的登州馆，也要挂‘姑苏’二字。近年在鲁豫等省设分号，则写京都。又自稻香村式的真正南味，向华北发展以来，当地的点心铺受其压迫，消失了大半壁的江山。现在除了老北京逢年逢节还忘不了几家老店的大八件、小八件、自来红、自来白外，凡是场面上往来的礼物，谁不奔向稻香村、稻香春、桂香村、真稻香村、老稻香村乎？糖多固是一病，但制法松软，不似北方饽饽式的点心之干硬，此乃南胜于北之大优点。”又引陈莲痕《京华春梦录》说：“姑苏稻香村，以售卖糕饼蜜饯著名，招额辉煌，谓他埠并无分出。然都门操糕饼蜜饯业者，以‘稻香村’三字标其肆名，几似山阴道上之应接不暇。南姬初来，以北土人情多有未谙，即食品起居，亦时苦不便，以是饮食所需，多趋稻香村，名酒佳茶，饧糖小菜，不失南味，并皆上品，以观音寺街及廊房头条两肆为巨擘。然其居停伙伴，来自维扬，皆非江南产，而标名则曰‘姑苏分出’。商侩薄德，惟利是图，作伪袭名，正彼惯技耳。”晚清时前门外大栅栏东口路北的滋兰斋，以经营南点心著名。民国时期，北京主要有两家经营南味的大店，一家是城东的稻香春，一家是城西的桂香村。
稻香春在东安市场北门路西，糕点四季迭出，花式众多，由于油糖重，放十几天也不会干，苏式的就有烧蛋糕饼、蒸蛋糕饼、肉松饼、萝卜丝饼、鲜肉饺、炸花边饺、水晶绿豆糕等；还聘来上海陆稿荐技师，专门制作苏州的酱鸭、酱鸡、酱汁肉、熏鱼、熏肉等，顾客争相购买，在商市上有很好的声誉。桂香村在西单北大街白庙胡同，自制糕点有梅花蛋糕、方蛋糕、卷蛋糕、桃酥、猪油夹沙蛋糕、蒸蛋糕、杏仁酥、袜底酥、椒盐三角酥、太师饼、云片糕、桃片糕、枣泥麻饼、五香麻糕、椒盐烘糕、定胜糕、汪绿豆糕、眉毛肉饺、苏式月饼、鲜花玫瑰饼，龙凤喜饼、重阳花糕、鲜花藤箩饼以及各种南糖，其中苏式月饼有枣泥、豆沙、玫瑰、干菜、葱油等馅；逢年过节还自制年糕、元宵、粽子等，年糕有猪油玟瑰年糕、桂花白糖年糕，元宵有白糖、豆沙、桂花、黑麻等馅，粽子则有枣泥、豆沙、咸肉、火腿等馅；自制的南糖有寸金糖、麻酥糖、豆酥糖、浇切麻片、花生糖、粽子糖、松子糖、芝麻皮糖、桂花皮糖等，还有各种瓜子、熏青豆、五香花生米、椒盐核桃、琥珀桃仁等；自制的熟食有酱汁肉、熏鱼、酱鸡、糟鸭、肉松、风鸡、笋豆、五香豆腐干、兰花豆腐干等。桂香村经销的苏州蜜饯有金橘饼、陈皮、话梅、五香橄榄等，深受顾客青睐。
上海自道光二十三年开埠后，由一个滨海小县迅速发展成为繁华的“十里洋场”，尽管华洋杂处，五方辐辏，但因为毗邻苏州，深受苏州风气影响，开埠后以苏州移民为最多，故苏州饮食仍主导市场。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三说：“苏馆则以聚丰园为最。”池志澂《沪游梦影》更有详记：“上下楼室各数十，其中为正厅，两旁为书厅、厢房，规模宏敞，装饰精雅，书画联匾，冠冕堂皇。有喜庆事，于此折笺召客，肆筵设席，海错山珍，咄嗟立办。门前悬灯结彩，鼓乐迎送，听客所为。其寻常便酌一席者，则以花鸟屏花隔之，左肴右胾，色色精美。上灯以后，饮客偕来，履舄纷纭，觥筹交错，繁弦急管，馀音绕梁，几有酒如池肉如林，蒸腾成霈之象。虽门首肩舆层累迭积，而邀客招妓之红笺使者犹络绎于道，其盛可知矣。”清末沪上著名苏馆，还有孙山馆、状元楼等，洛如花馆主人《春申浦竹枝词》曰：“愿郎莫赴孙山馆，愿郎早赴状元楼。状头他日能如愿，金花也得插侬头。”民国初则首推德和馆，胡祥翰《上海小志》卷九说：“沪上酒肆，初仅苏馆、宁馆、徽馆三种，继则京馆、粤馆、南京馆、扬州馆纷起焉。苏馆以带钩桥北德和馆为最，因翻建房屋停业。”至一九二·年代，上海的苏馆仍占有相当市场，严独鹤《沪上酒食肆之比较》说：“苏馆之最著名者，为二马路之太和园，五马路之复兴园，法大马路之鸿运楼，平望街之福兴园。苏馆之优点，在筵席之定价较廉，而地位宽敞。故人家有喜庆事，或大举宴客至数十席者，多乐就之。若真以吃字为前提，则苏馆中之菜，可谓千篇一律，平淡无奇，殊不为吃客所喜。必欲加以比较，则复兴园似最胜，太和园平平，鸿运楼有时尚佳，有时甚劣。去年馆中同人叙餐，曾集于鸿运楼，定十元一桌，而酒菜多不满人意，甚至荤盆中之火腿，俱含臭味，大类徽馆中货色，尤为荒谬。福兴园于苏馆中为后起，菜亦未见佳处。顾余虽不甚喜食苏馆中酒菜，而亦有不能不加以赞美者，则以鱼翅一味，实以苏馆中之烹调为最合法，最入味，决无怒发冲冠之象，此则为其馀各派酒馆所不及也。”在这段文字后，施济群按道：“独鹤所论，似偏于北市。以余所知，则南市尚有大码头之大酺楼，十六浦之大吉楼，所制诸菜，味尚不恶。”至于苏式糖食店，沪上遍处皆有，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三咏“姑苏糖果店”曰：“姑苏糖食各般陈，糕饼多嵌百果仁。蜜饯驰名成十景，天府贡品竞尝新。”另外，街头小吃也都是苏州风味，蒋通夫《上海城隍庙竹枝词》曰：“葱油面与蛋煎饼，常熟吴阊各一邦。手段高低吾未判，但求不碎善撑腔。”
其他地方也都有专营苏州食品的店家，如扬州便有苏式小饮食肆，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五记道：“苏式小饮食肆在炮石桥路南，门面三楹，中藏小屋三楹，于梅花中开向南窗，以看隔江山色，旁有子舍十馀间，清洁有致。”又，董伟业《扬州竹枝词》曰：“问他家本是苏州，开过茶坊又酒楼。手种奇花供客赏，三春一直到三秋。”金长福《海陵竹枝词》曰：“茶棚精雅客频邀，嫩叶旗枪味自超。闲坐雨轩留小啜，芝麻卷子又斜糕。”自注：“茶社之名，雨轩最古。近有南京馆、京江馆、苏馆、扬馆、泰馆之分。肉面、馄饨可补《梦华录》所未及。”杭州情形也是如此，清末佚名《杭俗怡情碎锦》专记当时杭州岁时风俗物产，其中《饮食类》记“苏州店”，有“酱肉，肘子，陆藳荐酱鸭，鸡，肚肠，各式酱货”。又记“苏州点心店”曰：“近年苏人在市口开设馄饨、肉馒首、烫面饺、烧买。同和改换毓香斋。”且记有“粘团，火腿肉馅，细沙白糖、粗粉黄白绽式糕，野荸荠、颐香斋各样茶食，猪油粘糕，桂花粘糕，夏则松粉方糕，冬有条头糕、黄白粘糕、块楂糕等类，熏青鱼”种种名色。如南京，周在浚《秦淮竹枝词》曰：“北人才得解征鞍，也学吴侬事事酸。金碗银盘都不用，素磁月下试龙团。”如广州，黄洪《羊城竹枝词》曰：“水绕重城俨画图，风流应不让姑苏。何人更作红云宴，留得江心一颗珠。”如成都，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曰：“三山馆本苏州式，不及新开四大园。请客何须自设馔，包来筵席省操烦。”“苏州馆卖好馄饨，各样点心供晚餐。烧鸭烧鸡烧鸽子，兴龙庵左如云屯。”
苏州食风的流行，不但在当时一线府城，下县小邑也受这种时尚引领。如福建上杭，黎士宏《闽酒曲》曰：“新泉短水柏香浮，十斛黎香载扁舟。独教吴儿专价值，编蒲泥印冒苏州。”自注：“上杭酒之佳者曰短水，犹缩水也。载货郡中，冒名三白，然香气甘洌，竟能乱真矣。”如山东潍县，郑燮《潍县竹枝词》曰：“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
有的地方受苏州饮食影响，将苏州的传统饮食加以改造，成为当地的特色饮食。如船菜，始创于苏州，无锡、嘉兴等地纷纷仿效，至清末民初已规模大备，名闻遐迩，自船菜上岸后，更鼎盛一时，连上海等地也风行起来。徐珂《闻见日钞》就说：“船菜以无锡为冠，次为苏州，又次为嘉兴，珂皆得尝之。久未出游，而沪之大加利餐社，于丁卯增设船菜；东亚酒楼，粤人所设也，戊辰正月乃弃乡味而以船菜号召，食指动矣。”再如蓑衣饼，晚明始创于苏州虎丘，至嘉庆前后消歇，袁枚《随园食单·点心单》记下了它的大致做法。想不到同光之际，蓑衣饼演化成了杭州吴山的酥油饼。《闻见日钞》说：“吾杭吴山诸茗肆，以酥油饼著称，一枚之值，自数十钱至一千有奇，光绪初叶已然。杭人不甚嗜之，以油糖过多，甘而腻也。四方游客之登吴山者必啖之，相与啧啧称杭州油酥饼不置。其实苏州早有之，即蓑衣饼也。《元和志》：‘脂油和面，一饼数层，惟虎阜制之。’汤传楹《虎丘往还记》：‘予与尤子啖蓑饼二枚，啜清茗数瓯，酣适之味，有过于酒。’施闰章诗：‘虎丘茶试蓑衣饼。’”
苏州饮食对其他地方的影响，以上只是举例说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