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自此不再接见露娜，而露娜小姐的情书，则一封封地不断投来，这些情书幕僚人员不敢截扣，呈上去时吴佩孚看了真是啼笑皆非，迫不得已，为求免“灾”，他在露娜小姐的情书上振笔直书，批了四个大字：
“老妻尚在！”
于是便在这一段时间，由于亲戚闲话，“老妻”絮聒，吴佩孚无可奈何地要为他们一一正以名分，避免德国籍的露娜小姐再度乘“虚”而入，袭了张佩兰夫人的宝座。民国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露娜小姐示爱遭受吴佩孚婉拒之同日，吴佩孚对他的妻党施以一连串的封赠与荣典，他宣告张佩兰由篷室而扶正，张夫人的哥哥张百龄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署交通处处长，兼任洛阳市内汽车公司经理。他使张佩兰的大姐夫长春商会会长赵尊贤，官拜“侨政局副总裁”，还有张佩兰的妹婿刘绍曾，也当上了军需处长的要职。张佩兰的六妹年纪还小，犹未成人，吴佩孚便使张夫人将她迎来使署住着，徐图乘龙快婿。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天津当一名戈什哈时，吴佩孚所结识的一位文案委员，后来成为他把兄的郭绪栋，曾是共甘苦，同患难的平生知己。郭绪栋以一介文人，在北洋队伍里混不出什么名堂，辛亥革命，民国成立，郭绪栋便回家乡山东胶县住着，虽然和吴佩孚鱼雁互通，信使往还，却是不论吴佩孚怎么强挽力恳，郭绪栋始终不肯“出山相助”，来分享一下老把弟威震华夏的富贵荣华，直到吴佩孚战胜皖系，以三省副使，两省正使，兼第三师师长开府洛阳，有了根据地，某次吴佩孚顺道省视把兄把嫂，再请郭绪栋到洛阳“助他一臂之力”，郭绪栋见他情词恳切，不便再予峻却，只好开门见山，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衷。
原来，郭绪栋自回家乡，做那闲来无事的太平绅士，由于长日寂寥，而抽上了鸦片烟。郭绪栋晓得吴佩孚向来最恨这玩意儿，在他的衙门里，抽鸦片必定悬为厉禁，因此，他始终犹豫，不肯往随老把弟，叫郭绪栋戒绝鸦片，实在是年纪大了，何苦再受那一重罪；让他到吴佩孚的衙门里去开灯公然吸食哩，明知老把弟治军严明，令出必行，犯不着为他一个人为难，开例。
郭绪栋把拒不出山的原因说明白了，吴佩孚满怀欢喜，哈哈大笑，他朗爽地说：
“大哥，这件事一点不难，您一到洛阳门我便下条子，全署文武官员，自兄弟我以下谁都不许抽鸦片，唯独大哥您例外。”
问题解决，郭绪栋挈眷上洛阳，吴佩孚亲率文武百僚，迎于车站，到达洛阳使署后，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义兄弟俩整日盘桓，娓娓长谈，吴佩孚聘郭绪栋为高等顾问，对他敬爱备至，言听计从，孚威上将军一发脾气，雷霆之怒，阖署震慑，唯有郭高等顾问可以三言两语，为之化解。吴佩孚对郭绪栋敬事如兄，终生不懈。一次直奉战后，立升郭绪栋为使署秘书长，连江东才子，素为吴佩孚钦重的杨云史，也不得不暂时屈居吴大帅老把兄文案出身的郭绪栋之下。
在洛阳使署1000多名文武官员之中，经吴佩孚一再关照必须优礼相加，待遇与自己相埒者，空前绝后，只郭绪栋一人而已。
民国十二年一月初，吴佩孚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全国各地种植鸦片，违者一律处死。秘书长郭绪栋奉到吴佩孚的条子，认为在当时全面禁绝鸦片绝无可能，同时“种烟者死”用法未免“过于严峻”，因此他拿着条子去和吴佩孚研究，吴佩孚当时情绪欠佳，没顾到老把兄的面子问题，他振振有词，直斥鸦片烟之害人，甚于洪水猛兽。于是便应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郭绪栋觉得字字刺耳，语语为他而发。当下，也不等吴佩孚说完他的长篇大论，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说：
“子玉，俗话说得好：‘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承你老弟重友道，念旧交，拔我于里闸之中，这一晃，就是好几年啦。但沐荣宠，愧无建树，我看我还是早日还乡的好，希望你能成全我这个愿望。”
吴佩孚一听，这便是老把兄在以去就力争了。他惊了惊，满脸赔笑，向老把兄婉转解释，说他禁鸦片完全是从大处着眼，决无丝毫涉及老把兄的那口“例外”，请老把兄千万不要误会。但是，郭绪栋一起了归乡之念，便不容更改，他坚决求去，一次对禁烟问题的“研究”，一变而为决定郭绪栋的去留。
郭绪栋告老还乡之念已决，吴佩孚再三挽留，留他不住，内心中颇有憾意。他想起老把兄虽然当到使署秘书长，总是居于幕僚，不曾出长方面，为了补偿兼资报答，他便将郭绪栋的“告老求去”改作了“衣锦还乡”，透过曹锟的老参谋长——时任山东省长的熊炳琦，保举郭绪栋充任山东盐运使，这也是官高位尊的少数肥缺之一。然而，郭绪栋却在新职发表后，不久便以卧病闻，缠绵床笫，奄奄一息，吴佩孚遍访名医，为老把兄悉心诊治，却是郭绪栋大限已到，十二年五月病逝于洛阳使署。郭绪栋之死，使吴佩孚不胜哀痛，他曾数度为之大哭，尤且亲制一副推崇备至，情文并茂的挽联：
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由我完全负责任。
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
吴佩孚是一个极重友谊的人，郭绪栋之客死，实曾予他相当沉重的打击。
直奉第一次战后洛阳声势显赫，如日中天，各方名流时彦，络绎于途，谋差使的更是多如过江之鲫，吴佩孚则招贤纳才，衙门大开，但有一技一能之士，莫不兼容并蓄，照单全收，没有实缺可派，则暂时委为顾问、咨议、帮办营务、副官、差遣等名义，总计挂名支薪的人员即达一千余名，形成使署很大的一笔负担。
顾问、咨议之中，名流宿彦有康有为、辜鸿铭、张謇、郑孝胥、王士珍、江朝宗等。到过洛阳的有康、江二人，南通状元张謇则曾派他的长公子张孝若前来报聘。
除了顾问、咨议之外，还有各省当道派在洛阳的代表，各省代表来来往往，人数多至不可胜计，不过在公谊之外又复和吴佩孚建立了私交，于是日夕盘桓，常共宴饮的则为江苏齐燮元的代表田文渠、福建孙传芳的代表王金钰、陕西刘镇华的代表孙桓卿，以及四川杨森的代表刘泗英等，刘泗英后来且被吴佩孚留下，在他的幕府担任要职，后来做到他的秘书处长。
吴大帅在洛阳办公与会客，经常两者合而为一，使署大办公厅一幢五楹，中间做通道，吴佩孚的办公厅在通道之右一大间，正中赫然置放一张会议桌，大帅坐在左端，面前笔墨纸砚外便是一大堆的公事。上午八时开始办公，吴佩孚一面会客一面办公，访客不论来自何方，地位高低。依抵达以后顺序往上坐，坐满了时便只好在办公厅外等候。
一边批阅公文，一边耳听访客陈词，口中曼声应答，访客多半三言两语，谈完便走。若有机密大事，不宜当众道出，吴佩孚则根本不管，他认为谈的既是军国大计，便就事无不可对人言。对待各省驻洛代表也是一律待遇。有话大家当众谈，这其间当然难免有许多不便和尴尬，因此当时流传一句话：“洛阳无机密。”
洛阳使署采会食制，一日两餐，进食时间相当的长，吴佩孚有客待客，无客则与幕僚同食。他一天吃两顿，早上八点钟上班，十一点吃中饭，晚餐四点半始，直至六点七点，因为“会食”不仅是吃，而且还得谈。有时谈公事，有时听吴佩孚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的聊天，他的谈兴一高，一顿饭吃个三两个小时，那是司空见惯，常有之事。
宴客分为两等，“开大餐厅”与“进膳堂”，招待一般宾客都是“进膳堂”，每天供应两餐饭。文官省长、武将司令官督军以上，外国贵宾或外交使节拥有本国正式照会者，始得“开大餐厅”，赴正式宴会。大餐厅一开，名堂就多了，首先，陪客济济一堂，因为照吴大帅的规定，凡有贵宾，驻洛阳武官营长、文职课长以上一律列席奉陪，所以光是陪客的人数，已很可观。
文武官员奉陪之外又有军乐队，又有由十六名军中俊秀儿郎组成的唱歌班，时而侍应筵席，时而引吭高歌，以助主人的豪兴。军乐队所奏的都是吴佩孚所撰歌曲，当吴大帅酒酣耳熟，兴会淋漓，他会拉开喉咙参与合唱，这时候满厅文武必定随声附和，燕赵之声发乎洛阳，往往唱得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给中外嘉宾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跟北京、保定、天津的北洋权贵穷奢极侈，纸醉金迷相比，洛阳风气大不相同，吴佩孚律己严御下亦严，在他手下当差就该放弃一切个人的享受与欲望，除了事业还是事业，使署组织分为八大处，八大处中卧龙伏虎，很有一些真才实学，埋头苦干的人物，秘书长郭绪栋、参谋长李倬章。吴佩孚最亲信的干部白坚武，他和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是北洋法政学堂同学，与另一位郁嶷三素有“北洋三杰”之称。白坚武在使署担任政务处长，他因为吴佩孚择善固执，每天不但看报纸，还得每天汇编一次中外要闻呈阅。此外，洛阳使署的檠槃长才还有参谋处长张方岩、副官处长孙芝田，杨云史在洛阳游幕，和吴佩孚相有唱和。
兵学权威杨杰在吴佩孚洛阳使署当过中将交际处长，另一位广西桂林籍的逊清名进士张其锽字子武，也如云中之鹤般以金兰交而参使署机密政事，吴佩孚和张其锽的订交，始于民国七年吴佩孚屯兵衡阳，当时张其锽方卸湖南军事厅长任，偕谭延闾厄守零陵以与北军抗，吴佩孚和湘军立约互不侵犯，张其锽居间策划联络有功，吴张是在衡阳会晤相见恨晚而义结金兰，民国十一年直皖战后吴佩孚曾保举张其锽为广西省长。他在吴佩孚每有决策之前辄常提供意见，对吴佩孚的方针决策颇有影响，民国十二年吴佩孚五秩之庆，张其锽曾有贺诗两首，对吴佩孚的恭维相当得体，在当时是与康有为那一联并称的，诗云：
渐喜神州定，应知砥柱功，蓬莱钟淑气，海岱想雄风。说礼思遥集，浮罂智不穷，远邦惊将略，近世更谁同？
洛下花如锦，开轩值令辰，知非还折节，学易每书伸。自是回天手，无惭后乐身，更看归马日，称兕九州春。
吴佩孚招贤纳士，不惜屈节下交，洛阳幕府于是人物荟萃，埋头苦干，充满蓬蓬勃勃的朝气。以视京、保、津三地直系显要之花天酒地，酒色财气，一浊一清，相距岂止道里计？
洛阳气氛，紧张繁忙而严肃，政务处下设秘书十人，都是一时之选，他们每天办稿，自签拟以至封发，每人日可二三十件，工作效率之高，由此可以想见。又如吴大帅秘书吕哉先生所言：
“洛阳民风朴厚，将军（指吴佩孚）亦生活简单，天气炎热，绝少电扇等设备。远离城市，汽水冷饮，贵若琼浆，同仁皆以‘人丹’为解热之品。退公之后，绝无不正当之消遣，勤俭治公，洛阳足以当之。”
如果以吕哉先生所记述的“勤俭治公”洛阳精神，慨然以当天下之大任，刻苦经营，实事求是，只怕直系还可有作所为，却是，直系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群只求升官发财，亟于名利的贪欲汉，只靠一个出类拔萃，震古烁今的吴佩孚凭其愚忠，竭尽绵薄，要想以单拳只手扭转乾坤，匡定天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故所以，直系其胜也速，其败也迅。吴佩孚殚智竭虑，尽心尽力，无非是在沙滩上筑造七级浮屠而已。
直系当政为时两年，这两年之间的诸多“谐剧”，历历都是吴佩孚的血泪沧桑史。直系独霸北京政权，进入全盛时期。吴佩孚提出“法统重光”的口号，将安福国会所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迎黎元洪复职，恢复旧国会，以谋求南北的统一。吴还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即废除各省的督军和裁减军队，但这只是军阀时代的一种空谈而已，事实上吴佩孚仍坚持“武力统一”政策。
吴佩孚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英、美等国皆看好吴氏，争相结纳。他又素有爱国进步的令誉，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等也都对他进行争取，不但影响吴提出了“保护劳工”、“劳工神圣”的政治主张，并试图促成他与孙中山的联合。但吴坚持要求苏俄从外蒙撤军和归还中东铁路主权，并在1923年2月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吴氏开府洛阳，权倾成了中国最有权势之人物。朝野，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中外政客名流络绎来访。他50岁生日时，各方贺寿者麇集中州，极一时之盛。康有为赠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但与此同时，直系内部的裂痕日益加深，分化为拥吴的洛派及拥曹的保派和津派。
曹锟为了当上大总统，唆使冯玉祥、王怀庆、王承斌等直系军人演出了一场“驱黎夺印”的丑剧，将黎元洪赶下台；并以5000元至1万元一票的价格贿赂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就任大总统。吴佩孚不满曹氏所为，在洛阳埋头练兵，醉心于武力统一。他为了加强对直系军队的控制，剥夺了冯玉祥的河南地盘，并促使曹锟于1924年4月下令免去各巡阅使、督理（即督军）省长所兼的师长职务。这些举措搞得将帅离心，直系内部形成了以冯玉祥、王承斌等为首的反吴同盟。奉系自败退关外之后，在日本扶植下整军经武，蓄志再度问鼎中原。1924年9月，直系军阀、江苏督理齐燮元与皖系残余军阀、浙江督理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由，于9月15日起兵讨直，攻进朝阳、凌源，第二次直奉战争就此爆发。曹锟急召吴氏入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迎战奉军。
这场战争在山海关和热河两个战场展开，奉方兵力约25万人，直方兵力约20万人，双方均有海、空军参加作战，是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战争。奉方有备而来，装备精良，饷糈充足；直方军队系临时调集，加上财政支细，装备给养均感困难。奉军于10月7日攻陷长城要隘九门口，直军山海关阵地动摇，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拼死反攻，战况空前激烈，双方均付出重大伤亡，战事呈胶着状态。
正当吴佩孚与奉军酣战之际，直军后方发生巨变。奉令取道古北口进兵热河的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及直军将领胡景翼、孙岳等，暗中通款于奉、皖两系及国民党，于10月22日晚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截断京奉、京汉铁路，联名通电主和，宣布成立国民军，并胁迫曹锟下达停战令及罢免吴氏本兼各职。
冯的倒戈使直军阵脚大乱，吴率兵一部回救北京，被国民军在杨村击败。奉军从冷口突入长城以内，占领滦州，截断直军后路，山海关失守，直军主力全军覆没。在奉军和国民军的夹击下，吴佩孚退往天津，日本为了控制吴氏，曾由领事古田茂出面，劝其避入日租界，但吴素持“不要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的“三不主义’，予以拒绝。11月3日，吴率残部2000余人在塘沽登舰从海路南逃，到长江流域徐图再起。
吴佩孚乘船南逃，飘浮海上，处境狼狈。船至青岛，山东督理郑士琦不仅拒绝假道，而且拒绝供应淡水和粮食。吴佩孚只好再往南边，预备从上海入长江，过武汉再返洛阳。在途中，他竭力向各省军阀兜售他拟定的组织“军政府”的计划，但四处碰壁。他一气之下，径自回到洛阳，调动老部下，以图重整旗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