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又一个中国人出现了。邓向他介绍说：“这位孙先生是我的同乡。”那人显得十分热情，对孙中山连拉带劝：“到我屋里坐坐，抽根雪茄，喝杯红茶，叙叙乡情呀！”孙中山因事先和康德黎老师有约，便极力推辞。这时候，从楼房里又走出一个满面虬髯的大汉，也非常客气地请孙中山到楼里坐坐。说着，他们一边一个挽住孙中山的胳膊，不由分说把他拉了进去。等孙中山回头去找邓廷铿时，他已不见了。
孙中山一进门，便听见“呯”的一声，大门被迅速关上了，又“咔嚓”一声上了锁。孙中山看见大厅里有好几个中国人正看着他，便大声发问：“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
“走，到搂上去再说！”那两个大汉变了脸，语气也强硬起来。他们挟持着孙中山，带到三楼的一间空房子里，把他往里一推，便锁上门扬长而去。
不一会儿，一个碧眼黄须的英国老头儿走进屋里，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孙中山说：“对你来说，这里就是中国。”这句话，他一连说了两遍。孙中山这才明白，这里是中国驻英使馆，他被秘密绑架了。
“你是什么人？”孙中山用英语问道。
“我是马格里爵士，是贵国使馆的参赞。”孙中山前几天曾听康德黎老师谈起过，就是眼前这个马格里，以前在上海参加过华尔的“洋枪队”，是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不由得对他怒目而视。
马格里得意洋洋地说：“你就是孙文？”
“是的，我是孙文。”
“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来电，说你乘轮船来这里，让我们扣留你。”马格里凶相毕露地说。
“为什么？”孙中山气愤地问。
“你是贵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你一到伦敦，我就雇了侦探社的便衣跟踪了你好几天，现在终于把你捉到了。我刚才已经打电报给贵国，你必须在这里等候总理衙门的覆电。”说完，马格里不怀好意地冷笑一声，出门去了。
孙中山在房中焦急地踱步徘徊，透过窗户，凝视着蔚蓝色的天空，双眉紧锁，思考着应付窘况和脱逃的办法。
蒙难脱险
孙中山被囚于清政府驻伦敦公使馆的楼上，心中不免焦急。心想，革命大业未成，不能就此束手待毙，一定要设法逃出去，首先要把被绑架的消息告诉老师康德黎博士。
于是，孙中山疾步走到门边，请看守喊来马格里。孙中山问：“我被你们扣留在这里，能不能让我的朋友知道？”
“不行！”马格里一口回绝，“但是，你放在旅馆中的行李，可以写个便条，让这里的人去为你取来。”狡猾的马格里企图用这个办法搜索孙中山的行李，看看能否取得机密文件或其它有价值的东西。
孙中山识破了马格里的诡计，告诉他：“我不住旅店，只有康德黎博士知道我的住址。”
于是，孙中山写了一张纸条，说明他已被幽禁于中国使馆，请将他的行李送来。孙中山要马格里将这张纸条交给他的另一个老师孟生博士，请孟生转交给康德黎。
马格里接过纸条一看，皱着眉头说：“不能说被禁。”孙中山又重新写了一张纸条。马格里假意答应转交，拿着便条走了。他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一个木工，乒乓乒乓地给门上加了一把新锁，又用几根铁条把窗户钉得结结实实。
几个小时后，马格里又派来一个叫柯尔的仆人，对孙中山进行搜身检查，将他装在口袋里的钥匙、铅笔、小刀、纸张等搜索干净。
马格里对这个仆人严厉地说：“不论孙文给你多少钱，你都可以收下，但是他给你的任何一张纸片，你都必须直接呈送给我。”
“知道了，照你的吩咐办。”柯尔答道。晚上，马格里又在囚禁孙中山的房子门外加了两个门卫，日夜监视，让他插翅难飞。夜间，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门外的看守在走廊上走路的脚步声不时传入耳中。孙中山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出神，寻思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
一连几天，孙中山都是在焦急中度过，他见行李始终没有送来，便知道上了马格里这只老狐狸的当。他买通看守，悄悄弄来了纸和笔。这几天，他多次请求柯尔帮助送信，但柯尔不是拒绝，就是把信交到马格里手里。
孙中山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他只得将身边仅有的两张纸裁成几块，都写上给康德黎博士的求援信，然后用纸条裹着硬币，打开窗子，把几张纸条从窗外向街道掷去，希望能被过路的人拾到，按纸上的地址去送给康德黎博士。他想，只要有一架纸条送到，就有营救的希望了。
但事与愿违，可能是力度不够，几张裹着硬币的纸条全被使馆的人捡了去。随之而来，整个窗口都被封死了。
正当孙中山无计可施，十分苦闷的时候，马格里却酝酿着一个更加恶毒的阴谋：他准备和一家轮船公司商量，包租该公司的船只押送孙中山回中国。
按照英国的法律，未经英国政府的许可，外国使馆是不能随便捕人的。马格里认为，如果能得到一份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的书面证明，他们执行“租船押送孙中山回国”的阴谋就会比较顺利。如果此计不成，就把孙中山当作疯子，堵上嘴巴，捆起手脚，装在一只大木箱里偷运回国。
这时候，邓廷铿又在孙中山的面前出现了。邓廷铿装着十分抱歉的口吻说：“前几天强迫孙先生到此，实在是公事公办，没有办法，请孙先生海涵。”孙中山坐在椅子上，面色威严，没有吭声。邓廷铿继续谦恭地说：“兄弟今天前来看望，实在是想表达下我的个人感情。”
“你如果真的是为友谊而来。则打算怎样援助我呢？”孙中山不紧不慢地问。
邓廷铿提出：“我为孙先生想了一个办法，你可以写一封信给龚照瑷公使。信中须要竭力表白本系良民，并非乱党，只因朝廷官吏诬陷，使我遭受嫌疑，因此，亲自来到使馆，请求昭雪。”
孙中山情急之中，未多思索，按照了邓廷铿的意思，写了一封信。邓廷铿高兴万分，拿着这封信，连招呼也未打就匆匆下楼去了。
这时，孙中山大声叫了起来：“中计中计！”孙中山之所以再次坠入邓廷铿的奸计，在当时实在是以为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因为如果被押送回国“正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华侨中，都会给革命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失。
第二天，仆人柯尔照例给孙中山送来了食物和煤炭。这一天，已经是孙中山被囚的第六天了。经过多无的观察，柯尔看出孙中山是个好人，孙中山也感到柯尔富有同情心，心地比较善良。
柯尔看着孙中山愁苦的面容，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孙中山说：“我实在是个好人，并不是他们所说的疯子。我是中国的国事犯，现在被迫流亡海外。”
“什么是国事犯？”
“你听说过阿美尼亚人的事吗？”柯尔点点头。
孙中山知道英国人对基督教怀有特殊感情，就向柯尔解释道：“现在中国的皇帝要杀害我，正如土耳其苏丹要杀害阿美尼亚人一样。土耳其苏丹仇视阿美尼亚族的基督教徒，所以要杀害他们。中国皇帝仇视中国的基督教徒，也要杀害他们。我是一个中国基督教徒，而且曾经尽力谋求改革中国。凡是英国人都同情阿美尼亚人，像我这样的情况，如果让英国人民知道，也一定会同情的。”
柯尔显然被感动了，问：“不知道英国政府能不能给予援助？”孙中山很有把握地说：“英国政府一定乐于相助，这是不用说的。我的生命，现在其实是系在你的手上，你如果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我的生命就能够保存，否则，只能任其杀害。”
孙中山略微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请你再三想想：我们是以崇拜上帝为重，还是以尽职雇主为重呢？”
柯尔明白了，点点头走出去了。第二天，柯尔继续送煤进来，加完煤后，用手指指煤篓走开了。孙中山拨开煤块一看，有一个纸团。打开来，只见上面写着：
“我可以替你送一封信给你的朋友，不过写信时要小心，当心监守人的眼睛。他们在锁孔中监视你的行动。”
孙中山赶紧在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暗藏的名片，躺在床上给康德黎写了几句话，交给了柯尔。善良的柯尔在另一位英国女仆的帮助下，冒着被使馆解雇的风险，终于把孙中山被诱捕囚禁的消息告诉了康德黎博士。孙中山失踪后，康德黎博士十分焦急。一接到孙中山被绑架的亲笔信，马上找到孟生博士，一齐商量营救的办法。他们首先报告了伦敦警察局，要求警方干涉此事，遭到婉拒。接着，他们又赶到英国外交部，那些官员也都模棱两可，不肯马上交涉。为了抓紧营救，康德黎急忙赶去雇私人侦探，日夜监视中国使馆，防止他们把孙中山暗中转移。
孟生博士赶到使馆求见，出来接待的是一个翻译，此人正是邓廷铿。孟生开门见山他说：“我要见一见孙逸仙先生！”
邓廷铿故作惊讶：“什么孙逸仙？这里没有此人！”当天夜里，康德黎博士又赶到伦敦最有名的《泰晤士报》社，揭露中国使馆的违法行为，碰了钉子，只得又到其他报社奔波求援。第二天，《地球报》用“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发表了这个消息。
当天，《中央新闻》、《每日邮报》的记者纷纷来访康德黎。次日，伦敦的各家大报又以特大标题，竞相报道了中国公使馆这一丑闻。
消息传开，舆论为之大哗，英国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英国公众拥到清使馆门口，高呼“释放孙逸仙”的口号。有人愤怒地声称，如不放出孙逸仙，就要捣毁清使馆。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只得派遣代表向清使馆提出交涉。英国首相兼外交部大臣沙利斯堡还向清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按照国际公法和惯例，迅速释放孙逸仙。
10月23日，被非法囚禁了十二天的孙中山终于被释放了。当他从使馆出来时，伦敦的街头人山人海，热情的英国公众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他们纷纷向孙中山挥手致意，热情地齐声欢呼：“孙逸仙！孙逸仙！”
此情此景，充满着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无限感慨，无限激动。回到旅馆，记者们蜂拥而至，把孙中山团团包围起来。孙中山慷慨陈词，详细揭露了清政府这一卑劣的绑架阴谋。英国各报继续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个事件的始末。
这样，这次卑鄙的绑架事使清政府的腐朽和残忍本性更加臭名远扬，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名字瞬间便传遍了全世界。
潜心研读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为经历了一次死亡的危险就畏直不前，孙中山虽然在伦敦遇险，差点被杀头，但丝毫没有削弱革命意志。正如他在获释第二天给伦敦各报主笔所写的声明那样：“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孙中山反思自己的革命经历，深深感到自己的才智和学识还不足以应付实际斗争的需要，便决定暂留伦敦，这样做一方面能比较从容地思考一下今后的计划，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潜心研究，并实地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情况，进一步探求救国的真理。
就这样，孙中山开始了一段在异国读书、研究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几乎天天都泡在博物院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几乎对一切都感兴趣：外交、法律、矿物、农业、畜牧、机械、政治、经济等，各种书籍都看，而尤其重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他这样日夜苦读，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的。后来他曾说，他所学的一切学问，都是“革命之学问”，凡任何有助于增进革命知识和能力的，他都认真去研究，作为组成他的“革命学”的素材。
清使馆对孙中山的动向仍然十分关注，他们继续委托侦探社监视孙中山的行动。该侦探社1897年4月18日向使馆的报告，今天读来是很有意思的：
“他（指孙中山）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谭文省街46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他不变的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的为要吃些点心，就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6月24日，侦探社又报告说：“此人经常地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在那里停留至下午7时或8时。”
这些报告，成了孙中山当年居留伦敦时刻苦读书的真实记录。康德黎博士后来也与友人谈到过：“孙逸仙在伦敦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浪费过光阴。他时时都在工作，他所读的书，各方面都有……孙逸仙在今日的中国，是一个获得最广博最高尚教育的人，这是无疑的。”
孙中山曾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他爱好读书，甚至在危急情况时也矢志不移。有一天晚上，阅览室里的读者都走了，孙中山已经十分疲倦，就伏在桌子上休息一会。这时，他晚饭还没吃，摸摸口袋，生活费已经所剩无几。就在他准备出门买面包时，进来了三个中国留学生找他讨论问题。一位稍微年长一些的学生见他满面倦客，关心地问：
“孙先生近来身体怎样？”
“不错！”孙中山打起精神回答。伦敦的中国留学生与孙中山的关系比较融洽，知道他生活困窘，便时常接济他。这时，其中另一位中国留学生笑着说：
“恐怕又是囊中羞涩了吧。”孙中山拍拍口袋说：“今晚还能过得去。”说完，那三位同时笑了起来。他们拉着孙中山去吃饭，又共同凑了三四十英磅送给他。
可是不到三天，孙中山就把这笔钱几乎都用来买了新书，其中有许多关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在孙中山看来，为了探求救国的道理，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一两顿饭不吃不要紧，学习比吃饭更重要。
孙中山在英国这一时期，除了通过读书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接触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说外，还找机会认真地观察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
他经常专门抽空到英国宪政俱乐部等处考察调查，跟流亡伦敦的各国革命者交流经验，商讨问题。他看到英国虽然富强，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却十分悲惨。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竟遭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
对于英国社会的这些现实情况，孙中山感触颇深。他设想通过一些办法，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祸害”。他的社会经济观点--民生主义，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他决定采取民生主义，与民族、民权两个问题同时解决，初步形成了三民主义的主张。
由于当时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多，距离中国又路途遥远，孙中山决定离英赴日，就近谋划中国革命。他离开伦敦，又一次横渡大西洋，经过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于1897年8月中旬再次到达日本横滨。
在横滨，孙中山结识了两个日本朋友，一个叫宫崎寅藏，一个叫平山周。他们都是听说中国革命家在伦敦蒙难的传奇事件后，慕名前来求访的。他们和孙中山一见如故，畅谈革命，终日不倦。
宫崎寅藏是日本著名的浪人。他比孙中山小五岁，号白浪滔天，相貌雄伟，蓄一口长髯，他是一个游侠式的人物，性情豪爽，交流广泛，行踪不定。
有钱的时候，他狂歌善舞，挥金如土，为朋友的急难解囊相助，可以一掷千金；无钱的时候，他就沿街说书、卖艺、唱浪花节来维持生计，蓬头破衣，如同乞丐一样。就是他，后来写了著名的《三十三年落花梦》。
平山周是个二十六、七岁的日本青年，英俊倜傥，性格耿直，也和孙中山很谈得来。
