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上海实行罢市、罢工、罢课之“三罢”。晨，上海学生联合会派出大批学生分赴商店、工厂，动员罢市、罢工，获得响应。南市商店首先停业，至12时许，全市商店全部停业，许多店面贴上“不诛卖国贼不开市”、“挽救北京被捕学生”等标语。11时半，日商经营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5000工人罢工，纺织、机械、印刷、造船、铁路、电车等50多行业约七八万工人随之举行罢工。学生、职工纷纷走上街头，发表演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严惩曹、陆、章。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立即调遣军队四出弹压，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拘捕学生百余人。6日，上海工人罢工风潮扩大，上海锐利机器厂、求新机器厂、英商生铁厂、华商电车公司全体工人，英美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部分工人，海关造册处全体工人、职员，均举行罢工。卢永祥召集徐国梁及代理沪海道尹沈宝昌议商对策，指示“遇有学生游行演说，即由军警尽数拘拿”，“非至风潮平息，决不释放”。徐谓“警察近日多受传单感动，已呈靠不住之象”，“地方秩序非用陆军弹压不可”。卢当即允调龙华军队归徐指挥，开入市内镇压。7日，上海沪宁、沪杭甬铁路总机厂工人全体罢工。在上海罢市声中，民众殴击供应日人食品之铺商。上海商学工报四界召开联合大会，宣言“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同日，卢永祥通令淞沪戒严，宣布：戒严期间禁止集会结社及印发一切“有碍时局”之宣传晶；当局得拆阅邮信电报；必要时得侵入住宅、建筑物、船舶中进行检查。卢永祥并召集徐国梁、沈宝昌并上海总商会代表虞洽卿等策划破坏罢市办法，决定由总商会发布“劝导”开市通告，由徐、沈、虞等分赴南北市各商店胁迫开市。8日卢永祥复专门发出布告进行威胁，称“凡我商民务须即日开市。倘有暴徒阻止，强迫闭市，即属扰害公安，与土匪无异。本使有保卫商民之责，唯有尽法惩办”。8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1.5万名工人罢工。9日，上海工人罢工斗争进入高潮，全市汽车司机2000余人、浦东陆家嘴英美烟厂全体工人5000余人、英商耶松公司老船坞工人、江南船坞工人、各轮船水手、浦东美孚及亚细亚两火油栈全体工人、美商慎昌洋行电机工人、全市清洁工人及全体漆工等举行罢工。10日，沪宁、沪杭两铁路工人全体罢工，交通断绝。上海电话局、各马车行、水木行业、荣昌火柴第一和第二两厂、华昌盒片厂、大有榨油厂等全体工人、美商奇异电灯厂全体女工、日商铃木洋行全体中国职工等同时罢工。
北京国务会议讨论对付学潮办法。鉴于学潮愈演愈烈，学生捕不胜捕，议决以和平方法对待学生，被捕学生由各校校长自行保释；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以胡仁源继任；准教育部次长袁希涛辞职，以傅署教育部次长，并暂代总长事务。6日，徐世昌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8日，守护北京被拘示威学生之军警撤退，学生各归原校。同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反对胡仁源接长北京大学。
北京政府继续镇压爱国运动。北京警察干涉外交协会开会。6日，司法部通令严防共产党徒煽惑。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治安办法。8日，北京政府电江苏督军李纯等，要求“对罢市各业切实开导宣示，务令即日一律开市”。
英法日意美五国公使劝告重开南北和会。五国驻华公使由英公使代表，向徐世昌提出劝告南北和会重开说帖。同日，英驻广州领事代表五国向军政府提出同样说帖；伍廷芳接见英领事，对第二次劝告提出答复，称南方希望和会早开。
6月6日。全国各地纷纷展开“三罢”斗争南昌、九江各校学生一律罢课。南京城内外商铺全体罢市，声援学生爱国运动。7日，镇江商界罢市，声援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各界3000余人于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议决：（一）电欧使不签字；（二）取消欧战中日本压迫我国成立之条件，抄没国贼家产偿还顺济铁路垫款；（三）惩办国贼；（四）维持教育；（五）提倡国货；（六）促进和局。8日，苏州、常州、无锡、扬州续行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成都各界于少城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到数万人，会间演讲者甚多，内容多为：（一）北政府卖国贼之情形；（二）山东青岛失败之关系；（三）日本对付中国之情形；（四）我们对付日本之方法。会后沿街散发抵制日货传单。12日，唐山开滦矿务局全体煤矿工人罢工。13日，山东工商联合会电北京政府，宣布全体罢市，提出四项要求：（一）否认青岛签字，并废除“二十一条”；（二）惩办卖国贼并没收其财产；（三）促进南北议和；（四）释放被捕学生。14日，福州学生代表向私运米粮赴日并囤积大批日货之总商会会长黄瞻鸿提出质问，并检查其兄黄瞻鳌所营存有大批日货之布庄，黄谎称有匪千余抢劫该店，请警察厅派军警镇压，代表10余人甫人店门，店内潜伏打手一拥而出，施以毒殴，三人被殴重伤，三人失踪，一名营救学生之工友当场被军警刺死，又有大批军警赶赴现场，拘捕市民五人，并将群众驱散。当夜，黄氏兄弟指使党徒将日间劫持之学生代表三人杀害。15日福州商民愤激实行全市罢市，16日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下令军警大肆逮捕学生千余人予以监禁，并胁商店开市，18日李厚基迫于情势，释放被监禁学生，将黄瞻鸿兄弟押送警厅，福州开市。14日，重庆召开国民外交后援会，15日开商学界联合会，每会均到万余人，议决一致对外，誓死力争青岛，实行提倡国货。
6月7日。北京政府通电各省军政首长说明对时局问题态度。内容为：（一）声明中央对于教育始终维持；（二）已电陆专使同英、美、法协商，对山东青岛问题达到保留目的；（三）南北和议继续开议，并催朱总代表重负和议之责。8日，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联名电北京政府发表对时局意见：（一）请政府按学生意愿，将曹、陆、章免职；（二）对外交问题主张不签字，万不得已时，须有确切善后办法；（三）对南北和议主张按照原议，先解决国会问题。
6月8日。《星期评论》周刊在上海创刊。由孙中山指派戴季陶、沈玄庐主编，介绍并研究社会主义，提倡工人运动，介绍世界革命运动及中国劳工情况，亦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出至1920年6月6日第53号自动停刊。
6月9日。天津各界万余人召开国民大会议决罢市。以迫使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并明令保护各省爱国学生。当晚，天津总商会布告各商号，自10日起一律罢市，并将罢市决定及国民大会议决两项要求电达徐世昌及国务院。此举对北京政府震撼极大。
北军吴佩孚等通电发表时局主张。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促开国民会议，力争收回青岛，“以平民气，而救危亡”。15日，吴佩孚致电南军将领，建议南北将领通电反对签约，驳斥签字论调，“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之绝大之权力，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并谓：“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罢工问题的商榷》社论略谓“我们自家办的工厂、工场”，“非但不应该罢工，并且还要加工”，“因为能多出产许多国货，即所以抵制许多日货”。并谓：“中国的工人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如大家罢了工，那缺乏智识的，不免有妨碍秩序的举动，这是最可忧虑的。”
6月10日。徐世昌令准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本职。徐世昌免交通总长曹汝霖本职、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本职及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本职，并以交通次长曾毓隽代理交通部部务。消息传至天津，各界民众对未予惩办极为不满。午后，天津总商会急电徐世昌及国务院，说明“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现已发生不稳之象”，请明令惩办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谢国人而救目前”。
安福系国会议员通电绝不承认政府对青岛问题签字意见。称：“日前政府提交众议院请求同意之咨文，对于青岛问题曾郑重声明，主张暂行保留，以为异日挽救地步。”但据国务院24日电所云，“青岛问题亦在签字之列，与政府提交众议院咨文全然不符，殊堪骇异”，并声明今后政府变更计划，议员“绝对不能承认”。
6月11日。徐世昌提出辞大总统职。徐世昌以舆论坚拒签署对德和约，国内和议无成，咨达国会参众两院引咎辞职。同日，由参、众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亲自登门退还咨文，请“照常任职”。12日，徐世昌将咨文通电各省，意在博得各省同情与支持。旋有北洋系安徽、山东、黑龙江、山西、福建、四川、江西、甘肃等22省督军通电挽留。22日，国务院通电声明徐世昌业已“取消辞意”。
天津坚持继续罢市。国务院派员抵天津，会同直隶省长曹锐前往总商会乞求开市，总商会遂发出暂行开市布告。各界民众闻讯，立聚万余人，声言北京政府“未能依法从严惩办卖国贼曹、陆、章，仅以免职卸责，又无明令保护爱国学生，似此不足达到罢市目的”。总商会复再发罢市布告，12日，各商号再度罢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