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信奉灾异天谴观念，认为发生灾害是君臣失德所致，因而要采取修德免灾的措施。现在看来，这些活动虽不能真正解除自然灾害，但是能起到安慰人心的作用。修德救灾是汉代比较典型的救灾方式，其表现包括因灾避正殿、因灾改元、因灾免官、因灾选士、因灾恤刑、因灾节用、因灾薄征、因灾赈济等几个方面，由于赈济内容较多，另外专门列为一节。
一、因灾避正殿
汉代君主在救灾过程中有一种仪式称为“避正殿”，后来也称为“避正寝”，有时简称为“避寝”或“避移”。因灾“避正殿”在汉代比较普遍，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我国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宋、元、明、清各朝均有因灾“避正殿”之举。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六月丙寅，雷震奉天门，避正殿省愆。丁卯，罢王府工役”。成化元年（1465年）“夏五月辛酉，大雨雹。壬戌，避正殿减膳，敕群臣修省”。这些事实表明，汉代因灾避正殿对后世影响深远，下面对其作一简单考察。
（一）汉代因灾避正殿的起源
“素服避正殿”这种行为与古代祈禳仪式有一定的关系，根据《吕氏春秋·顺民》说，商汤之时，“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先秦时期，君主在面临灾害时，总是自责一番，这一点与素服避正殿有相似之处，其区别在于，祈禳救灾的指导思想是鬼神为祟观念，认为灾害的产生是由于得罪鬼神的结果，解决的办法就是向鬼神祈求谢罪，甚至不惜用自残、自杀的办法。随着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人文精神的兴起，人类的注意力从神事转移到了人事，救灾方法从祭祀祈祷神灵也转向修理政事上，素服避正殿的重点正在于人事，这是与祈禳仪式的主要区别。当然祈禳救灾与避正殿救灾并不是截然分明的，汉代君主面对灾异，在避正殿的同时，也采取祈禳救灾，而且避正殿正是由祈禳仪式逐渐演化而来的。
因灾避正殿确切源于何时，史说不详。《六韬·立将》载：“武王问太公曰：立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是说西周时已有避正殿之举了。不过一般认为《六韬》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文中所说周武王、姜太公乃是假托，这个记载不能作为西周存在避正殿的证据。北宋的刘敞也认为“三代之典，日食无豫避之事”，此说可以作为参考。
据比较可靠的记载，避正殿最迟始于春秋时期。《左传》载，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夏六月甲戌朔发生日食。太史说：“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百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汉书·五行志》解释说：“降物，素服也。不举，去乐也。避移时，避正堂，须时移灾复也。”《左传正义》曰：“降物，谓减其物采也。《昏义》曰：‘日食则天子素服。’知百官降物亦素服也。古之素服礼无明文，盖象朝服而用素为之，如今之单衣也。近世仪注：日食则击鼓于大社，天子单衣介帻，辟正殿，坐东西堂。百官白服，坐本司。大常率官属绕大庙，过时乃罢。”日食在古代被视为严重的灾异事件，避移救日在汉代以后也是最常见的避正殿事例，因此这个记载较为可信。另据记载，晋文公（前636—前628年在位）封赏功臣，介子推无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又载，田饶事鲁哀公（前494—前467年在位），哀公不能用，“遂去之燕，燕立以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国无盗贼。哀公闻之，慨然太息，为之避寝三月，抽损上服”。这两件事都反映了君主自责的仪式，但与灾害关系不大，可作参考。
战国时期也有因灾避正殿的记载，如刘向《说苑》记载：“魏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御廪灾，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吊。”这是说魏文侯的仓库发生火灾，损失了很多珍宝，文侯是为自己损失财物难过。
（二）汉代因灾避正殿情况
汉代最早的避正殿记载出现于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当时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景帝在讨伐叛军的诏书中说：“今（吴王濞）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夭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景帝素服避正殿，一方面承认治国无方，招致祖宗、百姓受辱，显示要承担责任，更重要的一面是显示平叛的决心。如果说这次避正殿是因为兵灾的话，后来记载的14个避正殿事例都是因为自然界的灾异，列举如下：
（1）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2）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火，上及群臣皆素服”。
（3）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上以宗庙堕，素服，避正殿五日”。
（4）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四月，“甲辰，孝文庙火。上素服五日”。
（5）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哀帝初即位，未改元。“以变异连见，避正殿，见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
（6）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正月朔日蚀，哀帝“深内自责，避正殿，举直言，求过失”。
（7）光武建武七年（31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8）光武建武十七年（41年）二月乙未晦，“帝以日食避正殿，读图谶，多御坐庑下，浅露中风，发疾苦眩甚”。
（9）明帝永平三年（60）夏旱，钟离意上疏：“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邪？”
（10）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章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有司各上封事”。（明帝于八月壬子崩，章帝同日即位，未改元。）
（11）顺帝永建三年（128年）秋七月丁酉，“茂陵园寝灾，帝缟素避正殿”。
（12）献帝初平四年（193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献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月丁卯，大赦天下”。
（13）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夏六月“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
（14）献帝兴平元年（194年）秋七月，“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
汉代因灾避正殿从西汉武帝开始到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结束，几乎贯穿了整个两汉时代。当然上述事例只是留下的历史记录，“素服避正殿”实际发生率可能要高得多。因此，我们认为避正殿是一个汉代普遍实行的救灾仪式。上述14例，西汉6例，4个皇帝参与；东汉8例，5个皇帝参与。东汉的概率高于西汉。武帝之前的六七十年没有留下因灾避正殿的记载，这可能与天人感应理论在汉武帝之前尚未确立有关。东汉时，天人感应观念已经广泛为社会接受，对灾异重视的程度和举行救灾仪式的次数都要比西汉强。从救灾的对象来看，以上14例中，日食5例，火灾4例，旱灾2例，地震1例，日食地震共发1例，多灾1例。汉代日食和帝王寝庙火灾实行“素服避正殿”措施的概率最高，其他灾害则相对采取此种措施的概率较低。西汉6例，火灾、地震、日食占了绝大部分，而东汉则出现了2例因旱灾举行的避正殿仪式，这说明避正殿救灾的范围在东汉有所扩大。
（三）汉代因灾避正殿的仪式
素服避正殿的仪式包括四点内容：
1.素服
君主和大臣都要缟冠、素衣、白裳甚至白车、白马，全着白色丧服，表达悲伤、恐惧、自责的心情。这种仪式源于先秦，《周礼·春官》载：“大札、大荒、大灾素服。”注：“大札，疫病也；大荒，饥馑也；大灾，水火为害。君臣素服、缟冠。”宋人王昭禹《周礼详解》卷十九解释说：“大札、大荒、大灾皆天地之变，故王素服如丧礼焉，盖忧存乎内则发乎衣服，夫修德以销其变者本也，素服以待其变者末也，无本不立，无末不行矣。”
2.避正殿
君主不在正殿朝会，而是“坐东西堂”。正殿是君主处理政务的地方，离开正殿表示不处理政事。古代因日食而举行的避正殿还有一种仪式，当日食发生时，天子从正殿避入侧房。建武十七年（41年）二月日食时，光武帝刘秀避正殿，读图谶，“多御坐庑下”，即坐在正殿一侧的房里，可能房间简陋，以致刘秀浅露中风，生了病。北齐仍然继承了这种制度，“日蚀则太极殿西厢东向，堂东厢西向，各设御座，……事有变，（天子）闻鼓音则避正殿，就东堂服白祫单衣”。
3.不听事五日
不听事五日是汉代惯例，又叫辍朝五日，五天不再处理政事，表示对失政的反省改过。现代社会在事故发生后，官员停职反省、企业停业整顿之类的惯例大概起源于这种仪式。
4.寝兵
寝是止息的意思，兵指战事。寝兵即停止战事。寝兵也是五日，与不听事同时进行，同样表达反省之意。寝兵息政，不仅是救灾的一种仪式，同时也是古代一种顺应时令的行为。蔡邕《独断》：“冬至阳气始起，麋鹿解角，故寝兵鼓，身欲宁，志欲静，不听事，送迎五日。”
汉代避正殿的仪式，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可将后世避正殿仪式作为参考。《晋书·礼志上》载：汉仪，每月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后二日，牵牛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执事者长冠，衣绛领袖缘中衣、绛缘以行礼，如故事。
自晋受命，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着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侯日变，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着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
以上记载了西晋时期在日食发生时君主避正殿的全部仪式。西晋建立距汉代只有四五十年的时间，这个仪式应与汉代相差不大。其他如水、旱、震等灾害的避正殿仪式也应与此接近。
汉代君主“素服避正殿”行为是一种先秦流传下来的救灾仪式，是天人感应影响下形成的。天人感应是先秦时期逐渐产生的，其核心是失德天谴和修德弭灾观念。君主在灾害发生时“素服避正殿”，不仅表达了君主面对灾害而产生的恐惧、反省、自责的态度，同时也表达君主决心修德改政的一种姿态，因此，“素服避正殿”不仅可以视为修德救灾体系中的一种举措，而且更应视为政府救灾过程的开幕式，与之伴随着其他各种救灾措施，例如：下罪己诏、大赦改元、减膳撤乐、薄征缓刑、求谏选士、退残去奸、赈济灾荒等。
总之，素服避正殿行为表达了君主的救灾决心，在灾害时期起到安定和鼓励人心的作用，在汉代救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它并不是建立在科学观念之上，但是相对于盲目迷信鬼神，单纯祈祷救灾显然具有进步性。从对后世的影响看，汉代的因灾避正殿被历代王朝所沿袭，成为中国君主传统的救灾仪式，而且对现代救灾仪式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因灾自责
汉代人普遍相信天降灾害是朝廷失德所致，因此每当灾害发生，君主首先要下诏自责，反省朝政之失。这类诏书比比皆是。如西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十一月，发生了日食，当时认为这是比水旱之灾更大的危险，文帝下诏自责说：“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汉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冬十二月发生日食和地震，成帝下诏说：“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举错不中，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三月，山阳、东平地震。章帝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这里提到的“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等均属“不德”的表现。建初五年（80年）春二月发生了日食和旱灾，章帝下诏说：“朕新离供养，愆咎众著，上天降异，大变随之。”又说：“去秋雨泽不适，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凶年无时，而为备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忉忉，痛心疾首。”君主检讨“不德”必然涉及到朝政问题。
三公也有因灾自责的表现。两汉普遍认为三公作为国家皇帝之下的最高长官，具有协理阴阳的职责，对灾害的产生负有重要责任。发生灾害，为三公失职。三公自责的表现就是主动上书皇帝，承认不称职，请求治罪、辞职或退休。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由于黄河水患，关东出现流民二百万口，丞相石庆惭不任职，上书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石庆辞职是在汉武帝暗示下才表示的，后来也未得到批准。武帝以后，三公因灾自责也成为通常的表现方式。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薛广德“以岁恶民流，与丞相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俱乞骸骨，皆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
地方官员如果其辖区内发生灾害，官员也会认为是自身失职所致，会通过各种方式谢过。前面我们提到，东汉时的广汉郡五官掾谅辅因为旱灾，祈禳救灾时，就有自责之词，自称身为辅臣，“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承顺天意，至令天地否隔，万物焦枯，百姓喁喁，无所诉告，咎尽在辅”。
因灾自责是修德弭灾的一种表现，汉代从皇帝、三公到各级官员都存在着这种观念。
三、因灾改元
因灾改元，就是因灾异发生，用更换年号的办法达到禳除灾害的目的。
（一）改元的起源
年号为何称为“元”，古人有些解释。董仲舒说：“《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这是说，“元”原来是大的意思，将帝王即位第一年称为元年，是重视开始，将其视为帝王治国的基础或起点。战国以前，帝王即位建元，开始纪年，嗣君即位则重新纪年，即改元。这种一帝一纪的方式在夏、商、周普遍实行，当时一个君主不存在二次纪年，更没有年号。君主二次纪年是从战国开始的。当时，诸侯国君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相继僭越称王，为了纪念“称王”的重大意义，出现了一个君主两次建元的现象。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在徐州相会，相互称王。此年为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又改为元年，现代史书称为后元元年。此事《史记》记载有误，顾炎武《日知录》中曾有考证：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而孟子书其对惠王无不称之为王者，则非追尊之辞明矣。……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纪年》所谓今王，无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记》分为二人误耳。
紧随魏惠王改元的还有秦惠文王。前325年，秦惠文王继魏之后，始称王。此年为惠文王十三年，改明年（前324年）为更元元年。
（二）西汉改元情形分析
战国改元都是纪念“称王”大事，并且没有年号。这一点为汉初皇帝所继承。汉朝初年并没有年号，只是按帝王在位的时序纪年。如，汉高帝从元年到十二年，惠帝从元年到七年，高后从元年到八年。改元的出现始于汉文帝。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这样一来，汉文帝在位时期就分为前元、后元两个阶段。景帝则分为前元、中元、后元三个阶段，他们改元都有“与民更始”的意义，但还没有专门的年号。
武帝即位后，最初每六年使用一个号。开始叫建元，后来叫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汉武帝何时开始使用年号，学术界认识有分歧。有种观点认为，武帝使用年号始于元封元年（前110年），此前五个年号为后来的追加。汉代改元有多种情形，有即位改元，有立太子改元，有立皇后改元，有因祥瑞改元，有因灾异改元，有因纪功改元，不过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昭告上天和万民，祈福去灾。例如，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夏，京师醴泉涌出，群臣奏言：“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希望光武帝不要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建议“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因灾改元是巫术禳灾的一种手段，帝王希望在纪年名称上除旧布新，免除过去灾异带来的晦气，实际上并不能起到救灾的作用。西汉有个事件很容易说明问题。汉哀帝时，天灾不断，他本人身体有病，这时有个叫夏贺良的人，自称得到赤精子之谶，对他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得”为衍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汉哀帝相信了他的话，于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下诏说：“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出乎意料的是，“后月余，上疾自若”这时哀帝就不再相信他的话，八月下诏曰：“待诏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过听贺良等言，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皆伏辜。这次改元闹剧只过了两个月就失败了。
不过尽管如此，汉代不少帝王有过因灾改元的现象。在太初年间，由于发生旱灾，汉武帝打破了六年一更年号的规律，自太初五年始将年号更名为“天汉”。应劭曰：“时频年苦旱，故改元为天汉，以祈甘雨。”师古曰：“《大雅》有《云汉》之诗，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灾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为年号也。”其他诸帝也有类似的改元现象。如成帝河平元年春三月，诏曰：“河决东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堤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元朔元年，“山阳火生石中，改元为阳朔。”
宋人对这种频繁改元评论说：“自秦惠王十四年以初自王，改称元年，汉文因之，改后元年，孝武又因事，别建年号，后世帝王遂因袭之数年一改，以为美事，乃以改元之多寡为享国之久长，或于一岁之内有改元再三者，又一国之中有前后重复者，甚至于不待踰年而自改元，又复有改年为载者，斯皆率意妄作。”
相对而言，西汉改元比较有规律，汉武帝最初是六岁一改元，后来变为四岁一改元。武帝死后，昭帝实行六岁一改元，宣帝则实行四岁一改元，元帝则实行五岁一改元，成帝仿宣帝四岁一改元，哀帝一度动摇，但最终还是遵循了四岁一改元的旧制。所以，总体上讲，西汉不存在因灾改元，充其量只是根据灾异命名年号而已。最可笑的是王莽，他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将西汉三种六年、五年、四年一改元的制度刚试了一遍，就亡国了。王莽打破了西汉定期改元的传统，这种不定期改元的现象为东汉所继承。
（三）东汉因灾改元
东汉改元随机性较大，有的年号使用二三十年或十几年，有的只用几个月，一个帝王所用的年号，最少的只有1个，多的达到7个。这个现象说明，东汉改元多数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其中就有一部分是因灾异作出的。其中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改元比较有代表性，桓帝在位共21年，用了7个年号，最长的年号延熹用了9年，最短的和平、永康只有1年，平均每个年号只有3年。桓帝即位三年，连年大灾，桓帝第四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次日，在改元诏书中说：“四方盗窃，颇有未静，故假延临政，以须安谧。幸赖股肱御侮之助，残丑消荡，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迩洽同。远览‘复子明辟’之义，近慕先姑归授之法，及今令辰，皇帝称制。群公卿士，虔恭尔位，勉力一意，勉同断金。‘展也大成’，则所望矣。”这个年号只使用1年，又因“京师疾疫”改元元嘉，元嘉年号用了2年，又因为日食、地震改元永兴，这个年号同样只用了2年，又因地震、水灾、蝗灾改元永寿，永寿年号用了3年，又因同样的理由，改元延熹。这个年号用了9年后，次年五月“丙申，京师及上党地裂。”“壬子晦，日有食之。”“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党锢，改元永康。”
东汉除去个别使用不到一年的较短年号外，共有35个年号，除11次即位改元和1次封禅改元、2次立太子改元，2次政事改元（黄巾事件、逃离长安），剩余19次改元可能与灾异有关。前面说过，西汉改元都是定期的，只有一、两次是因为灾害临时改元的，因此，两汉因灾改元最多20次左右，甚至更少一些。从汉武帝建元以来，两汉共76个年号，因灾改元占改元总数的1/4左右。据陈业新统计，两汉诸帝共建元、改元76次，其中因自然灾害而改元者最多，占改元情形的一半。这种说法将即位、立皇太子改元等情况都包括了进去，有所夸大。
四、因灾免官
在灾害发生后，汉代君主除了自责外，同时也指责当政大臣不尽忠职守，让他们改过自新，或逼迫臣下辞职或自杀，充当替罪羊。
（一）因灾免官的起源
因灾免官可能与先秦君主“移过”于臣下的巫术有关。《左传》记载：鲁哀公六年（前489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这种移灾于臣下的办法为开明君主所不取，但作为一种巫术似乎一直存在着，直到汉文帝即位十三年（前167年），才下诏说：“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集解》引应劭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秘。”从这则材料看，这种因灾害移过于人的巫术在汉初还存在着。汉文帝虽然在巫术上取消了移过于人，但在政治上因灾免官的现象却愈演愈烈。
（二）汉代因灾异策免三公是因灾免官的典型事例
策免三公除了上面的理由之外，还有特殊的原因。因为三公对灾害具有特殊的责任。汉代人认为，丞相不亲小事，主要责任在“调理阴阳”。汉文帝时，宰相陈平就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汉书·丙吉传》载：
（汉宣帝时，丞相丙）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
既然丞相或三公都有燮理阴阳的责任，那么如果出现阴阳失调和灾异，他们当然就难辞其咎了。汉代因灾异谴责、策免丞相始自于定国。《汉书·于定国传》载：上（汉元帝）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言事者归咎于大臣。上于是数以朝日引见丞相、御史，入受诏，条责以职事，曰：“恶吏负贼，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盗贼发，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后不敢复告，以故浸广。民多冤结，州郡不理，连上书者交于阙廷。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关东流民饥寒疾疫，已诏吏转漕，虚仓廪开府臧相振救，赐寒者衣，至春犹恐不赡。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条状，陈朕过失。”定国上书谢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复以诏条责曰：“郎有从东方来者，言民父子相弃。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何以错缪至是？欲知其实。方今年岁未可预知也，即有水旱，其忧不细。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诚对，毋有所讳。”定国惶恐，上书自劾，归侯印，乞骸骨。……固辞。上乃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就第。
两汉因灾责免三公的颇多，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将时间范围扩大到整个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灾异范围包括日食、星变、地震、水旱虫疫等，三公范围除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外，还增加了大将军的事例。方式上除策免外，还增加了“责三公”的事例。
汉代有责免三公72次，西汉时期将王莽统治期计算在内只有11次，而东汉高达61次，这说明因灾责免三公形成定制是在东汉。
西汉前期策免丞相、三公的情况不算太多，而到了西汉后期元帝、成帝时则明显多了起来。东汉时，因灾责免三公则成了一种经常现象，196年间共发生责免三公事件61起，平均三年就有1次。这一方面说明了儒家阴阳五行说和灾异天谴说在汉元帝以后确立了独尊地位，还显示了元帝到西汉末和东汉后期灾害增多的现象。
不过西汉、东汉免三公有很大不同。西汉免相是真免，丞相被免后，都没有再复出的机会。西汉丞相、三公被责免时，常常极端恐惧，甚至有几个自杀的例子。而东汉大部分三公被免后都会重新任职，多是九卿之职，相当于降一级使用，一般会经过三四年又能回到三公位置上。因此，东汉有许多人会经历两三次免三公的事情。这说明，东汉对免三公已视为司空见惯之事，因灾免三公只是例行公事，并不将灾异出现视为三公严重失职行为，这一点与西汉是有区别的。例如，东汉桓帝时的黄琼，就曾多次被“免三公”。
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香之子。“永建中，公卿多荐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顷之，迁尚书令。……出为魏郡太守，稍迁太常。和平中，以选入侍讲禁中。元嘉元年，迁司空。”步入三公之职，后来又任过司徒、太尉等职，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复为司空。秋，以地震免。……其年卒，时年七十九。”
下面，我们根据《后汉书·桓帝纪》的记载，将黄琼任职情况的史料列举如下：
（1）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闰月庚午，任城王崇薨。太常黄琼为司空。
（2）桓帝元嘉二年（152年）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十一月，司空黄琼免。
（3）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冬十月，太尉袁汤免，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罢，司空赵戒免；以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4）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太尉胡广免，司徒黄琼为太尉。
（5）桓帝延熹元年（158年）秋七月己巳，云阳地裂。甲子，太尉黄琼免，太常胡广为太尉。
（6）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大将军梁冀谋为乱。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太尉胡广坐免。司徒韩演、司空孙朗下狱。……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
（7）桓帝延熹四年（161年）春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大疫。二月壬辰，武库火。司徒盛允免，大司农种暠为司徒。三月，省冗从右仆射官。太尉黄琼免。夏四月，太常刘矩为太尉。
（8）桓帝延熹四年（161年）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丁卯，原陵长寿门火。己卯，京师雨雹。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并颓裂。己酉，大赦天下。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9）桓帝延熹四年（161年）秋七月，京师雩。减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九月，司空黄琼免，大鸿胪刘宠为司空。
下面我们再介绍另一位经历多次“免三公”的人物胡广。《后汉书·胡广传》载：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父贡，交趾都尉。广少孤贫，亲执家苦。长大，随辈入郡为散吏。……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广典机事十年，出为济阴太守，以举吏不实免。复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农。汉安元年，迁司徒。质帝崩，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阳安乐乡侯。以病逊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寻以特进征拜太常，迁太尉，以日食免。复为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诛，广与司徒韩演、司空孙朗坐不卫宫，皆减死一等，夺爵土，免为庶人。后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复拜司徒。灵帝立，与太傅陈蕃参录尚书事，复封故国。以病自乞。会蕃被诛，代为太傅，总录如故。……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蕃等每朝会，辄称疾避广，时人荣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
下面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将其任职情况列举如下：
（1）顺帝汉安元年（142年）九月庚寅，广陵盗贼张婴等寇郡县。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刘寿免。甲戌，行车骑将军张乔罢。十一月壬午，司隶校尉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
（2）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六月（闰月）……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梁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
（3）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四月庚寅，京师地震。……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六月，太尉胡广罢，大司农杜乔为太尉。
（4）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九月丁卯，京师地震。太尉杜乔免。冬十月，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
（5）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秋七月，武陵蛮叛。冬十月，司空胡广罢。
（6）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冬十月，太尉袁汤免，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罢，司空赵戒免；以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7）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太尉胡广免，司徒黄琼为太尉。
（8）桓帝延熹元年（158年）秋七月己巳，云阳地裂。甲子，太尉黄琼免，太常胡广为太尉。
（9）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大将军梁冀谋为乱。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太尉胡广坐免。
（10）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司徒许栩免。五月，太常胡广为司徒。
（11）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皇太后迁于南宫。司徒胡广为太傅，隶尚书事。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12）灵帝熹平元年（172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
胡广从公元142年到172年的30年间，从步入三公开始到他死在三公高位上为止（太傅位同三公），经历了4次免三公，一次由太尉降为司空，三次由三公降为太常。
通过黄琼和胡广的事例，我们可看出，东汉的免三公一般都只是降为九卿，而且每一次又都能重新升到三公的位置上去。因此，免三公一般情况下只是降级使用，并非完全免官。东汉频繁地免三公只是在有限的公卿大臣之间换来换去，例行表面的形式，三公任免本质上可能并不一定将三公的职责、才能与自然灾害紧密联系起来，当然，三公任免更无助于消除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