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救灾，指政府采取措施调节市场，保证灾年物资供需平衡，物价平稳。其主要内容包括设立常平仓及市场监管机构，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行为。汉代的常平救灾思想继承了先秦时期的观点，并进行了初步尝试，但总体来讲，这个主张还很不成熟，实践上也没有成功。
常平救灾早在商周时期即已出现。据《逸周书·大匡》记载，西周文王统治时期，就曾在荒年实行了平均物价的政策。当时西周还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周文王在荒年发布命令，说：“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早暮，闾次均行，均行众从，积而勿囗，以罚助均，无使之穷。平均无乏，利民不淫。”大意是说，天灾之年，要平均物价，便于商旅往来，以利救灾。为防趁灾投机，禁止庄稼还没收割时就提前买卖，禁止私下交易。根据内外情况平均物价，早晚一致，各地认真执行。不允许囤积居奇，对囤积者处罚，以保证物资供应。物价平稳，物资充盈，没人为非作歹，社会才能安定。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平衡物价的主张，《管子》一书也提到了平均物价的问题：“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釡十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可得而平也。”建议在丰年物价低时，由国家收购余粮；灾年物价上涨时，国家再将存粮出售。这样既能平衡物价，国家又能获利。此外，《周礼·地官》载有贾师一职：“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贾，然后令市。凡天患，禁贵儥者，使有恒贾。””这是说先秦时期的市场上，专门设有掌管价格的官员，负责监督商品，按质定价。在天灾之年，禁止哄抬物价，使之保持平常价格。
汉宣帝时，大臣魏相曾上书说：“窃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厚，勤劳天下，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为民贫穷发仓廪，赈乏；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省诸用，宽租赋，弛山泽波池，禁秣马、酤酒、贮积，所以周急继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备。”师古曰：“秣，以粟米饲马也，酤酒者，糜费深也，贮积者，滞米粟也。”这说明西汉宣帝以前，国家曾经在灾年采取了禁止囤积粮食的措施。
关于常平救灾还要涉及到汉代的常平仓问题。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五凤四年（前54年）王益之《西汉年纪》卷21《考异》曰：《本纪》载于五凤四年，按《萧望之传》云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上善之，望之非寿昌。又望之轻丞相丙吉，左迁太子太傅，望之左迁在五凤二年，不应设常平仓在四年也。盖寿昌以常平至四年，民始便，故赐爵关内侯，纪所书者，以赐爵故也。，宣帝接受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这个制度类似于战国时的平籴平粜制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其法如下：
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战国秦汉时期的家庭农业、手工业经济非常脆弱，常常无法承受粮价的巨大波动。“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为了稳定粮价，战国时期的魏国曾经实行平籴、平粜法，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不过，汉代常平仓出台之前就受到大夫萧望之的质疑，其救灾效果并不明显。据《汉书》记载，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前47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最终元帝于初元五年（前44年）四月，宣布“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
常平仓从前54年试行，到前44年正式宣布废除，在西汉只实行了10年左右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东汉明帝时曾想恢复常平仓，但遭到朝臣反对，没有实行。《后汉书·刘般传》载东汉时，明帝曾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刘般对以“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晋书·食货志》载“显宗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永平五年（62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不详何据。这些事实说明，常平仓在汉代实行时间极短，对救灾的帮助不大。但常平救灾是汉代继承先秦均平思想和实践的一次尝试，虽然并不理想，但后来一些朝代形成了稳定的常平仓制度，不能不说与汉代有一定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王莽改革也有类似的均平制度。王莽统治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天灾连年发生，青黄不接，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困苦。他希望稳定市场物价，并对农民实行借贷，以改变农民处境，抑制富商大贾的兼并行为。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这里的常满仓应与常平仓类似，只是实施效果如何，因史书未载，不得而知。王莽又于始建国二年（10年）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王莽于长安及五都（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立五均官：“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师古曰：“庾，积也，以防民积物待贵也。”
王莽复古改制，实行五均赊贷，是将《周礼》思想付诸实践的尝试，但并不成功。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还下令设立专门人员监督“五均、六斡”的实行，每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愈病。”王莽改制严重脱离实际，背离了改革的目标，加剧了社会混乱。他的改革只实行几年时间，就乱得不可收拾，不久政权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汉代常平仓和五均赊贷的实践表明，由于国家参与了市场运作，成为与百姓交易的一方，与百姓的利益就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这样就不可能将均平思想真正实行。事实上，这些主张最终变成了富商大贾打着官府的名义以权谋私的借口。汉代均平实践的失败，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汉代常平仓之所以遭到反对，是因为违反了富商大贾的利益，妨碍他们发国难财，并不是因为对普通百姓不利。东汉时期，随着地方豪族的逐步强大，中央财力不断削弱，这种“官商”性质的救灾措施就很少实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